提起日本天皇，从明治到昭和时代，君临万民，高高在上，好不威风！如果不是在二战中失败，昭和天皇与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的合影公之于众，人们真以为天皇如同天上的“玉皇大帝”。

说到近代，由于维新人士的高捧，要求军人、学生、平民百姓以忠君爱国为己任，一时间天皇成了所有日本人心目中的偶像，为天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成了广大军人的自觉行动；为天皇而学习，报效国家，成了每个学子的神圣使命。内村鉴三为1891年东京第一高等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本信奉基督教，故而在学校举行的教育敕语“安奉大典”上，为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良知自由”，坚决拒绝校长要求全体师生向天皇御笔行鞠躬礼，认为行礼与“崇拜偶像”无异，这有违基督教。内村的行为很快酿成轩然大波，遭到社会上包括哲学家及教育家在内公知分子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遵从天皇是最基本的世俗义务，应超越任何宗教信仰。

其实，将天皇捧为神君古已有之。十八世纪的日本思想家本居宣长就曾指出，天皇扮演着连接现世与精神的角色。同时期的思想家会泽正志斋更强调，天皇是日本的象征。由此可见天皇在日本至高无上的地位。

既然天皇在日本备受崇拜，则历史为何记载第107代天皇后阳成天皇“惟有以泪洗面”呢？以天皇所享有的无与伦比的威权，谁会胆大包天给天皇“穿小鞋”呢？就这个话题，让我们穿越历史去一探究竟。

天皇也有“落魄凤凰——不如鸡”的时候

恰如《增广贤文》里所写，“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意猫儿雄过虎，落坡凤凰不如鸡。”别看天皇在远古和近代威风八面，受到臣民无限崇拜，然而天皇毕竟也是人而非神，故而也有落难、失势的时候，这就叫生不逢时。

1467-1477年，建于公元八世纪、融寺院与豪宅于一体的历代天皇居所京都在应仁之乱中毁之一炬，此后一百多年，天皇穷困潦倒，个别天皇去世后甚至连下葬的钱都没有，足见天皇落魄的程度。

战国后期，随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相继亮相，多年来混战局面逐渐稳定下来，天皇及皇室的财政拮据状况才得以缓解。

丰臣秀吉出身寒微，为树立威权，对天皇尊敬有加，还组织上千人的遵古礼聚乐第行幸，由此让天皇很受感动，以致于当场以黄金及金银珠宝还幸。

不过秀吉殁后，继之而起的家康就没有好脸色相待了，这时的后阳成天皇只有步步小心，以防不测。然而防不胜防，最终还是未能躲过家康的强势干预。

一直以来，天皇都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象征而存在，亦是有力大名或武士利用的工具。而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天皇就成了被遗忘的对象，有时生活还不如普通人，那种滋味情何以堪？而每每此时，天皇只有将苦水往肚子里咽。

宫女与人私通，天皇过问竟遭到强势干预

1600年德川家康取得关原大战决定性胜利后，为取得统治合法性，在向天皇提供财政支援的同时，亦索取“征夷大将军”封号，而后着手建立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一切妥当之后，于1605年退居二线。

不过，尽管家康从将军最高宝座上退下来，却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当起了“绿叶”，在幕后操纵政局，一直到1616年去世。

这样但凡涉及大名、天皇、武士等国家事务，家康都要插手，而其子秀忠也就唯乃父马首是瞻。

1609年（庆长14年），也即家康退位4年后，天皇后宫发生一起让后阳成天皇恼羞成怒的事，一名宫女竟然背对着天皇，与年轻的朝廷公卿私通，这让天皇很没面子，一般男人都受不了，何况天皇？

恼怒之余，后阳成天皇决定对通奸者严惩不贷，以儆效尤。就在他磨刀霍霍，准备对年轻男女处置的时候，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只见家康反客为主，施加压力，要求亲自过问此事，这样事件的主导权就不属于天皇，也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想到堂堂天皇竟然连家事都被外人干涉，束手无策，不由悲从中来，郁闷难当，遗憾之余，“惟有以泪洗面”。

自古以来，日本天皇在政治上大多举足轻重，权力至上，无人敢欺君犯上，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今非昔比。而今的后阳成天皇乃至1868年前的孝明天皇，如同寄人篱下，难以拥有决策权，天下归德川氏所有，一切事务包括皇室内事都要受到摆布，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能忍“惟有以泪洗面”。后阳成天皇的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天皇让位须得外人许可，自己却做不了主

“惟有以泪洗面”，一个“惟”字，表明后阳成天皇的无奈之举并非绝无仅有，而是具有连续性。由于家康一心要成为超过天皇的“圣人”，故而对后阳成天皇以至未来天皇的压制将不可避免地接二连三地发生。

受“宫女私通事件”的影响，后阳成天皇无心再当天皇，虽然此时他才38岁，却透露了想要让位的想法，而家康对此不以为意，要他不要有这个念头。

后阳成天皇得悉后，又立即让传奏带话给家康，言辞恳切，希望让位不要延期，家康便许以1610年3月为其举行退位仪式，谁知到了闰二月，家康之女市姬过世，于是要求继续延期。面对家康一再拒绝，后阳成天皇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强忍心中的不快。

这样，一直拖到两年后，后阳成天皇的让位仪式才真正举行。之所以天皇让位仪式须仰赖幕府，不仅在于德川氏大权在握，要征得其同意，还在于天皇及皇室囊中羞涩，负担不起费用。

仪式进行时，家康不仅随心所欲地控制局面，还顺势向天皇及朝廷“建议”，要求天皇及朝廷公卿注重学问修行，潜心研究礼法等，言下之意，就是要其莫问政治，“如有上述之故，须交由武家处分”。

天皇本身就是政治符号，与政治密不可分，然而事实上天皇不仅大小政事听命于幕府，还被家康强行规定不许过问政治，这就把天皇的地位一降再降，简直与天皇的本义大相径庭，对此，后阳成天皇如何不“凄凄惨惨戚戚”？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出炉，使得天皇及朝廷更在幕府的掌控之中

为进一步控制天皇及朝廷，家康可谓殚精竭虑。1615年一套有针对性的法令制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横空出世，此后，后阳成天皇也”惟有以泪洗面“了。

这套法令共计17条，条条切中要害，使得天皇及朝廷完全掌控于幕府股掌之间。根据法令，朝廷公卿的任命及其封地，都由幕府来决定；天皇必须安排一子嗣住到德川家庙中，充当人质；幕府有权派官员住进京都的“二条城”，以监视皇室的一举一动。

另外，法令再次强调天皇及朝廷公卿要以研修学问为主，其他一切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勿要触碰。“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明文规定天皇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不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唯有幕府可以对国内外军政大事做出决定和部署。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出台，一来使得朝廷丧失了财政大权，大小开支全由幕府说了算；二来天皇要与骨肉分离，不得团聚，相思之苦不言而喻；三来只管做学问，天皇岂不成了没用的“书呆子”？追本溯源，天皇才是国家的最高统帅，才有权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决断，凭什么武家越俎代庖，凌驾于天皇之上？然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后阳成天皇虽贵为天皇，却毫无权力可言，个中心酸说与谁人听？“惟有以泪洗面”。

就在《法度》出台后不久，家康与后阳成天皇相继于1616年、1617年去世，前者活到了73岁，“人生七十古来稀”，算是心满意足地走了；后者活到46岁，还没到“天命之年”，应该是郁郁而终。

结语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内忧外患，幕府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勤王志士的挽救下，天皇终于摆脱德川幕府267年羁绊，并迫使其“大政奉还”，这样天皇才得以由幕后走到台前，统领国家进行一场维新变革，并在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成果，成了万众敬仰的君王，再也不是过去任由武家宰割的“可怜虫”。

遥想德川幕府初期，后阳成天皇“惟有以泪洗面”的惨况，日本天皇的神秘面纱得以揭开，并非人们想象般高不可攀，而是一副让人动容的君王形象。

出于加强幕府统治的需要，德川家康步步紧逼，对天皇及朝廷不断施加压力，诸如“宫女私通”这样的小事都要过问，这就彰显了德川幕府对权力的追逐何等强烈。

此后，家康又在天皇让位上做文章，并酝酿以法令的形式对天皇加以约束，这样包括后阳成天皇在内的以后任何一位天皇都成了幕府的监控对象，对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遇，难怪后阳成天皇”惟有以泪洗面“，身陷囹圄，形势太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