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写了一本名叫《白话本国史》的通史，书中阐述了“贬岳飞尊秦桧”的奇葩观点，与主流观点相悖，曾一度作为中学历史选修教材。

八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社会舆论纷纷指责吕思勉贬低岳尊秦的观点，一时激起了巨大的民愤。1935年，民国教育部严禁学生阅读，吕思勉还被人告上法庭。

同年，南京市长签发训令，令社会局严禁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于未删正前在南京销售，并签发公函称：“岳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有千古定论。”

当时的报纸也刊发评论说，该书“于武穆极丑诋之能，于秦桧尽推崇之致，不知是何居心？”时值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之际，吕思勉的书中观点受到各方谴责。

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近代史学家，吕思勉，江苏常州人，除了史学家名号外，还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与钱穆、陈垣、陈寅恪被严耕望称为“现代四大史家”。

吕思勉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早年在多所学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和代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吕思勉入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被评为一级教授。

吕思勉在史学界的地位，正是由他所写的《白话本国史》所奠定。这本书当时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被认为是吕思勉独自开创了中国通史编撰的先例。

那么，书中都表述了哪些“贬岳尊秦”的观点呢？吕在书中给了秦桧较多正面评价，将岳飞说成是“军阀”，认为他“只在郾城打了胜战，其余战绩全是莫须有”。

吕思勉认为：“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等人都是招群盗而用；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都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便开始骄横起来。”

对于秦桧，他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这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和议在当时是不能免的事，秦桧不是金朝的奸细。”

吕思勉称：“主持和议的秦桧却要负大恶名，真冤枉极了”，“能解除韩岳飞二人的兵权，是他手段过人之处”。他认为岳飞抗金事迹被夸大，朱仙镇大捷不存在。

吕思勉的观点在两年后得到胡适的支持，胡适曾说：“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

那么，吕思勉为何会产生这些与主流意识相背离的观点？这就要从吕思勉的写史方法和当时的写作背景来揣摩，他采用了“依现代之事，去推古事之真相”的方法。

这个方法与元代的《文献通考》中使用的方法一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之际，吕思勉认为现在全是骄横的军阀，从前的韩岳张刘怎会公忠体国？

这就很明了了，吕思勉对当时的军阀混战甚是不满，在他眼中，这些骄横的军阀一直把持着时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南宋时的岳飞等人不是真心报国而是“军阀”。

由此可知，吕思勉当时不是史观出了问题，就是单纯的为了标新立异或者哗众取宠。除此之外，别无它因，原因是他不热衷政治，也没有派系，仅仅是一个文人。

吕思勉在写《白话本国史》时，对比了宋、金二史中的相关记载。他认为完颜宗弼渡长江时，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赵构受金人的追逐，没有去救援。

吕思勉的这种认识是不客观的，有悖史实的。在金人渡江时，主将杜充降敌，其他宋将纷纷败逃，只有岳飞孤军苦战，取得了几次大捷，当时他只是一个中级军官。

正是他的奋战，才使金军有后顾之忧，没有放手追高宗，被迫北返。吕思勉的说法不够客观，主管猜测的地方甚多，这些都建立在他不信任《宋史》基础之上。

吕思勉的观点在抗战期间，受到社会各方的批评与质疑。甚至有人以“诋毁岳飞，危害民国”的罪名将他告上法庭，说他骂岳飞，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想当汉奸。

最终，法院判定吕思勉“无通谋外国，危害国家之事实”。说吕思勉骂岳飞是为了讨好日本人，这显然是一种恶意中伤，原告者本是媒体人，只是为了吸引目光。

1938年，吕思勉对《白话本国史》进行了修改，特别加了一段话，大意是每当有外敌压迫时，总有一帮唱高调的人，议论看似正大，居心实不可问，但真相依然存在。

抗战期间，围绕着对岳飞与秦桧的崇贬之争，关乎爱国与卖国之争。凡抗战救国者，均以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自励，而投靠日伪的卖国求荣者，自然想给秦桧翻案。

综上，吕思勉之所以会有“贬岳尊秦”的观点，主要是源自他的写史方法及自身的史观，仅是一个学术观点。除此之外，可能像一些人说的哗众取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