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和集体中旋转，被硬性扭转甩了出来的‘小零件’一样的东北人，我觉得不是谁欠谁，而是怎么和时代相处的问题。”

贾行家（者也 摄）

口述/贾行家 采访/葛维樱

在去年上半年之前，贾行家还是机关里最默不作声的一个普通员工，擅长写各种报告，一个人能把一个会议上所有人的发言都写完。当他看到那个视频竟然传遍了微信，像挨了一记闷棍。认出他来的亲戚、同事，也都好心地假装没看到。因为一个关于下岗工人生活的演讲，这个体制内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怂人一个”，偏安一隅、隐姓埋名的写作者被突然暴露，随之而来的是他选择离开原单位，来到北京谋生。

贾行家出生在哈尔滨，父亲是“哈飞”的工程师，哥哥按照父亲的规划成长为理想优秀的儿子。他走向了父兄的反向。在本地上大学，当警察，进机关，如果不是答应了这个演讲，贾行家本来想一辈子做一个躲在暗处“写日记”的人。他看似腼腆、说话逗乐、对自己尤其下得了手，说得别人都不好意思怼他，他才不紧不慢地露出锋芒来。

《纸工厂》的演讲他自己从未点开看过，即使这个20多分钟的视频已经将他的命运倒装反转。

“为什么大家会传播这个？你自己恐惧，又找不到答案，我也没有答案。”

以下是贾行家的口述。

1993年9月，哈尔滨市公用电话亭里人们在拥挤着给远方的亲人打电话（黄一鸣 摄/视觉中国供图）

父子

我出生在1978年。儿时最快乐的印象是周二下午。因为国企轮流用电，传统上星期三是哈飞的轮休日，这个号称“八千工程师”的群体，全厂人都会在星期二露出幸福轻松的神色。我爱人和我是中学同学，她底色最鲜亮的记忆，是工厂里每周一次，有一个水龙头会流出橘子汽水。1949年后，东北国企的大量移民，以有学识的大学生和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为主，形成了东北的上层社会。他们曾是最有希望、最让人羡慕的一群人。

我始终觉得自己不会写故事，其实是唤起一种气氛，90年代以后我强烈感觉到的。即便透一口气，也还在旁观别人的过活，在自己身上比量。虽然很多人觉得我写得“丧”，这个字在东北话里念“四声”。我描绘的困顿、潦倒，其实并不包括自己。家人说，是因为我父亲考上哈工大，毕业后进入哈飞，是1949年以后的新东北人。

哈飞分苏联专家楼，身为厂长的父亲回来告诉母亲，自己拒绝了，因为可以通勤.别人还要挣个政治表现，但他一点儿也没有拿这件事谋仕途的意思。他的淡然是真的不在乎。我父亲是那种人格，具有道德的绝对自信。他出身山东农村，觉得一切都是国家给的，也是一种异化。

我并不羡慕这个思维方式。父亲认为我不像他理想中的人。少年时我就偏激，渐渐生长成了父亲的反面。从小自卑，学习不好，什么都不行，中学里用五六年时间都在看杂书。我家的旧书极多，是来自下岗潮的“遗产”，一块钱一本在摊儿上淘的，翻译版本特别好，盖着某个工厂图书馆的印章，有的还夹着写有曾经的借阅者名字的借书单。高中时我爱上摇滚音乐，琴弹到一定水平。当时父亲已经病重，而我买了几千块钱的吉他，坐沙发上弹。父亲看着我，好像房间中央有一堆垃圾，想清理又怕弄脏自己的手。

我母亲说，在哈尔滨还都是低矮住宅的年代，就有单位住进几十层高的宿舍楼里，俯瞰下面的机关、学校和医院。那个高层宿舍里的人，都在炫耀那为数不多的电梯，多么方便，高处多么敞亮。自尊被一种骄傲所代替，虽然这骄傲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生老病死，从这一代到下一代，对集体感情深厚。这些人是哈尔滨的主流，对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几乎都是感觉跟流氓一个标准。90年代国企倒闭，这个伫立在市中心的大楼，到了断水断电的程度，终于人去楼空。眼看着那高楼上渐渐搬空，仍有人驻守其中做最后的钉子。再看楼下的大院，好像敞开笑的一张大嘴。

哈飞在哈尔滨算是非常幸运的企业。“三大军工，五大动力”的结构在90年代悉数崩塌，哈飞在改制中算被保护得最好的企业。

父亲在我18岁时去世，还没来得及见证一切。我觉得幸运又残酷，两代人之间从未成功沟通过，我理解他是在很久以后，但仍然不代表同意。而另一种父子关系，是我同学的父亲，曾经每天下班环顾一屋子高档家具、时髦电器，默默得意喝小酒，后来搬出去，通红的眼睛对着一个昏黄的灯泡仍是喝酒，然后对妻儿拳脚交加，只能发泄在更弱小的人身上。

认真活过一世的人，该有独立于他人的自尊和记忆。我给下岗群体起了一个名字“失路者”。下岗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说得好像还能上岗一样。用这个词代替失业，下岗曾经是整个东北的伤疤。有一个哈尔滨出身的演员，在1998年春晚的著名台词是“我不下岗谁下岗”。

用了差不多三年，我在网上用笔名写了900多个短小的百来字的人物，写得我都觉得早该不写了。“触动”是自己写下来的动力，有句话叫“桌子底下放风筝”。《潦草》是“整体出窝”，没想感动谁、抨击谁，或反映点什么。我在网上的自言自语被编辑发现，接到出书任务的时候，我一整天上着班，对着电脑就能写十几个人物，小故事。好像这些人坐在我脑海里。我不是天之骄子，总觉得自己缩小到一个普通人，最普通的道路里，依然感到无路可走，选择写的对象都是最小、最无人关注的片段。

得到“过高”的评价可能在于大家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别人不写？”我和您的关系是我们围坐在一个火堆旁，我说完了您再说，是平等。这些年有一种在全息环境里的感受。“观察”这个词有点重，其实我一眼也没看。我只是清清楚楚地知道发生的事情，我看到的和看不到的是有连续性的，我就坐在中间。我不是从外部对哈尔滨进行观察的。很多写作者都离开了东北，有了距离，才把东北当成了一种被描写的景观。而我一直身处其中。每一天，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构成这些。东北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只是在观看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体会到的那种反观。

哥哥去了美国，我作为小儿子，大学学习法律，然后去了当地“公检法”系统里最容易去的公安系统，当了6年的民警。我到现在也没学会警察的眼神。但我熟悉警察的办事方式，比如有个老协警虽然没有钱，却被发给一沓空白的罚单，还能卖掉换几千块。有一个本科学建筑的人，幸运地赶上了最后的工作分配，多年里没有盖过一间厕所，却拆了上万平方米的房子，剃秃头、换隐形眼镜、弄金链子戴，多年后不用再乔装流氓，反而要用眼镜遮挡一下凶狠的视线。我成了人间百态的吸收器。

1998年，从哈尔滨开往吉林的列车上，穿着印有明星头像T恤短装的时髦女青年（王福春 摄/视觉中国供图

小零件

活，是一个特别连续的状态，但是在东北不是。给你看我们哈尔滨的房子，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蓝白颜色，军营一样整齐，这像是人准备住一辈子的房子吗？我去香港看，就拿吃早餐来说，不中不洋的，方便、丰盛、好吃。东北很难找老字号，包括早餐店。北京也是。本来吃得就不好，所有人都在凑合。

市井和烟火气在东北得不到珍惜。你去福建任何人家，你一去就给你端过来一个茶盘子，里面的杯子以人家的标准起码能用，再加上那个浪费茶叶的态度体现的经济实力。对于这种“沉浸”，福建人倒不一定体会多深，但是在东北，没有人给我们传过来一个茶盘子。

和青岛、上海不同，那里很多西式建筑都是民宅，都是一种可以延续、可以继承的东西。而哈尔滨的西式建筑大都是公共建筑，比如教堂、政府机关。我给你看一张我同学家的照片，圆圆的屋顶、高大的落地窗围成一个半圆形，我就住旁边的平房，可一点儿也不觉得住这种房有什么好。我走进同学家发现，住在这种单位分配的巨型西式大屋里，就好像住在一个井底。每家只能分到30多平方米，可是层高却能高达七八米以上，没有采光，没有搭建隔空的铺位，向上的两三层空间里空旷一片。甚至大家并不知道，这种空间本身曾经是做什么用的。目前最好的保留方式就是木乃伊式的建筑，只保留最外面的一张皮，里面全部拆空。

有一种误会，是觉得哈尔滨人洋气。我母亲这一代老哈尔滨人，一辈子喜欢吃猪肉和牛肉混合、充满蒜味的红肠，爱吃俄餐，但这只是融入在骨子里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上升到文化的高度。盖个文联大楼、文化馆，可以写在报告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产业。我30岁时母亲病重，因为长期陪护，我开始不得不去想。

哈尔滨最漂亮的教堂是我大舅和一帮人在特殊年代里拆掉的，纯木头的榫卯结构，比索菲亚大教堂美得多。我们管教堂叫“喇嘛台”，那时风华正茂，有的是力气的大舅，只用一天时间就把自家房子边上的教堂拆了，就像拆的是童年爬上去的大树。

东北缺乏近现代历史的关照，从满清政府的禁地，到日俄战争，到张作霖，谁都没有认真地经营东北。农村地名很多都是人名，闯关东的人谁先来了就先占有了资源。东北人经常让人觉得没有界限感，上来就问别人收入，东北话也是各方言融合之后的混合产物，为的是让所有人都听懂。

在阿列谢耶夫教堂门口坐着晒太阳的白俄神父早已不在世，会说特别地道的东北话“你干哈去啊？上道里那旮沓不？”这教堂2003年后被当地盖了水泥灯光广场，教堂里是拍抖音跳僵尸舞的人。

在计划和集体中旋转，被硬性扭转甩了出来的“小零件”一样的东北人，我觉得不是谁欠谁，而是怎么和时代相处的问题。俄罗斯人比我们处理得好。因此现在很多“90后”读者乃至更年轻一代，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何40来岁下岗就能陷入那样的境地。

我是从身边的人开始写起，大舅、二舅、三舅。大舅下岗后，有了一笔买断工龄的4万块钱，当时东北流行两件事，买断工龄和安心脏支架。大舅心脏病发，一个支架2万块，4万块花干净了。二舅本来就酗酒，此后成了酒鬼。后来我的大表姐说，我的记忆出了很多混乱，比如：“什么花了4万，花了十几万呐！”

我并不是在写小说，在虚构。我和作家还不一样，也没打算要写小说。我就把见到的、听到的，记下来。如果我不记，应该没有人会写这样的人吧。我不需要虚构，甚至连夸大也不需要。我更不用“魔幻”这个词。

通顺

为了通顺，已经把自我舍弃了，这样比较舒服。我能理解这个追求，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放弃？可能那个自我本身就比较弱，不重要。我在哈尔滨时，没觉得自己站在一个需要控诉的角度。老年妇女们到松花江畔跳舞，穿紧身的水兵服，“特务”就是她们年轻时的性感符号。40多岁就下岗，只要如今补办了社保，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要说他们不开心也是假的，说可怜又太矫情。

往外走能发现东北这种空缺感，香港、成都、山东地区还有自己的结构，把你联结在里面，可能在里面生活觉得受不了，但是东北都是片段。东北对我来说不是“素材”，而是“日常”。实际上我并不怀有那么高高在上的悲悯。东北的一切太贫乏，如果魔幻一点倒好了。

在看到上海世博会江南造船厂的建筑之后，我觉得“工业美学”在东北难以成立。工业遗存在本地人看来，尤其是下岗的人看来，很难作为一个“奇景”去欣赏。上海不一样，码头、洋人、农民，这些聚沙成塔，一层层，慢慢成为一个中国真正的城市的开端。而东北的大城市都是计划的产物，一开始改，就全拆了，本地并不觉得有多么好。

我离开哈尔滨之前很少出远门，这几年去了苏州，被那小窗子前的几竿竹子，几块太湖石震动。还有那样的一种东西，包括山东的窗花，香港中西兼具的美食，那些东西是慢慢传递过来的。东北没有。我们好像觉得留给孩子一套房子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守护现实也是一种资本。就好像一个啮齿类动物在汽车前盖里积攒了好多东西，就想把这坑给填满，结果一回头车开走了。

写作不代表一种肯定。温州人来了，眼看着就能从一个修鞋匠变成一个当地不小的开发商。没有路的地方，也能生抠出一条路来。现在东北社会老龄化很厉害，出生率低，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束缚力在降低。我的同学们除了离开哈尔滨的，百分之百进入了体制。最差也是老干局，从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能接连不断地说十几个小时。有个领导在一个正式场合说瓢了嘴，一个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回到单位就业，“怎么回来了呢？”领导是“世俗的供奉对象”，只要你给我解决房子、孩子上学问题就行。我最有活力的小半辈子都在东北，其实对6年警察生活，11年机关生活，都一直挺满意。我也很感谢别人看出我的“问题”，让我得以边缘化，也不让我进入参与利益分配的部门，原话是，“耽误名额”。

来北京之前，我在黑龙江找了个村子住了一段时间。烧煤一个冬天要3000多块，而一年的房租才2000块。房前的小院里只有种菜，没有一个种花的。其实旁边有广阔的农田种的到处都是菜了，为什么不能种点花？白雪覆盖之下的广袤土地，这时是最好看的，因为农村收割完以后到处是垃圾。村里的大爷说，有几年他们卖用来做饲料的苞米，都被城里人买走了，“你们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来北京是不得已。以前那些文字写得文不文、章不章。我也没有任何期待。那时和我接洽演讲的编辑说，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沙龙。我还特意向自己教表演的同学问了问，“怎么转场”。当时用贾行家这个笔名出版了两本书，我自己真正的生活，我的妻子是我最初的和一直以来的读者，我到现在还不太知道怎么和我的孩子说话，只是作为这一代人，我觉得有些惭愧，我还是希望他有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我到北京来有点自私。

直到微信上在转那个演讲时，我忽然明白，原来这就是所谓中年危机。它不一定会在什么地方捕获我，等着索要我欠它的一切。有些是我知道的，有些谁都想不到。这就像东北并不是什么特殊地方，人们说它的原因，只是舍不得说自己而已。是因为它找不到东西装饰自己，袒露出来许多空白。一切处理完，妻子说了句“你为什么不像其他男人一样出轨呢？起码我还有个选择”。我想，十几年里因为自己的懒惰，不思进取，现在这么点小麻烦，对我来说是个很轻的惩罚对不对？现在，我把自己的生活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