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虽然实现了极为不愉快的分家历程，新加坡从此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独立后的新加坡除了政治独立外，在经济、防务、贸易上都严重依赖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对马来西亚的依赖度特别高，即使最基本的饮水需求都依靠马来西亚的供给。

为实现新加坡的真正独立发展，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强势掌权的30多年时间里，根据联合国经济发展顾问所提供的发展意见，制定了符合新加坡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路线。

到1980年代时，新加坡的经济繁荣程度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日本的实体，其国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都已经享受了较高质量的福利待遇。

国内局势在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动荡之后，虽然受到了“911”事件等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但大体保持了其国内态势的稳定，同时通过与周边国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加深了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合作，与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冰释前嫌，深化了东盟内部的合作。

但这一切的成就，虽离不开新加坡国民的开拓奋取精神和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精英阶层的临危不乱与果断决策，但其成就的外部环境确实周边东南亚国家提供的丰富自然资源和消费市场。

如在水资源的供给方面，新加坡基本并无淡水供应，其生活用水全部依靠马来西亚供给，按照1961年和1962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签署的相关协议，马来西亚负责将生水供应给新加坡，新加坡则将处理过后的水输送给马来西亚，这两份协议的有效期分别是2011年和2061年。

马来西亚在2001年李光耀访问吉隆坡时，提出希望提前修订上述两个协议，这一提议不仅在新加坡国内受到了非议，同时也促使新加坡感受到了早日实现饮水自立的急迫性。

为摆脱对马来西亚的淡水资源的依赖，新加坡于2001年下半年开始在沿海地区新建一家海水淡化工厂和两个大型淡水蓄水池，以及一家巨型污水循环利用工厂，这种经过循环工厂处理的污水将成为新的“鲜水”，除不能直接饮用外，它既可家用，也可提供工厂使用。这项庞大工程历时一年有余，新加坡政府在2002年8月的国庆日向新加坡公众发放了数以千计的“鲜水”，自此，新加坡实现了最为“致命”的依赖选项上的自立。

而为了摆脱经济上对东盟和西方国家的过度依赖，新加坡将目光转向了已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在与中国建交后，李光耀之后的吴作栋总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高层次的互访，双方鼓励双边投资、合资企业和商贸联系的发展，并共同发起建立了高层理事会，以寻求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开发。

新加坡对中国的这种合作交流，一方面来源于根系认同，一方面也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对中国所取得的举世成就的机遇的一种把握，这种认同与把握，即使是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对话强硬时，也没有丝毫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