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经济特区，打开外贸大门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打开国门开展对外贸易，在当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发出了“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得到了国内最具工业与技术实力的省市——上海的率先响应，其他省份纷纷跟进。当年全国出口额一举达到97.4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8.6%；进口额达到108.9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51%。尽管当年中国206.4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之比只有区区0.77%，但指标意义却十分明显。以进口而言，中国在当年一举签订了宝钢等22个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涉及金额上百亿美元，这个数字即便在40年后的今天也有相当意义，何况40年前的美元购买力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元购买力。这一切表明一个结束动荡、正在起步阶段的大国渴望融入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渴望通过对外开放缩小与国内先进技术差距的决心。

40年对外贸易的成就

中国外贸在过去40年里的发展成就，显性的表现，是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排名由当年的第30位跃升至第1位，占全球进出口比重由当年的0.77%提升到10%；而深层次的战略价值则是，中国通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不断嵌入全球贸易价值链，推动了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的升级。并探索以良好的制度设计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的提升，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中国也由此构建了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

总结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对外贸易发展成就，可以发现，得益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全球产业转移以及一定时期内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取得了相对稳定的收益。中国也被视为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少数国家之一。但是，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就其本质而言，从来都是伪命题，促进贸易便利化才是各国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如今，在这个依然由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棋局中，中国通过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有所提高，出口制造业在产业链的位置逐渐上升。

客观而言，对于一个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价权的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尽管头顶世界第一(有时候第二)出口国的光环，但细细算来，其战略价值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大。以美中贸易结构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苹果、通用汽车、福特、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例如，苹果在华构筑的产业链就凸显中国相关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尴尬。中国已经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但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微不足道。苹果iPad价值构成图表显示，最大的两项成本是原材料和苹果自身的利润率。苹果从iPhone获得的利润高到离谱，大名鼎鼎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仅从iPhone价值链中获益不足2%。

中国经济在加入WTO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身就是中国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秉持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结果。笔者并不否认中国在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但包括中国最高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这些年来一直在采取积极行动，以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早日建成与完善。尊重市场规律、敬畏市场、推动自由贸易，已是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主要市场主体的广泛共识。况且中国早已是具有相当贸易反制能力以及重构区域乃至全球贸易规则的重要参与主体。后续，中国和上述经济体围绕市场经济地位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问题将展开多轮博弈，包括合作性博弈与被动的非合作性博弈。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受益者和体系的稳定力量，将会在探索构建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的基础上，稳步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地位。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