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中国灭亡了, 新中国诞生了

刘少奇、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等人士, 也分别在政协会议上讲话。特邀代表宋庆龄用上海方言致辞时, 会场一度短暂停电, 大家都悄然无声地等待着。恢复通电后, 她继续从容地演讲, “同志们, 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 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 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 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代表们报以热烈掌声。

《人民日报》9月22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主席开幕词》。当天的社论《旧中国灭亡了, 新中国诞生了!》写道:“从此, 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 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北平各机关团体、工厂的彩车自发涌入街头, 许多民众、高校师生纷纷举着标语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游行庆祝。人们一边扭着秧歌一边高呼口号, “庆祝人民政协成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来到中南海门前。众人在掌声中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北京大学的一些同学聚在一起阅读《人民日报》, 当朗诵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时, 大家一致举手呼喊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经久不息。

叶圣陶出席了政协会议开幕式, 他认为从讲话内容来看, “自以毛氏之言为充实”。随后, 叶圣陶应新华广播电台的邀请, 拟写了约800字的广播稿, 谈参会感想。其日记有以下记述:“余从毛氏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发挥, 谓以后必将涌起爱国主义之高潮, 因为一切都属于人民自己所有。此意殆未经人说过。”

二、现在要大团结, 将来也要大团结

从此站立起来的中国人, 还有许多国是有待共同商定, 比如国都、纪年、国旗、国歌、国徽、国号等议题。

“国旗”议题经过多轮讨论后, 政协会议代表们逐渐聚焦于红底上缀以一黄星、一黄带的构图方案。但张治中认为如果在国旗中间加上一条黄带, 容易被误解为把国家、革命分裂为二, 建议另行斟酌。由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调研科副科长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最终脱颖而出。当时,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 工作人员将备选方案都作了匿名处理, 只标注编号提交给代表们讨论。“五星红旗”方案即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征稿。

9月25日晚, 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周恩来、郭沫若、马叙伦等近20人, 就“国旗”等议题座谈。据参与记录的彭光涵回忆, 在讨论中, 毛泽东表示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特征, 因此画一横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特征, 苏联之斧头镰刀, 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 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他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 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 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 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 将来也要大团结, “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毛主席说后大家一致热烈鼓掌表示赞同”。对于是否修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后再作为国歌的问题, 毛泽东也一锤定音: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 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 虽然在毛泽东于1948年1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已经出现过, 但当时人们使用的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商议“国号”时, 黄炎培等人士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法学家张奚若则建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认为“人民”与“民主”词源学上同源, 且前者已包含“民主”之义。

国号之后是否继续用括号标注“中华民国”字样, 曾引发与会代表们激烈讨论。为此, 9月26日, 周恩来、林伯渠专程在六国饭店设宴, 联名邀请张澜、徐特立、何香凝、沈钧儒、吴玉章、司徒美堂等代表继续商议, 他们大多年届七旬。周恩来开门见山, 称承毛主席之命, 特邀诸位长老至此讨论。黄炎培考虑到老百姓的使用习惯, 建议暂留“中华民国”四个字。年届八旬、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经营管理的张元济则力主删去。何香凝称“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 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最好, 如果都不赞成, 那就不再坚持己见。“主删”的建议获得多数认可。沈钧儒说明删去“中华民国”四个字, 没有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 也便于将来与他国订交时签署文件。

9月27日, 国都、纪年、国歌、国旗议案在政协会议上通过。其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 自即日起改名北京, 纪年采用公元, 本年为1949年。此时, 陶峙岳、包尔汉已率领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的消息传来了。毛泽东、朱德随即在复电中表示“极为欣慰”, 并希望他们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 与人民解放军合作, “废除旧制度, 实行新制度, 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政协会议进行到9月30日下午, 主要议程为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

后来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等职的李庄, 当时在会场见证了选举时的情形。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一经宣布, “全场代表一致起立, 热烈鼓掌。乐队奏起‘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代表们合着乐声的节拍鼓掌, 其中并响着此起彼伏的‘毛泽东万岁’的口号声”。

当天下午6时许,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持奠基典礼的周恩来首先致辞:“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 鼓舞生者, 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全体代表默哀后, 毛泽东宣读了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三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从那时起,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戎马半生的毛泽东, 挥毫为纪念碑题写了两版“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题字, 并且叮嘱工作人员, 多请专家们提意见, 问问哪一幅可以用, 也可以从中选取单个字重新编排, 如果认为写得不好, 还可以重写, 尽显谦敬之情与肃重之意。“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在百千万舍生取义的英烈中, 就有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 胞弟毛泽覃、毛泽民等多位家人。杨开慧牺牲前曾表示:死不足惜, 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噩耗传来, 毛泽东写下:“开慧之死, 百身莫赎……”其悼亡词作“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更是沉郁顿挫、千回百转。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曾几何时, 为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多少中华儿女、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以身许国, 力求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有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林觉民写下缠绵悱恻的《与妻书》后, 同样捐躯赴国难, 视死如归。孙中山辞世前勉励大家:“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 务必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继续努力, 以求贯彻。”只是, 变法图强、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救国方案先后都抱憾而终。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面对外敌来犯、神州陆沉、故国飘零的时局, 艾青有着深沉的喟叹:“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戴望舒“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在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中, 彷徨孤绝、没有倚靠的“留日学生”蹈海自沉前发出悲鸣:“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吐露心声:“假如我还能生存, 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 我流血的地方, 或者我瘗骨的地方, 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 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时势造英雄。历经血与火的洗礼,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雄关漫道, 矢志不移探索着救国救民的征途。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10月1日下午3时许, 毛泽东庄严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并启动按钮, 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饱经忧患的中国人, 从此终于扬眉吐气。曾任《大公报》记者的萧乾, 亲历了开国大典:“如果重生是奇迹, 今天我看见了5000年老中国的重生。老了时, 我将拍着胸脯对我的儿孙们讲, 开天辟地的那一天, 我在场!”

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 (1417) 的天安门 (初名“承天门”) , 寓意“外安内和, 长治久安”, 数百年来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变幻。这里既挂出过“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条幅, “祝南京陷落”的牌子, 也挂上过蒋介石画像、“天下为公”等标语。俱往矣, 及至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悬挂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胡乔木拟写的两句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也被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左右两侧。开国大典后, 周恩来等人建议保留这两句标语, 后被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沿用至今。

五、梁园虽好, 非久居之乡, 归去来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梁思礼刚获得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 便与其他20多名留学生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 从美国启程返回祖国。他们在船上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并举办庆祝会, 为新生的共和国献礼。

5个月后, 已取得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终身教授职位的华罗庚, 与朱光亚、王希季等数十位留学生, 同样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 踏上了归国旅程。转道香港时, 华罗庚写下《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锦城虽乐, 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 非久居之乡, 归去来兮!朋友们, 我们都在有为之年, 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 何不早回去, 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 为了抉择真理, 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 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 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 也应当早日回去!”该文经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 引起强烈反响。李四光、邓稼先、涂光炽、郭永怀、师昌绪等大批各拥专长的学人纷纷动身回国。而为了促成钱学森归来, 中国政府后来释放了11名美国军事人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 绝不会不爱国的。”在美国求学和工作了20年的钱学森后来回忆说, “这20年中, 前三四年是学习, 后十几年是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 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在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中, 诗人胡风不但为曾经遭受灾难的“祖国母亲”获得新生奉上了“欢喜的泪”“感激的泪”, 同时讴歌了毛泽东这位“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象一响惊雷——‘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豪迈的名言, 经口耳相传, 演化出多种版本, 诸如“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在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的龚育之看来, 毛泽东的原话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民”, 强调的是所有中国人的民族立场。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我们已经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