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只要见到父亲，他总是坐在书桌旁，面前放着好多书和纸，不断地写啊写啊，神情是那样的专注，连孩子的叫声，也不能让他抬头。念小学时，从父母的谈话中才知道，父亲是在将外国人写的书用中文写出来，这就叫翻译。这些工作必须晚上做，因为白天父亲就要去学校教书，才能养家糊口。

在父亲所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他最崇拜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德国的雷马克，另一位是苏联的阿·托尔斯泰。父亲曾翻译了雷马克的好几部作品，其中有《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斯本之夜》、《西线无战事》、《三个战友》、《流亡曲》和《凯旋门》等，而阿·托尔斯泰的作品则有《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父亲的翻译工作花得时间特别多，因为翻译时，他要收集不少语种的译本。例如翻译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时，除了原著外，还参照了英译本、俄译本。翻译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除原著外，还参照了英译本、德译本。父亲有时对照几个译本后，会对一词一语再三斟酌，反复推敲，对有些部分甚至会花上几年功夫，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每当书籍出版，再次阅读后，总会觉得不满意，总是说，倘有时间，一定会把这部翻译稿重新翻译一遍。我的父亲除了教学工作外，翻译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常听父亲说，选择翻译作品时有两个原则，一是一定要是他喜爱的作品，除了对原作品反复阅读、仔细钻研外，还要对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有所了解；二是翻译时一定要多参照几种文本；三是译稿完成后，一定要多看几遍，多改几次，这就是我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上所发生的三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上海沦陷后，当时我大约八九岁，有一天晚上突然被敲门声惊醒，进来了几个日本兵和中国人，把家里搜查完后，就把父亲带走，当时吓得哭不出声。后来才知道父亲因为“抗日罪”被关进了76号宪兵队。一个多月后查不出任何证据被释放了，当时见到的父亲蓬头垢面，两腿艰难地行走，十个手指不能伸直。原来日本鬼子用辣椒水、电刑、老虎凳、吊打等极其残酷的刑罚折磨人，出狱不久后，一有机会，父亲就带着一家人逃离了上海。

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父亲身上加了许多罪名，打入了牛棚，后又隔离审查，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迫害。经历此次折磨后，父亲的身体显得非常衰弱，但让他惦记得是失去的时间，因此被释放回家后，更加倍努力地着手翻译工作。

第三件事是经过党长期对父亲的政审和考验，于1987年父亲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同时也还了他政治上的清白。

由于父亲长期的劳累和遭受到的迫害，使他身体越发变差，几次住进了华东医院，实际上只是书桌搬了家，他总是把翻译稿带去医院，还总是那样认真地审阅和修改。记得最后一次住院是1994年10月6日那天我去看望了父亲，陪他到楼下院子里散步，临走时我送他回病房，可他执意要看我上了电梯才回去，我便对他说好好休息不要太累。哪知第二天清晨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爸爸病情加重，脑部出血，心脏也出现了问题。我立即赶往医院，可这时他已神志不清，紧闭双眼不能说话，随后就停止了呼吸。这时才真正意识到父亲离开我们了，昨天电梯旁是我们父女的最后一面，说的也是最后一句话。

父亲已经离世二十三年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政治上有坚定的信念，工作中做到务实求精，生活上要勤俭节约。这些精神财富永存不衰，他永远是孩子的好父亲，孙辈学习的好榜样。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来源：澎湃新闻 朱尔璇

转自：中国翻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