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何勇海 《北京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日前发布，方案提出完善社会共治机制，在公立医院探索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公众参与委员会”(也简称为“公委会”)，其成员主要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性社团代表、医院管理服务相关专家、服务对象和居民代表等组成，形成公众参与医院决策与管理的制度化渠道，更好地回应公众需求。 公立医院设“公众参与委员会”，是北京进一步深化医改的创新。这项创新不应仅是北京的动作。这几年，中央及相关部门在推进医改的多次文件中，都要求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卫生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管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对公立医院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 基于这一要求，北京公立医院设“公众参与委员会”，不仅是在畅通公众反映意见建议的渠道，同时是在创新公立医院的监管体制。在这方面，其他省市区也该有所行动了。 作为服务对象的公众，理应参与到对公立医院的监管中来，公立医院也需要“公众参与委员会”对自身实施外部监管。公立医院是公益服务机构，是为服务人民的健康而设立并运营的，理应针对老百姓对公立医院的服务需求建立制度化渠道，让老百姓的意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表达；而公立医院则应顺应公众需求，来调整医疗服务内容和方式。而成立专门的“公众参与委员会”，较其他公众参与方式更加正式规范，是对公众参与公立医院监管的制度化。 从理想状态看，“公众参与委员会”若能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能够以客观、公正姿态平衡各方利益，能够对医院内部管理形成合理制衡，则能在较大程度上，防止公立医院过度追求经济利益，损害患者利益，从而维护患者权益，捍卫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 这是公众最乐意看到的，也是相关部门推动医改想要达到的结果。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公立医院乐于接受公众监管吗？监督力量有多强、监督水平有多高、监管机会有多大等，都是制约“公众参与委员会”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要让“公众参与委员会”成为医疗服务的真正有效的外部监管者，保障其中立性、独立性，显然是第一要务，这样才能保障该委员会的监管过程客观公允。在以往，有的公立医院出了医疗事故、医患纠纷，外部监管者是医院的行政上级，很难做到对涉事医院绝不姑息迁就，不少医疗事故、医患纠纷的最终裁断常常无法服众，屡被质疑监管不作为、处罚不到位。故有人主张，医疗监管制度的重建重在去行政化，设“公众参与委员会”便是去行政化的努力之一，但保障该委员会具有中立性、独立性，才是最关键的。 因此，北京要针对公立医院设“公众参与委员会”，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宗旨和成员进入与退出机制等。比如，让该委员会具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主体地位，而非医院的下属或附庸；保障该委员会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评议权和监督权；明确要求相关部门与医院必须给该委员会创造充分的监管条件，提供经费保障等，必须主动邀请委员会参与医院的决策和管理，必须高度重视委员会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查处理委员会反馈上来的投诉；也要建立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公众参与委员会”主动监管，充分作为…… 建立“公众参与委员会”相对容易，如何高效运作则相当困难，实在考验医院的诚意，也考验相关部门的制度设计与行政智慧。若不能真实反映患者心声、真正维护患者权益，甚至于它的统一意见与建议都不能被医院采纳，那么它就会陷入到与“家长委员会”（也简称为“家委会”）一样的命运：普遍被虚设，聊胜于无。 据报道，在我国运行多年的“家长委员会”，是肩负完善中小学管理制度的重任产生的，然而现在，有多少能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监督学校维护好广大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权益？反而普遍变形走味，要么沦为学校附属品，成为“收钱委员会”，对学校决策言听计从；要么权贵化，成为“官员联谊会”，真正想为学生与家长服务的家长根本没机会进入“家委会”。此为何也？主要缘于它们没有特有的独立性。公立医院设“公众参与委员会”，显然要充分吸取“家委会”的失败教训。 (作者系时评人)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