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发生了一起令京城百姓街谈巷议的太监与妓女离婚案。清末有个叫张静波的太监出宫独居，他年老体迈，身单影只，便想找房妻室。后经媒婆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王月贞的私娼。王月贞的母亲提出，如果张太监能够为王月贞支付300两银子的身价，并帮王家偿还所有的债务，就将女儿嫁给他。

张太监答应了王母的要求，王月贞便嫁给了张太监。新婚一年多，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一天，王月贞母女趁张太监外出会客之机，悄悄带着金银细软离开，当张太监四处查找寻访之时，突然接到法院的传票。原来王月贞已向法院递交状纸，要求与张太监离婚。王月贞聘请的律师是曹汝霖。曹汝霖1877年出生于上海，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专业，回国后参加了留学生特科考试，获得第二名，中进士。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成为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的律师。

曹汝霖在状纸上替王月贞提出的离婚理由是：第一，张静波身为太监娶妻既伤风化又不人道；第二，张静波虐待成性，王月贞不堪忍受；第三，张静波曾经婚娶，置前妻不顾，再娶少妻，构成重婚。

开庭时双方唇枪舌剑，张静波提出离婚可以，但王月贞必须退还娶她时的三百两银子的身价以及卷走的金银财宝，否则不同意离婚。曹汝霖指出：人身不得为所有权目的物，前清之际，已是厉禁，何况现在已是民国；如果要求王月贞偿还300两身价银，就等于承认人口买卖，而解除婚姻关系，则与身价银无关；原来娶王月贞的身价款没有偿还之理。王月贞所携带的财物，有相当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首饰和物品，理应归王月贞所有。

张静波又称，曾在王月贞出嫁之前代为清偿债务，有字据为证。曹汝霖辩称：张静波当初为王月贞偿还债务纯属自愿。王月贞因张静波代为还债，故愿为其使女。王之于张虽负有债务，但以劳动力为还债工具。且张静波娶王月贞为妻后，夫妻财产并无区别，不论婚前各自财产多寡，婚姻成立之时，财产即为共同所有，张王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

曹汝霖指出张静波在进宫当太监前曾经婚娶，现当年所娶之妻仍然健在，并未离异，张太监置前妻不顾而再娶，实属不义。曹汝霖进一步申辩离婚关系到公益之事项，若因钱债之故，而拘束离婚之自由，与共和体制以及民国法律精神相悖。

在庭审中曹汝霖以自由、人道的新词和有伤风化、有失仁义的旧理进行论辩，巧舌如簧。最后审理结果，审判官几乎全盘接受了曹汝霖的意见，准予离婚，但认为王月贞携带金银珠宝外逃无理，其应分期将财物偿还给张静波。

曹汝霖也因为这起离婚案而时名满京城，后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曾评价曹汝霖说：“……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曹氏曾在回忆录中谈起“火烧赵家楼”一事也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大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蜂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

6月10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大为生气，马上找徐质问。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实际依然保留）。但他经“五·四”风波，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仍觉得不保险，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

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复古《饮中达观》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其诗云：“人生安分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看来，曹汝霖是将安分守己视为座右铭的。尽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曹汝霖一切罪与责大抵在于亲日，不过，亲日在那时候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倾向，有志气的年轻人大多会东渡日本留学、取经，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比较亲日。问题在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谋划中国的大环境下，曹汝霖恰巧又处于中日外交交锋的漩涡，而北洋政府又不具备同等的博弈能力，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对于外交官能说，只能努力的争取国家利益，很多时候只能是次优选择。但这种无奈、无助往往不会被国民理解，反而会极易被冠以“大汉奸”、“卖国贼”的骂名，就像清末的李鸿章一样。

从此，曹汝霖戴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写入历史教科书，若不是汪精卫等人行径更加可恶，可能民国第一卖国贼，也就非曹汝霖等人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