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于是，天宝十五载六月，唐军主力哥舒翰部脱离既设阵地，奉命东出潼关进攻叛军。哥舒翰出动毡车（一种用于冲锋的重型战车），试图冲散隘口叛军，崔乾祐用数十辆草车阻塞通道，唐军未能取得进展。

公元8世纪上半叶，欧洲仍处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黑暗年代；在遥远的东方，华夏文明迎来了最绚烂时刻——大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帝国的极盛期。

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诗人怀旧之语固然多有夸饰，不能太当真，但“开元盛世”确为华夏罕见的繁荣期。

中唐名相杜佑《通典》记：“（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物价低廉，治安良好，人口繁盛，在中古时期，无疑都是盛世征候。

然而，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唐边防大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

内地承平百年，民风柔弱武备松弛，面对久经沙场的边镇叛军，大河南北州郡一触即溃，繁华冠绝天下的洛阳长安两京先后沦陷敌手，百年积累之文明财富凋零殆尽。大唐朝野最大限度动员力量，与叛军进行殊死搏杀，双方数十万大军又在中原大地长期往复攻防，“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华夏文明核心区域遭受了空前浩劫。

这场大叛乱前后延续八年，历经三任皇帝（李隆基、李亨、李豫）执政，直至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叛军首领安禄山史思明及其继承人内讧相继死去，战乱才渐渐平息。李氏家族侥幸度过危机，虽然保住了至尊皇位，但却失去了往日权威，无论是安史叛军降将还是平叛功臣，纷纷形成一个个独立半独立军阀集团，对朝廷阳奉阴违乃至公然抗命，藩镇割据就此确立并成为中晚唐痼疾。战后中央政府财政严重恶化，所能掌握的户口惨跌至不足战前四分之一，大唐帝国已被摧垮了根基，从此一蹶不振。

月有阴晴圆缺，国有兴亡盛衰，盛唐落幕自有其历史必然，本也不必过多伤感。问题是华夏文明从此由外向转为内敛，由进取转为保守。汉末三国大动乱之后的魏晋六朝已经有重文轻武趋势，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并立的民族大融合扭转了这一倾向，而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割据，造成社会剧烈动荡，使得武将的社会评价严重降低，社会主流意识甚至无视军人履行的保家卫国职责，将其视为祸乱之源。因为敌视武将，精英们对可能提高武夫地位的军事成就往往持批评态度，甚至将开疆拓土与穷兵黩武划等号，主动远离外部新鲜事物，在精神上画地为牢。

飞扬蹈厉的“开元盛世”就这么急转直下，一落千丈再不能复起，还带动了华夏精神内转，令人嘘嘘不已。

一、转机：上帝关上门就会开一扇窗

大唐百年经营，国力强盛；唐玄宗李隆基也算一代英主，虽说后期有些昏庸腐化，却也算不上暴虐，远没有闹到天怒人怨的程度，主流社会对之还是很拥护的；大唐忠臣良将不少，唐军优秀部队也很多，安禄山虽为宿将，在当时一众边将中并不算特别能打，东北边镇军战斗力也不见得强于西北边镇。煌煌大唐怎么就让这个粗鄙无学更谈不上远见卓识的“杂种胡”安禄山，一击打折脊梁呢？

情况本来不至于那么糟糕，安禄山叛乱其实是钻了朝廷缺乏准备的空子。由北周隋朝一脉相承而来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府兵制，到盛唐时期已经完全崩坏瓦解，作为替代的京畿飞骑、彍騎，也因为长期不战变得徒有虚名毫无战斗力。安禄山初叛时诈称奉密诏讨逆贼杨国忠，打出“清君侧”旗号，也有一定政治迷惑性。这才是叛乱初期，河南河北州郡望风披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说安史叛军真的特别善战打遍天下无敌手。

叛军来势凶猛，一路势如破竹，于起兵当年十二月，击破平叛军大将原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所部新募军六万之众，攻占东都洛阳。迫使另一员宿将副元帅高仙芝焚毁太原仓（在河南，与太原市无关）多年积累的大批物资，不战弃陕郡数百里，一路溃退至关中门户潼关。

尽管开局输得灰头土脸，大唐毕竟底蕴深厚，高仙芝封常清收拢残兵败将稳住阵脚，依托潼关天险挡住了攻坚能力不足的叛军。

虽然高封二将随后因兵败被问罪诛杀。封常清不知己不知彼轻率浪战可算罪有应得，而高仙芝放弃陕郡其实是理智选择，他的主力是飞骑、彍騎，早已腐朽不堪用，比之封常清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相差仿佛，主动撤退尚且组织得混乱不堪，接战必然惨败，结果将如封常清所言：“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二将被杀着实有些冤枉。所幸接替防务的老将哥舒翰继续了前任策略，凭借险要地形和稳固城防坚守不战。

叛军攻潼关不下，意味着他们到达了自己的进攻顶点，很难在战略上继续扩大胜利，而唐军也将迎来触底反弹。果不其然，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兄弟，趁叛军后方空虚，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兴兵讨逆。尽管力量悬殊，颜杲卿很快兵败遇害，但颜真卿却坚持住了，在他的感召下，河北忠义人士纷纷起兵抗暴，一时反正多达十七郡。

这时大唐精锐朔方镇边军完成了动员，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击败相继来犯的叛军高秀岩、薛忠义两部，随后朔方军主力东征支援河东。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二月，唐军出井陉道反攻河北地区；六月，郭李二将大败叛军史思明部于常山。经此一战，朔方军和河北义军在地理上将叛军分割成河南前线和范阳老巢两块，叛军将士顾念家眷，人心惶惶，甚至连安禄山都发生动摇，一度有意退兵。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大局似乎正在扭转，眼看着叛军大势将去，安禄山将作为不自量力的跳梁小丑被载入史册，叛乱不过是大唐盛世华章一段不和谐的插曲，帝国终归要回到既定轨道。

二、崩盘：不作死就不会死

然而朝廷作死本性复发，又在这时闹起了幺蛾子。他们被错误情报迷惑——“会有告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一厢情愿认定：潼关前线叛军顿兵城下日久锐气尽丧，且后方不稳军心已乱没有斗志，唐军只要断然出击，定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天宝十五载六月，唐军主力哥舒翰部脱离既设阵地，奉命东出潼关进攻叛军。

唐军由黄河两岸狭长地带沿官道西进，六月初八，唐军与叛军交战于灵宝西原。

唐军约20万，兵分两路，主将哥舒翰率北路3万人控制黄河北岸中条山南坡，监护粮秣输送并掩护主力侧翼；南路以大将王思礼率精兵5万为先锋，余部10万人为第二梯队徐进跟随。

叛军主将崔乾祐以阵形不整之军万人出战，以陌刀军五千为第二梯队列于阵后提供战术支撑，别部数千人埋伏于崤函峡道南侧山头，骑兵数千藏于山谷中并沿小路秘密向西运动，余部驻屯峡谷狭隘处为预备队。

会战之前唐军见叛军阵型不整，有些轻视；接战不久叛军诈败后退，唐军被敌人阵形散乱假象所迷惑，轻敌冒进大举追击，跟随进入峡道。随后叛军伏兵突然出动，占据险要高地投掷滚木雷石，唐军身处隘道，人马相互拥堵难以组织有效反击，逐渐陷于被动。哥舒翰出动毡车（一种用于冲锋的重型战车），试图冲散隘口叛军，崔乾祐用数十辆草车阻塞通道，唐军未能取得进展。

午后东风大作，叛军乘风纵火，浓烟蔽日，战场能见度严重下降，唐军无法辨识叛军位置，只能向烟火处盲目射箭，造成很多误伤，军阵也趋于混乱。崔乾祐抓住机会出动已经运动到峡道西入口附近的同罗骑兵，包抄唐军后队。后军不习战事遇敌惊骇不战自溃，叛军趁势掩杀唐军前锋侧后，前军失却后应首尾不能相顾，随即崩溃，或藏匿于山谷，或相互推挤落入黄河。

哥舒翰见前军失败，急调运粮船只来救，无奈军心已乱再无组织，人人为求生争渡，船只大多超载沉没，不能登船的将士甚至用长兵器捆扎作为临时木筏渡河，以致溺亡无数；北岸唐军见此情况，随之溃逃。哥舒翰见大势已去，不得已率残部败逃，回到潼关只剩老弱残兵八千余人。哥舒翰还想收拢残部据守，却被叛变蕃将挟持投降，叛军趁势夺取潼关。

唐玄宗闻报潼关失守，随即放弃西京长安南逃蜀中，大唐开国百年以来京师首次沦陷。朔方军闻讯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退无奈回河东，叛军趁势反攻倒算，河南诸郡大半失陷，河北反正诸郡全部易手，连抗暴意志最坚决的颜真卿也只能弃平原南渡。

全局就此糜烂，几乎不可收拾。

若非张巡许远等忠臣义士拼命死守睢阳，阻止叛军南下攻略江淮地区，保住唐朝财赋重地，大唐帝国几乎就有倾覆危险。

而这一切就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八，潼关灵宝战场上决定了。

三、复盘（上）：三军不可夺帅

潼关一战，对于唐朝近乎灭顶之灾，而对叛军则是挽狂澜于既倒的辉煌大胜。

此战不仅在战略上影响深远，在在战役战术方面同样可圈可点。叛军最多不过3万人，野战完胜20万唐军，堪称一场教科书式的经典伏击战；抛开道德因素不提，叛将崔乾祐此战表现，“虽古之名将不过如此”。

胜利也许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往往有其必然性，这样一场以少胜多的压倒性胜利，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唐军主将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哥舒翰，曾兼任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多次击败吐蕃，以勇冠三军著称。时人有歌赞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作为西北边镇宿将，哥舒翰久经沙场功勋卓著，朝野均视之为唐军统帅不二人选。

相比而言，叛军主将崔乾祐资历功业都远远不如，此人系安禄山由行伍中提拔，在安氏麾下诸将中排名也不算很高，此前也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只能算一个战场经验丰富的中级将领。

但是唐军指挥结构有着严重短板，天宝十三载哥舒翰不幸中风长期病休在家，对于此次骤然压上的平叛重担，他心中很是犹豫。哥舒翰真实病情应该不太严重，到安禄山叛乱时，身体已经基本痊愈，唐玄宗再怎么昏庸糊涂也不至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委托给一个偏瘫病人。虽然哥舒翰身体恢复良好，但是体力较差是肯定的，具体军务没法管得太多，因此“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这位田司马偏偏又是个没担当不敢任事的主，于是大军领导层明显软弱涣散。

更糟糕的是，哥舒翰还要面对后方的干扰。唐玄宗并不真懂军事，却自以为是喜欢干预前线将领战术决断；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哥舒翰身体不好本来就不太“能“，君主还要来“御“，所谓“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政出多门搞得主帅威信大失。

而叛军方面则完全不同。攻打潼关的叛军本来由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指挥，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首攻受挫后，安禄山并不考虑其子的威信问题，而是直接换上崔乾祐，可见安某人重视实效并不在乎繁文缛节。此后叛军迁延坚城之下几近半年，安禄山对崔保持了充分信任，并不催促。

而崔乾祐也用自己的表现证明当得起这份信任：叛军骨干是北方边镇军，不习惯中原夏季暑热，长时间下来，师老兵疲士气低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实际情况是，直到战前叛军战斗力依然保持良好，足见崔乾祐治军有方。

崔乾祐不仅治军有方，而且谋略过人，他确定强攻难以奏效，就改变策略“能而示之不能”，“ 于陕郡潜锋蓄锐” ，制造“贼殊无备”的假象，引诱唐军脱离坚固城防，进入叛军擅长的野战模式。而唐玄宗恰恰中计，哥舒翰明明告诫他“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他却固执相信错误情报，强令出击。

四、复盘（中）：兵在精不在多

尽管唐军指挥结构很不健康，将领谋略也不如叛军，但唐军毕竟实力雄厚，对于叛军还是很有优势的。所谓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徒劳。

问题是唐军真有很大优势吗？

潼关唐军号称20万，实际上是有虚头的，而且构成相当复杂：一半以上系高仙芝封常清部败兵，即原关中飞骑、彍騎以及一些新募兵，这些人虽然称为“骑”，但基本是步兵，总数可能超过10万人；一部是由关中蕃胡部落征发的蕃兵，大多为轻装骑兵，约3到4万人；还有一部为奉调入京勤王的河陇、朔方边镇军，进京勤王的最多1万人，河西陇右军还要负责防卫吐蕃，能调动的也不会太多。

从封常清的表现看，新募军明显不堪战，而飞骑、彍騎更是花架子，这些人的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蕃兵战斗技能尚可，但分属碎片化的多个种族部落，组织程度很低作战意志不坚决，只能作为补充力量打顺风仗壮声势；只有边镇军保持着较强战斗力，是唐军主力。

这又是哥舒翰失职的地方：他是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高仙芝封常清被诛杀后，被任命为大军统帅的，最迟到次年正月实际就任，到六月兵败，其间足足有五个月时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内，如果肯做，抽调边镇军中得力军官，下力气认真操练新募军，虽然不太可能练出真正精锐战士，起码可以让这些人有能力打打下手，不至于成为友军负担。当然，哥舒翰可能考虑到以边镇军为基础改造中央军会犯皇帝忌讳，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精力不济，又不愿大权旁落，既不肯真正放权给田良丘，又纵容“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以致“人无斗志”。

叛军兵力不详，估计在3万人上下：不整之军1万，阵后第二梯队陌刀军五千，南山埋伏数千，峡道接应数千，包抄骑兵数千。

叛军骨干是战场经验丰富的原范阳平卢边镇兵，其中包括一支两到三千人规模的同罗骑兵（可能是安禄山精锐亲兵所谓“八千曳落河”一部），该部久经沙场，战斗力很强。

双方这样一对比，唐军所谓优势根本微乎其微，加上指挥混乱低效，实际能发挥的战斗力是不如叛军的。哥舒翰是宿将，很清楚双方真实力量对比，所以理智的避免决战，无奈皇帝瞎指挥，只得勉强出战。

五、复盘（下）：有多少错可以重来

虽说唐军出击是条件不成熟轻率浪战，胜算极小，但不等于说一定就会惨败，问题是他们又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唐军此次倾巢而出，几乎没有留守兵力，这明显有悖军事常识，所谓未虑胜先虑败，打仗谁能保证稳嬴？况且那些飞骑彍骑等于猪队友，没有战斗力也就罢了，实战中还可能轻易崩溃拖累友军。即使是尚有几分战力的蕃兵，也很可能因为纪律散漫临阵妄动，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只带边镇军和服从性较好的一部分蕃兵出战；所谓兵贵精不贵多，精干的队伍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发挥应有作用；哥舒翰身为宿将，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出这种昏招的唯一可能就是：哥舒翰很少处理具体军务，在官兵中威信不足，飞骑彍骑军官仗着天子亲军不买他的账。这些军官未经战阵，轻佻盲动，被崔乾祐布置的假象所迷惑，想当然以为出击必胜，为争功而求战，哥舒翰无力弹压只能听之任之。

当然，到具体作战时哥舒翰还是知轻重的，他清楚这些乌合之众不堪用，就将他们派到第二梯队，搬运辎重顺便充数壮声势。他也估计到蕃兵纪律散漫，不适合编入军阵，除将少数服从性较好的蕃骑配属给前军打下手，做些侦察警戒掩护袭扰工作，其他大部分调到北岸由自己直领，自成一路免得干扰主力——哥舒翰后来是被蕃将火拔归仁挟持投降的，应该是和蕃兵在一起的。打发完猪队友和可能坏事的蕃兵，最后把自己的主力边镇军全部派出打前锋。

这么做也有些不合常理，因为哥舒翰没有留下有力部队担任预备队，一旦形势有变就没有机动兵力可以应对。不过这情有可原，边镇军数量有限，本来对叛军就没什么优势，再拆分开来就变成以寡击众自取灭亡了，倒不如孤注一掷赌一锤子买卖，还有几分侥幸取胜可能。

问题是哥舒翰忘记了，他已经不是那个能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横行青海夜带刀”的哥舒将，岁月不饶人，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驰骋一线了，只能将前线指挥权交给大将王思礼。王思礼将门出身久经沙场，用兵比较谨慎，由他担任前线指挥应该能够胜任。

以王思礼的战场经验，应该不至于被崔乾祐不整军阵轻易迷惑，也能想到峡道中可能会有埋伏，不能压上所有本钱把整支部队都投入进去，得留一支生力军应变。但是他指挥的是构成复杂的三镇混合军团，河西陇右两镇经常合作抗击吐蕃，还能勉强配合，突厥方向的朔方镇就相当陌生了，诸军各自争功冒进，王思礼不能约束，于是一窝蜂掉进了崔乾祐的口袋阵。

这又是哥舒翰的错误，当初他出于权术听任王思礼和李承光争权，破坏了王的威信，造成王无法有效驾驭前军。

即使唐军中计遭到伏击，事情也不是不可挽回。叛军虽然占据有利地形，但控制的是南面山地，战场只是相对狭窄，唐军能够调用毡车这种重型兵器，可见并不是完全没有机动空间，叛军投掷的滚木雷石并不能造成太大杀伤，无非是干挨打不能反击比较伤士气而已。

毕竟前军是比较有经验的边镇军，在烟雾弥漫的战场上还能维持建制，这时候如果断然脱离战斗，损失还不会太大——崔乾祐设伏兵力不算太多，他用草车堵路固然限制了唐军毡车冲击，同时也妨碍了自己本部反攻；他的同罗骑兵应该还没有运动到位，提前出击可能不会取得很好战绩。

然而哥舒翰犹豫了，他的位置远离战场，凭军报判断前军还能支持；他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咬牙再努力一把也许就能击溃叛军，迟迟不愿壮士断腕。于是乎随着时间推移唐军终于沦落至万劫不复之境。

六、复盘（完）：魔高一丈

尽管唐军表现拙劣，但他们终归不是鱼腩，不是那么容易覆灭的。

这里就看出崔乾祐的用兵手段了。

借助朝廷猪队友的神助攻，叛军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野战机会。前面说过，比起实际能发挥的战斗力，唐军是不如叛军的，真要进行一场堂堂正正的会战，叛军胜算很大。

但是崔乾祐并不满足一场大胜，他要的是一战定乾坤，他不希望再有残兵败将逃回去给他制造麻烦，为此他进行了精心排兵布阵：

崔乾祐的基本战略是诱敌深入、侧翼包抄打歼灭战，这并不出奇，每一场会战都是这个指导思想，关键要看怎么实现。

“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显然是示敌以弱，但这只是第一招，崔乾祐并不认为仅用这一手就能骗过哥舒翰王思礼等老江湖。他在后阵部署五千精锐陌刀军，先令前军“旗少偃，如欲遁者”，等唐军逐渐占据上风时，后军“伏忽起薄战，皆奋死斗”。

这也是崔乾祐计划的一环，他清楚西北边镇更熟悉陌刀战术，这一招并不能制胜，而是要让唐将认为叛军布的是前轻后重的诱敌之阵，不足为虑。经过力战叛军再诈败，就容易解除对手戒心，使得唐军相信敌人已经力竭，可以放心追击。

等唐军追近隘口，叛军止步回战，南侧山头伏兵出击，用滚木檑石打击迫近隘口的唐军。这一手还是诈术，就是要让唐军产生叛军已经使出看家本领的错觉。于是哥舒翰下定决心投入生力军，以毡车冲击隘口敌阵。

尽管叛军以草车塞路、乘风纵火遏制了唐军攻势，唐军大将们相信叛军“技止此耳”，高地檑石终会用尽、草车不可能无限燃烧，介时就是唐军雷霆一击奠定胜局的时候。为此他们命令盲目放箭，即使有所误伤也顾不得许多了，为的是避免叛军趁乱逼近偷袭，增加战役变数。

崔乾祐并不指望南山伏兵能够打败敌人，他要的是时间，无论是投石还是纵火，都是为了逼离唐军步兵，尽可能推迟短兵相接。当他闻报同罗骑兵已经运动到峡道入口附近，并且观察到唐军已经完全展开阵型，不会再有预备队了。

就是这个时候！

剽悍的同罗骑兵冲出山谷，顷刻间击穿了唐军后军警戒线，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河滩方向。唐军后军疏于战阵，惊骇之下迅速崩溃，叛军乘势席卷前军后方，苦战半日的边镇军来不及收拢，在前后夹击下全军崩溃……

应该承认同罗骑兵包抄战术近乎炉火纯青。王思礼不是生瓜蛋子，不会顾头不顾腚，他事前就对附近进行了必要的侦察搜索，而且还留下有力部队掩护——随着战役进展后队也加入战斗，只留下少数蕃骑担任警戒。因此，为了瞒过唐军侦察，同罗骑兵潜伏在战场数十里外，开战后才往峡道入口方向运动，为了保存马力，他们一路需要牵马步行在崎岖小道上，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及时运动到位，一击打爆素质很高的西北边镇联军。

崔乾祐以他老辣的用兵宣告，哥舒翰等老一辈名将已经到了黯然退场的时候，新一代将星正在冉冉升起。

七、问责：谁该负责

作为大军主帅，哥舒翰在战役指挥上昏招迭出，无疑对于惨败负有重大责任，但这些基本上属于战术错误。前面说过，唐军实际战斗力不及叛军，非要正面硬扛的话，哪怕是韩信李靖复生，也不过是小败大败的区别。说到底，这仗就不该打，战略上的根本错误，不是战术能力所能弥补的。

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明确指出，哥舒翰坚决反对出关浪战，是在唐玄宗强逼之下，不得已出战。

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应该是李隆基的？

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人能追究其过错责任，因此他们往往行事任性；但他们轻视的别人的身家性命，对自己可是爱惜得很。崔乾祐的诱敌之计其实表演过火，以四千对垒20万明显儿戏，玄宗即便一时不察，经哥舒翰提醒不难察觉其中有诈，不会轻率冒险。毕竟其他地方丢了也就丢了，潼关是京师最后一道门户，一旦有失沿线无险可守，叛军一个冲锋就能打到长安，难道李隆基任性到拿自己老命开玩笑的程度？

史书告诉我们，这是奸臣杨国忠向皇帝挑唆的缘故。此人觉得哥舒翰手握重兵，有可能危及自己的权力地位，于是不顾大局造谣中伤不断使坏，逼迫大军冒险出关作战。

事实当真如此吗？

主动出击确为杨国忠的馊主意，此人也是公认的奸佞小人，但不能以他的为人简单推定他是出于主观恶意进谗言。

事实上杨国忠也不可能有什么主观恶意——作为外戚，他是依附皇权存在的，根本利益和皇帝一致；平时挖皇帝墙角薅羊毛搞腐败也就罢了，到了生死存亡时刻，轻重缓急他还是拎得清的。玄宗担心的问题难道杨国忠就不用担心了吗？之前他对安禄山的不断诋毁，两人已然势成水火，叛军一旦打进关来，他注定难逃一死，他怎么可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

克劳塞维茨有言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最终目的还是政治利益，所以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干预前线将领决断是常有的事，有时为了更大政治利益，甚至不得不违背客观规律进行军事冒险。

杨国忠虽然是依靠裙带关系发迹，却不是无能之辈，他能坐稳帝国宰相宝座，没有两把刷子是混不下去的——此君只是贵妃族兄，血缘关系不算很近，单靠吹牛拍马没有一定实际才干，是不能从一票杨氏外戚中脱颖而出的。

杨国忠会干正事吗？当然会，此人在财政上还是相当干练的——新旧唐书批评杨国忠的事由无非弄权害人和妄起边衅两端，并未提及他横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可见他主持下的帝国财政并没有出现问题。

战争从来不只是军事问题，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固然重要，后方勤务支持同样不可或缺。20万大军驻扎在潼关，粮饷军械完全依赖关中地区筹办；以大唐殷富军饷器械都不是大难题，主要困难还在粮食供给上。

大唐王朝尽管经济繁荣国势昌盛，却有一个很大短板，就是帝国核心地带粮食不能自给——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已经不是秦汉时的八百里秦川天府之国，长期开发造成地力退化，而人口却迅速繁衍，因此不得不从中原乃至江淮地区调运大量粮食填补缺口，数量最多时达到“三年，运七百万石”；杨国忠长期办理帝国财政，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了。

作为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贵族阶层庞大官僚机构臃肿，为了供养这样一大批非生产性人口，粮食压力极大。有唐一代皇帝时不时就要“巡幸”东都洛阳，说白了一大半是为了逃荒，带上一大票贵族官僚军队到东部地区“就食”，减轻关中负担。

而此时叛乱极其严重，河南州郡大半沦陷，帝国性命攸关的运粮通道断绝，关中粮食供应只能吃储备的老本；现在为了抵御叛军，帝国在潼关集结了数十万大军，粮食消耗如流水一般，旷日持久下去坐吃山空，国家财政有破产的危险，由不得杨国忠不紧张。

更糟糕的是，造成粮食供应紧张也有他杨大丞相一份“功劳”：当初杨国忠认为国家仓储丰富物资充足，为显示自己的理财能力，他改变财税制度，调低地方上缴财富中的粮食比例，将主要运力用于布帛等高附加值货物输送上。

这个政策一方面缓解了国家物资调度的运输压力，减少运输途中人力物力损耗，减轻了徭役负担；另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有效掌握了更多财富，有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支持了天宝年间一系列对外战事，本来是一项善政。但是粮食储备的减少，却使得帝国应急处置能力急剧下降，而唐玄宗又在叛乱发生当年“（天宝）十四载八月，诏水陆运宜停一年”，这个缺乏远见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隐患。

果不其然，大乱骤起，河南诸郡迅速失守，河阴仓、含嘉仓、太原仓等重要仓储不是沦陷敌手就是自行焚毁，眼看着关中粮仓一个个被搬空，杨国忠就寝食难安。

哥舒翰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叛军利在速战，唐军利在持重；而杨国忠站在国家总体战略的高度，看到帝国实际上没有继续拖延的本钱，只有尽快结束战事，才能避免粮尽兵溃不可收拾。

说到底杨国忠推动出战也是职责所在，说不上多么公忠体国，却也没多少私心。但他终归只是宰相，再怎么炙手可热，也就是平时弄权，这种军国大事只能由皇帝拍板。粮食不济虽然是大问题，但还不是迫在眉睫，因为此时已到六月正值夏粮收获时，即便关中产量不足，支持一两个月还是可以的。玄宗虽然还来不及收到郭子仪李光弼常山大捷消息，但朔方军在河北进展顺利他总是知道的，反正大军已经在潼关屯驻了半年，完全可以再观望一段，何必枉顾自身安危去孤注一掷？

除非说还有其他因素影响。

事物从来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安史之乱是大唐内部矛盾激化所致，本质上属于内政，但不等于没有外部势力参与。

自从公元7世纪下半叶，纵横辽东的高句丽王国覆灭，称霸塞北的东西突厥汗国瓦解，雄踞高原雪域的吐蕃帝国就成了大唐最危险的敌人。

为争夺地区霸权，为掠夺更多财富，从天山南路到河西走廊，从青海高原到四川盆地，凶悍的吐蕃武士与安西军，河西军，陇右军，剑南军年复一年的生死搏杀，双方矛盾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既然大唐出了内乱，吐蕃没有理由不趁火打劫，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虽说吐蕃乘虚而入是后来的事，没有明确记录说吐蕃曾在天宝十五年袭扰边境，但却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毕竟唐军与叛军在潼关相持长达半年，有关消息早已通过间谍传到逻些（今拉萨），吐蕃领导层有足够时间据此作出判断决策，即使他们为稳妥起见不大举进犯，试探一下总是可以的。

马嵬坡兵变杨国忠被杀时，“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马嵬坡在今陕西省兴平市以西，离长安不过百余里，不过骑兵一日行程，皇帝一行还远没有脱离险境；在这种情况下逃命才是第一位的，谁有功夫来搞这些礼仪程序？而杨国忠偏偏在这时忙里偷闲正式接待，很可能因为这位使者就是来搞军事讹诈的，甚至威胁进攻杨国忠的最后底牌，他长期遥领的剑南镇，杨某人必须认真对待。

既然吐蕃能在这个时候搞讹诈，那么他们同时进行军事威胁也在情理之中。吐蕃一向对河西陇右地区垂涎三尺，而这一地区是关中西大门，如果被吐蕃占领，即便解决叛军，也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安全形势严重恶化。

既然大唐不可能拿核心利益出做交易，那么西陲战事再起也就是早晚的事了。为避免出现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唐军必须抢时间先解决一个方向的敌人——吐蕃是多年敌国，兵强马壮，一旦开战必定旷日持久；所以只能选择冒险先打实力相对较弱的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