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电影节前夕，位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内的小西天艺术影院热闹非凡。

4月10日，曾经为中国电影赢得了重要国际声誉的《那山那人那狗》4K修复版影片在这里首映。

该影片讲述的是80年代初中国湖南西南部绥宁乡间邮路上的故事：即将退休的乡邮员父亲带着第一天接班当乡邮员的儿子走那条已走了二十多年的邮路，一路跋山涉水，父子的短暂独处却改变了原来的微妙亲情关系，父子俩渐渐消除了心中的隔阂。该影片于1998年在中国上映，随后又在日本、韩国等地引起轰动。

《那山那人那狗》中滕汝军饰演的父亲（左）与刘烨饰演的儿子（右）

4K版首映当天，影院内座无虚席，还有日本粉丝前来观看。这部影片犹如一坛尘封了20多年的美酒，跨越21年的时间，通过4K的形式，带着更加醇厚的芳香与观众再次见面。影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更加清晰的色彩重现，再次唤回了人们心中渐渐淡去的乡愁，引起观众的共鸣。

影片放映后，导演霍建起上台，与《人民中国》总编辑王众一、《那山那人那狗》摄影赵镭一同畅谈影片拍摄与修复的过程，以及当年在日本上映时的幕后故事。

在4K影片的首映前，本刊总编王众一对《那山那人那狗》导演霍建起进行了独家专访。

王众一（左二）与霍建起（右二）及其他嘉宾共同回忆有关《那山那人那狗》的往事（摄影：袁舒）

<访谈 > 霍建起：用影像留住我们的乡愁

霍建起(简介):

中国著名电影导演。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美术设计，自1995年起开始自己执导电影，并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大奖。主要作品包括：《赢家》《那山那人那狗》《生活秀》《暖》《秋之白华》《萧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那山那人那狗》。

近年，霍建起分别获邀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长春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

2005年12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大会上，霍建起与其他50名电影艺术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

起步于第五代的摇篮

——据说你上北京电影学院的理由竟是为了看电影？

霍：我少年时期家附近的部委大院经常放《不夜城》之类的内部电影，我们就经常混进去看。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电影是唯一让人特别兴奋的事情。现在想想当年的片子也没什么，但当时看到银幕上的人能说话就觉得特别新奇。对电影的情结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1978年的高考我曾同时考取了中央工艺美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在决定取舍时我想，如果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就可以看更多好电影了。当时的想法就是那么简单、实在，却历史地决定了我的人生之路。

霍建起导演（左）与王众一总编辑（右）（摄影：袁舒）

——你认为你和第五代电影导演是什么关系？

霍：我们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共有5个专业，总共才100多个学生，所以彼此都很熟悉。因为我在美术专业学习，毕业后又从事了十多年美术工作，1995年才独立导演电影，所以我是和第六代导演的起步时间点相同的第五代导演（笑）。也许因为在78级里我的年龄偏小，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等都比我大至少六岁，所以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我是第五代的。

——你们这一代和前一代导演相比不同的电影叙事意识表现在哪里？

霍：和时代发展有关，我们在上课时像郑洞天老师、谢飞老师就向我们介绍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世界经典电影和经典大师的作品。这让我们具有了不同于上一代的视野。我们的老师是第四代，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启蒙，但走得更远，更加特立独行。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类电影，我们越看不懂越觉得真不错，每个人都想更多地追求突破。因此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起步的时候，有一种上一代身上没有的先锋性。这使得第五代电影整体风格不同于50、60年代电影的喜闻乐见性。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剧照

——在全方位接受当代世界电影影响的过程中，战后日本电影对你们这代人有影响吗？

霍：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很多日本作品进入中国影院，而当时欧美电影还很少能够在普通影院看到，可谓日本电影一枝独秀。所以我们接触到了《追捕》《望乡》《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片子和好多优秀演员。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我们忽然看到了这么好的世界和这么美的人。高仓健、栗原小卷、松坂庆子、中野良子、吉永小百合、田中裕子、山口百惠、杉浦友和、药师丸博子等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梦中情人。现在回过头来看原因有二：一是那时中国人观念比较封闭，二是当时中国连化妆术概念都还没有。

走上独立执导之路

——你刚才说到，毕业后很长时间从事美术工作。是什么机缘使你想要开始独立执导电影呢？

霍：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从事和电影有关的美术工作。作为美术工作人员，参与制作了《盗马贼》《大撒把》《遭遇激情》等不少电影，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自己讲一个故事的冲动。

为什么呢？毕竟在电影学院看了那么多好电影，毕业之后又一直接触电影，好电影太让你兴奋了，这就是原动力。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要想在一部片子中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要做导演。

于是我用了两年多时间试水，拍了一些广告片，初步掌握了拍电影的感觉。这个过程中我对自己调度千军万马增加了信心。也许你没有什么锋芒，但不一定比别人指挥得差，反而效果可能更好。大嗓门地去嚷嚷可能是一种工作方式，但自己做不来，不过不用这种方式可能也不差。

《盗马贼》剧照

——第一部作品是怎么一炮走红的？

霍：我的第一部导演作品是1995年拍的《赢家》。编剧是我妻子苏小卫。她觉得要拍戏就要有剧本，可是没成绩没钱请人谁给你写？当时她对我拍电影心里没底，看我执迷不悟，也没跟我商量，为了圆我电影导演梦，专门为我写了这个本子。

片子是我个人去找的投资，但影片还是要挂在北影。因为我是北影的人，需要一个出品方。那个时候韩三平是厂长，挺支持我。就这样，剧本、投资和出品方都顺利解决，电影得以投拍。

它不是一部完美的片子，但是在当时风格十分新颖。这得益于之前我拍广告片形成的画面意识。片子完成以后各方面反响特别好，连续获奖。96年的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华表奖优秀影影片、最佳编剧奖、上海影评人十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长城电影节最佳编剧奖、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差不多当年中国电影界的全部节奖都囊括了。有了这次成功，后面拍片就顺利了。毕竟艺术就是靠作品说话。

《赢家》宣传海报

《那山那人那狗》的无尽乡愁

——借助《赢家》的东风，1998年你又成功地执导了《那山那人那狗》。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你想在湖南那样的地方拍这部片子？

霍：1997年访问美国考察时，我发现电影的成功与否，自有路数和道理在里面。那时我和谢飞聊天，他对我说民族性强的就是世界的。后来，潇湘厂拿了《那山那人那狗》这本小说找到我拍电视剧，我坚持要拍成电影，并利用当时的政策凑足了资金。

我和我的摄影、美术、录音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有很强的创作冲动。剧组很小，在偏远的地方拍摄，条件非常艰苦，每个人都晒得很黑。但总觉得，如果一个人真诚做事，上天一定在看。而且我是学美术的，很喜欢湘西南大自然的风景。

《那山那人那狗》中父子俩走在原生态的湖南大山里

——现在看看《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片子还是挺前卫的。在大家都向往现代化、都市化的时候，你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种乡愁。而且把乡村的美和父子之间的温情拍得很自然，毫不做作。里面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就是男主角把父亲背在背上赶路。这个是剧本里面就有的情节吗？

霍：这个情节剧本里是有的。但是影片中的很多情节都是后来丰富进去的，这个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觉得拍这种乡愁是命中注定的，是骨子里就有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怀旧的人。我曾很长一段时间住在长安街旁的北池子一带，闲下来时总去从前皇家园林散步，就形成了一种怀旧的情结，对自己小时候生活过，如今风化消逝的世界的怀旧挥之不去。看着自己小时候住的建国门一带环境都变了，老北京的护城河也没了，怀旧的情绪就会不断滋长。像陈丹青这样的画家都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怀旧情结，过一段时间就往回想想。《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片子恰好有这样一种缭绕在父亲心里的情感，这恰恰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它既是乡愁，而这个闪回本身也是一个先锋的东西，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方式。

影片中儿子背上父亲赶路

——是否这种既有新鲜感，又能拨动人们情感最深处的心弦的普遍情感，成为与世界对话的关键要素呢？

霍：你说的对。这是一种世界性的东西。我在蒙特利尔电影节的时候亲身体会到，观众那种被打动的感觉，那种感动是溢于言表的。后来这部片子在日本的成功发行，也是有赖于观众这样的反应。当时北影厂接待了一个日本文化代表团，一位代表团成员拿着在新华书店买的VCD请我签字，还送给我一条领带，他眼含着泪水对我说：我们日本人就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

在日本引起的持久共鸣

——在山田洋次的《故乡》中，有一个闪回的镜头，是夕阳下儿子背着父亲走的剪影。这与《那山那人那狗》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这是否是东方人相通的情感表达？

霍：的确都是相通的。这部片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我个人期待的结果。一个影片能够有这么大的传播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山那人那狗》中儿子背起父亲过河的场景

山田洋次导演的《故乡》中儿子背父亲的场景

——可是《那山那人那狗》在中国的票房并不理想。

霍：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本身就没什么市场宣发推广的意识。而且这种艺术电影本身就不是娱乐市场的东西，有针对的发行没有跟上是根本原因。

——在日本是怎样的机缘一下子就获得成功了呢？

霍：2000年沈阳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颁奖前放映《那山那人那狗》。当时退休前在东宝公司做发行的深泽一夫、还有《电影旬报》的植草信和也来参加活动，被现场观众反应所感染。后来，深泽一夫通过森川和代找到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牵线找到了我，洽谈了在日本发行的事情。最后深泽一夫个人、岩波艺术影院、植草信和代表的《电影旬报》以及东宝公司四方合作，购买了影片在日本上映的版权，并策划用一年时间做宣传发行的准备工作。

2001年2月我去东京举行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4月影片就在岩波艺术影院上映了。上映之后轰动效应升级，2001年3月25日《朝日新闻》的金牌随笔栏目“天声人语”甚至破天荒地为这部电影做了宣传。于是很快就在日本全国铺开放映。

2001年，《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上映时的霍建起导演（右）与森川和代女士（左）

——《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可以和当年《追捕》在中国上映的情形有一比了。今年《追捕》在中国上映40周年，《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上映18周年。两部电影在彼此国家的持久影响力，是在中日电影交流史上值得比较的一对案例。

霍：当时因为影片的发行或放映我经常去日本。直到两年前东京电影节上放了一场我拍摄的《玄奘》时，还有好多观众记得我。许多人拿着《玄奘》的画册，还有不少人则拿着《那山那人那狗》或者《情人结》的画册等着签名。当时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跟我说他家里就是寺院的，离东京比较远，无法全家都来。于是全家特地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商量谁来看这部《玄奘》。

霍建起导演在东京与粉丝互动

——在日本如此广泛、长时间的影响，对你来说也是始料不及的吧？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么长时间的影响力？

霍：我认为是因为有一种前边我们谈到的东方人共同的情感。虽然这种感动是全世界共通的，但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感情都比较隐晦，不直接表达。加之有普遍的家族情感的原因，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因而在日本人那里更有共鸣吧。那段时间，只要去日本就会遇到这样的人。有一次在六本木，有一位穿着米色的风衣，灰白的头发的知识分子模样的长者在门口等着我签名。他在冷风中等待我们的那股热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发行时的宣传海报

——《那山那人那狗》之后，在《暖》这部片子中你又启用了日本演员香川照之饰演一个中国哑巴农民。这部片子当时在剧本上就有考虑要和日本合作吗？

霍：这是一部纯粹的中国电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也是表现了一种纯粹的、中国式的乡愁。日方和中国方面确有合作，但并不是合拍片意义上的合作。主要是在初期就设想拍成之后要在日本发行。当时日本对中国电影也比较重视，所以找到了我。

——《暖》这部片子对您也是一个挑战吧，让一个日本演员演中国人。虽然这个角色没有什么台词，但是反过来在表演上的要求会更高吧。您是怎么指导他的呢？

霍：日方考虑到日后在日本的发行，希望片有一个日本演员，便建议启用香川照之。尽管这个角色是中国农民，但在片中是个哑巴，没有台词，所以我也敢用他来演。香川照之这个演员非常敬业，表演十分投入，也很能吃苦。通过这部片子他在东京电影节上意外地摘得影帝桂冠。有一个细节我现在还记得：宣布他得奖的时候，他毫无准备，甚至连领带都没有打就上台了。上去之后才意识到嘴里还含着一颗糖，一激动就咽下去了（笑）。

《暖》剧照

与山田洋次导演的缘分

——听说你和山田洋次导演还有着很深的缘分？

霍：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可以说是忘年交了。《那山那人那狗》最早在东京发行的时候，听说还没进入宣传阶段的小范围观摩会他就来过。

我听说之后很兴奋，因为学生时代就看了很多他的作品。《寅次郎》看得并不是很多。《远山的呼唤》和《幸福的黄手绢》是印象最深的。在当时这是两部主打的片子，不是那种生涩的纯艺术电影，是那种能让普通百姓也喜闻乐见的主流片子，同时也不是纯娱乐片，很温情动人，对于人性的表达十分到位。

——你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候是什么时候？后来都有过那些交往？

霍：第一次是2005年。那时候是《情人结》在上海电影节上参加比赛，我和他坐在同一排，通过他中方经纪人的介绍，我们就认识了。从那一次开始，我们的接触就比较多了。后来还一起参加了电影频道的《电影之旅》的采访。

之后我也去东京找过他。他是松竹公司的台柱子，他的《寅次郎》在日本是贺岁片，每到过年如果不放映的话，老百姓就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他的片子总是幽默中又有很多动人的情节，笑中带泪。有一次我去松竹公司他的工作室找他，中午他就在松竹斜对过的西餐厅请我吃饭。当时正是《砂器》公映二十周年，从餐厅的窗户看出去，旁边的高楼上就是巨大的《砂器》的广告。山田洋次是《砂器》的编剧之一。当时就我觉得很亲切，因为《砂器》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在上海看的。

我跟山田洋次导演也有不少互动，后来有一次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采配合他的《东京家族》的推广，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对谈。

2017年，受邀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讲座的霍建起导演（中）与山田洋次导演（右）

——看过《那山那人那狗》之后，我一直觉得你就是中国的山田洋次。虽然你们年龄差得很多，但是影片的那种温馨的乡愁是相通着的。是否可以说你们彼此心中都有着对自己国家“原风景”的美好想象？

霍：还真是无巧不成书。记得2011年我们一起去日本考察电影，和观众交流，在濑户内海边上一座美丽的城市竹原，我们在小巷里正走着，你一眼就发现了不远处正在和苍井优一起看外景的山田洋次导演。于是就有了我们在濑户内海的一次不期而遇。当时山田导演正在构思他的《东京家族》是吧。好像后来你和我说过，濑户内海是日本人心中的“原风景”。其实在我心中，中国乡村的绿水青山也正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原风景”。

山田洋次（左）与霍建起在竹原相遇（摄影：王众一）

胶片电影留给我们的乡愁

——目前《那山那人那狗》完成了4K修复。你觉得色彩恢复得理想吗？

霍：当年片子拍的很认真，后期制作阶段又一点一点很细致地调光。《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片子当初色彩调的就很好，那种色调和影片的感情很吻合。这次4K修复后基本能达到原来的感觉，有的地方色彩可能更好。4K修复的意义更多在于影片的储存。胶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受环境温度、湿度的影响，质量都会越来越差。4K修复后，影片的画质就会更好一些，影片的储存也能够更加长久。

4K修复前后的《那山那人那狗》画面对比

——数字电影比胶片电影在制作方面有了更大的空间，但是在表现性上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今天是否也将面临对胶片电影乡愁的追忆？

霍：胶片电影是一种奢侈的方式。虽然胶片时代过去了，但是数字拍出来的东西始终无法达到胶片的那种润的境界。那种润的空间是说不清楚的。

但是数字对于今天的创作者来说，确实容易了很多。我们那个时候就好比只能拿到5个萝卜做菜，但是今天就是给你500个萝卜去做菜。量大了，可以反复去做，所以容易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由于时代原因，语境、习惯、年轻人的审美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有的时候可能很卖钱，但是不能引起我们感动和触动。我认为这和时代有关系，和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系，但是和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时代不同了。以前表现本身就是有难度的。我们那个时候看片子到要资料室去，每次看到兴奋得不得了，所以上学的时候能看到大量的片子觉得特别幸福。但是现在，手指一点，手机上就出现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传播的门槛也低了。每个年代不同，每个年代也都有每个年代的局限性。没必要在一个时代追求另一个时代的东西。你没有那种体验，也不一定拘泥于那种表述方式。其实只要在你自己的时代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访谈人：王众一

图片提供：霍建起

文案整理编辑：袁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