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期，从1981年8月到1983年4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先后有两个台湾国民党军的飞行员驾机飞越台湾海峡，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沿海地区降落。一个是台湾空军的少校考核官黄植诚，另一个是台湾陆军航空队的少校分队长李大维。这是继1969年5月台空军上尉飞行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机归来后，十余年来再次有敌对的飞行员飞越台湾海峡。事件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的轰动。其时我正在解放军福州空军部队联络部门工作，有幸参与接待事宜。躬逢盛事，所见所闻，颇为生动丰富。近来整理老照片，赌物思人，浮想连篇。那些当年被称为“内幕“的故事，经时光的冲刷，也到了可以揭秘的时候了。借用行内的一句老话：现在可以说了。
1980年伊始，我从福州空军的战斗部队调到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群联部机关任职。福空群联部分群工和联络两个部门。联络部门主要负责对敌斗争中的宣传、瓦解敌军；敌方政治情报刺探、收集、策反等一系列公开和秘密的工作。当时福州军区面对台湾，号称福建前线，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向台湾国民党军。
整理旧物，不经意看到当年的工作证。三十六载时光荏苒。回想当年在福空政治部群联部的工作情景，同事小贺、小李和谐相处，记忆犹新，愰如昨日。
这是1985年的照片。这一年的年底，福州军区在百万大裁军中撤销。所在的军区空军也由兵团级单位压缩为空八军（正军级单位）。群联部不复存在，最遗憾的是自己在工作多年中积累的资料，移交的移交、销毁的销毁。许多生动丰富的故事也湮没在历史中。
这是和我的三叔在福空政治部大院内的留影。因为只有这张照片才能看到单位大院的概貌，让人慰留些许淡淡的回忆和思念。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1981年8月8日，晴。这是一个炎热的盛夏。上午刚上班不久，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通知：台湾来人了！王明山副部长要我带上摄影器材立即跟车赶赴现场。我急忙从柜里拿出照相器材，赶上他时，他已经坐在大院里已发动的一辆小车上了。
在车上，王副部长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一架台湾空军的战机起义回归，正在福州场站降落。我们火急火燎赶到福州义序机场时，黄植诚驾驶的F一5F双座战机已降落停在停机坪上。停机坪四周已被场站警卫部队戒备森严。
我们的小车一直开到停机坪。一眼望去，飞机的后舱护罩已缺失，留下一个明显的豁口。隐约可以看见前舱穿着桔红色飞行服的飞行员。后来才知道，那是黄植诚同机的后座飞行员许秋麟中尉中途跳伞留下的豁口。我急忙打开照相机，抢拍下了一系列照片。
黄植诚在我地勤人员的帮助下跨出战机。
这是一架美制的F---5F双座战机，属于当时台海两岸部署的较先进的战机。据有关情报，台空军曾将两种军机做过比较。与当时我军装备的主流战机歼六相比，该机型低空性能略胜一筹，高空性能旗鼓相当。
远远望去，机身上前部显眼位置喷着”中正'两字，后部喷有国民党徽和飞机编号：5361
当时福州机场的主跑道正在维修，机场属于关闭状态。气象条件属于白天简单状况，天空中有一层霾，能见度一般。在没有地面引导的情况下，主跑道又处于维修中，能在这么一个陌生环境中安全降落，也属不易。
后来机场地勤在把飞机推进机窝的途中，不小心扎破了一个后主轮，引得黄植诚心疼得好一阵子。说：都是国家财产，要爱护嘛。我飞行两千多小时，从来没有刹爆过一个轮胎。
驾机归来的是时年29岁的台湾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相当于飞行师）督察室飞行考核官黄植诚少校。
黄植诚，祖籍广西横县。父亲曾是当年随国军撤退去台的空军地勤人员。其于1973年毕业于台国民党空军官校，飞行时间已达2100多小时。
飞行考核官的官不大，权力却不小。整个联队的上百名飞行员每年度的考核晋级都要经过考核官。考核官一般都是台空军中的佼佼者，其叛逃对台空军飞行员的心理冲击非同小可。黄驾机归来，曾在当时的台空军中掀起一场地震。据说事情汇报到蒋总统经国先生处，气得经国先生当场摔了杯子。后来从五联队督察室主任到联队长，再到台空军司令乌钺，再到台国防部长高魁元，统统因此去职。
黄植诚下机后，接受调查时介绍了有关驾机起义的过程：
早在三个多月之前，他就开始悄悄地做准备了。精心筹划选择降落机场；计算航程和油量；熟悉地标地物；设想遇到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置方案，考虑好了行动过程中的各种细节。
8日当天黄植诚的飞行任务是考核该联队的中尉飞行员许秋麟。上午8:20，这架双座战机从台北桃园机场起飞。前座考核官黄植诚少校，后座飞行员许秋麟中尉。黄植诚对驾机回归祖国大陆策划已久，决心利用这次飞行达成心愿。战机起飞不久，即将靠近海峡中线。黄植诚当即命令许秋麟关上暗舱罩，理由是要考核其暗舱飞行技术。暗舱一关上，后舱一片黑暗，如同黑夜，完全看不见舱外参照物。只能凭舱内仪表定位飞行。战机接近台湾海峡中线时，黄植诚又下令由自己接手操纵飞行。在黄植诚的控制下，F一5F径直向大陆飞去。
战机接近大陆时，许秋麟已从仪表上觉察出不对劲。他忍不住打开暗舱罩，发现了机翼下的大陆，当即大惊失色，惊呼：长官，下面是大陆！
黄植诚冷静地回应：我就是要去大陆。许秋麟惊慌失措，慌乱中连连表示自己很害怕，不想去大陆。
黄植诚介绍自己当时的心情：考虑到许秋麟的表态，为了尊重其个人意愿，同时也担心其有可能对战机安全降落造成干扰，因此决定返回，把许秋麟送到马祖岛旁边的东引岛，让其跳伞。因东引岛上驻有台陆军部队，会接救其返台。
在油量有限的情况下，F一5F还是掉头返回大海上空。许秋麟在东引岛上空跳伞，后被台军蛙人部队救起，接送回台湾。
上午九时许，黄植诚驾机直飞福州机场。9:20在福州机场安全降落。这时油箱里的航油已所剩无多了。
黄植诚在福州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台湾飞行员驾机起义的消息火速上报，福州空军领导很快赶到福州场站外场，在停机坪上举行了一个临时的欢迎仪式。军内外媒体记者也陆续赶来。
到现场的军区空军领导有：张希庸政委、两位副司令，以及政治部高兴民主任等。
这是福空张希庸政委与黄植诚握手，对其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表示热烈欢迎。
黄植诚在福州机场降落后，我在第一时间向中新社福建分社的记者周景洛通报了有关情况。因此，黄植诚驾机起义的第一消息发布官方媒体，是由中国新闻社率先公布的。等到新华社军分社的记者闻讯赶来时，已接近中午时分了。
黄植诚驾机在大陆安全降落后，随即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台湾方面对内除了撤换军中大批涉事将领外，对外还要应对汹涌的舆论。为了掩盖自身的尴尬，台军方先是抛出“迷航论'。称黄植诚是由于天气等问题迷航误入大陆。但由于当天气象条件良好，黄又驾机把许秋麟送出后再返回大陆，所以“迷航论'不攻自破。
很快台湾方面又抛出'个人生活不正常'论，散布黄在台赌博输掉巨款，因而逃债，等等。
据我所知，我方掌握的情报和调研情况均表明，以上说法均为无稽之谈。
黄植诚毅然决然舍弃在台亲人投奔大陆，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归根结底是对台军中腐败的失望，对大陆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的向往。
下图是福州空军首长和黄植诚在停机坪的合影。左起分别是：福空政治部主任、副司令丶黄植诚丶福空政委丶副司令。后排两人中，左边的是福州场站站长，右为场站政委。
这是笔者和黄植诚游览福州市鼓山风景区时所摄。
黄植诚休闲时喜欢穿牛仔衣、牛仔裤。他告诉我，他在台湾有好几套牛仔裤。但当时大陆上刚刚改革开放，还买不到牛仔裤。所以买了一套类似牛仔布的工装，黄植诚穿得很开心。
当年8月12日，福州军区召开盛大的军民欢迎大会，欢迎黄植诚驾机归来。会上宣读了军委命令，欢迎黄植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宣读了空军的任命：任命黄植诚为位于山西临汾的第十二航校副校长（副师职）。黄植诚当即换上空军军装。
黄植诚当时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黄植诚降落后，作为接待的联络部门就忙开了。除了每天搞调研，对内写简报，对外发宣传新闻稿外，还要拟报接待方案。黄植诚先是住在福空招待所，不久又移住福州军区梅峰宾馆。接待由福州军区联络部为主，军区空军联络部门配合。在讨论奖励方案时，福州军区要我们征求军委空军方面的意见。要不要发奖金？该发多少奖金成了讨论的焦点。
1962年和1964年福建前线司令部曾先后两次发表通告，以公开形式宣布对台军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1964年3月15日重申的奖励规则，其中空军起义人员中驾P2Y、U一2飞机的奖励黄金八千两；其次是F5E系列的奖励黄金七千两，等等。此通告虽然当时不再提了，但並未宣布取消（直到后来才宣布取消）。
当时空军有一种意见，认为发的奖金够他花就行了。但这种意见遭到福州军区的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人们认为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据说杨成武司令员坚持按通告标准发给奖金，说：你们空军不拿，我们福州军区拿！
欢迎大会上，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授予黄植诚奖金支票和奖金证明书。
这是我保存的一份珍贵的黄植诚奖金证明书的副本。
当时授予黄植诚的奖金是人民币65万元。为什么是65万元呢？原因是：驾驶F一5F战机起义归来的奖励是黄金七千两。当时人民银行的黄金卖价是每两90元人民币，折算成人民币一共是63万。方案报告到军区司办，杨成武司令听了，拍板说，凑齐数字，给65万吧。上报中央后，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我作为共军的一个正连级军官，每月薪水也就一百元出头。年薪不过一千二百元。65万元当时对普罗大众来说，真是天文数字了。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共和国的一个小军官年收入的500多倍。
在福州的一系列活动结束后，我们开始陪送黄植诚进京。进京安排由福州军区空军负责。带队领导由福空政治部丁连云副主任牵头（副军职），成员有群联部副部长王明山和我，共三人。
黄植诚进京乘坐当时由福州到北京的45次列车，我们4人包了两个软卧车厢。随行的还有一批军内外的记者。当时的火车是烧煤锅炉的蒸汽车头，速度慢，也就60公里/小时。从福州到北京走了两天两夜。当时又正值盛夏，暑热难禁，火车成了真正的”火'车。又没有空调，一路还真不好过。
或问：为什么不乘飞机？答案是：为了安全起见。主要是怕空中受到攻击。
这是黄植诚到达北京站时受到热烈欢迎。
黄植诚抵京后，还受到了原国民党军历次驾机起义的飞行员的热烈欢迎。握手的正是1963年驾机归来的徐廷泽。左边第一个是1969年驾机归来的朱京蓉。
徐廷泽，原台湾国民党空军二联队十一大队上尉飞行员。于1963年6月1日驾驶F一86F战斗机飞返大陆，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获得黄金二千五百两（价值）奖金。
继徐廷泽后，1969年5月26日，台湾国民党空军上尉教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驶T一33教练机起义。原计划在汕头机场降落，结果因天气原因，又计划飞广州。由于油料告罄，最后迫降在广东博罗县观音阁镇的东江流域河滩上。所幸人机安全无损。
两人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入乡随俗，也带上了纪念章，挥起了'红宝书'。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有点可笑，但却是当时的真实情景。照片打烙上'文革'那个年代深深的印记。
黄植诚抵京后，还受到了老一辈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维等人的欢迎。
抵京两天后，黄植诚即召开了盛大的中外记者会，阐明自己驾机起义的心路历程。虽然他在福州也安排过一次记者会，但那次与会的都是国内记者，且人数不多。这一次邀请的有各大内、外媒体记者，阵势浩大，算是公开亮相，所以上级极为重视，并做了充分准备。
外交部特地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英语翻译，提前给黄植诚”做功课'。图中那位戴眼镜和黄植诚一起并排坐的，就是年轻的老翻译。
面对有众多记者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时上面规定的口径是：如果有记者提出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必须表示坚决反对。此外余下的所有问题官方概不作规定，任由黄植诚按自己的意思回答。当然，允许自由回答并不是放手不管。在提前的'功课'辅导中，那位翻译列出了各种各样的近300个问题，请黄植诚思考最佳答案。翻译还说，如果一时想不出，就一句一句来，趁我给你翻译时，腾出时间思考。
结果是，记者会中所有刁钻古怪的提问，都没有超出原先准备的提纲。记者会获得成功。电视播出实况后，领导传达说从上到下都很满意。
黄植诚很崇拜邓小平。在福州落地不久，就提出希望能见到邓小平。我们在简报上汇报了黄的心愿，结果进京后不久，果然传来日程安排消息：邓小平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一同接见黄植诚。
记得当年接见要求十分严格：几时到达，几时几分进门，几时几刻接见，怎么着装……都有要求。必须分毫不差。为此，联络部门的工作人员详细计算了从空军大院到人民大会堂的路程，路上的红绿灯数量、时间间隔以及行车速度等。拟定了一个行车安排时间表。不料，车子在过长安街上第一个路口时遇上的是绿灯，结果后面所有的路口均是绿灯。这样汽车就提前到达。但提前到了也不能下车，只好在附近兜圈子，直到准点才下车进门。
这是首长接见后，作为工作人员，我也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留个影。
黄植诚抵京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共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联欢会。联欢会上京城名流云集，济济一堂。黄植诚在会上还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孙中山作词，刘家昌作曲，一度在台湾流行的《中华民国颂》：'青海的草原啊，一眼看不完。喜玛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只不过由于政治敏感，黄植诚当时把歌词中的'中华民国'一律改唱成了”中华民族'。首开此歌在大陆流行的记录。
黄植诚在台一直未婚。据说其驾机投向大陆后，蒋经国问起黄的情况，曾面斥台空军司令乌钺：29岁了，为什么不给他结婚？
黄植诚回归大陆后不久，即与在民航局工作的马红结婚。当时的证婚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的钱昌照。
这是新婚的黄植诚夫妇与钱昌照夫妇的合影。
黄植诚与马红夫妇新婚后回到当初降落的福州，看望接待过他的老朋友们。这是我给两人在福州鼓山风景区拍摄下的一张照片。我曾问老王，谁给他们俩牵的红线？老王说月老是亚洲。
黄植诚去山西临汾任职前，看到徐廷泽有一部福特牌的私家车，也动起了买车的念头。后来在内部朋友的介绍下，接手了一部由某国大使馆退役的九成新的奔驰车。（据说该国大使馆换了新大使，新人不愿使用旧车，就地处理了）记得当年的处理价格是一万九千元人民币。算是捡了个便宜。那天黄植诚特意把这辆白色的奔驰车开到宾馆，拉着我兴致勃勃地照了个相。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破纪录的第一代私家车。挂的还是空军的车牌。
黄植诚驾驶的F一5F战机，据说落地不久就拉到沈阳的飞机制造厂里去了。后来放在航空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后座舱罩因许秋麟跳伞弹飞了，这是后加的，显得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