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在日中支派遣军策划下，以汉奸苏锡文为首，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地方汉奸政府，伪上海大道市政府。这个汉奸政府根据日占领军的需要，随着招降的汉奸地位越来越高，也变化很多次。从伪上海大道市政府，伪上海督办市政公署，伪上海市特别政府。

苏锡文

中共情报系统急需侦知汉奸政府与日本勾结的内部动态情报，这一任务，落到了中共情报人员汪锦元的身上。

汪锦元的母亲是日本人，对中文、日文都很精通，又长期在上海当教师，此时成为了伪市政府教育局局长顾澄的翻译。

中共上海组织经过研究，指令汪锦元利用身份打入上海伪市政府秘书处，先后任伪青年报经理、日本军部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部科员、南京伪国民政府教育部驻上海联络员、伪外交部专员等职务。这期间，汪锦元以“汉奸”身份出现，以各种伪职作掩护，把中共情报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情报的收集也是五花八门，如“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之妾左倾思想非常浓厚，和小说《花溅泪》作者于伶（注：进步分子）交往密切”，比如“国民党内政部长陈群的六姨太和日本某要人私通”，比如某官员与某官员交密或不和等等，都在网罗的范围之内。当然主要是以收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满洲”、南京等亲日政权的情报为主。汪锦元此时组织上线为翁迪民，随后改为郑文道。

彼时，上海有一个伪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高宗武担任所长。汪锦元作为人才被选入其中。不久高宗武调任，由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兼秘书周隆庠接任。汪锦元的才干，得到了周的赏识。

周隆庠，江苏无锡人。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与高宗武、邵毓麟都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人称“九大三鹰”。）回国后进入外交部，在高宗武 的手下任情报科科长。后跟随汪精卫叛国，成为他的翻译。

周隆庠(二排左一)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周隆庠当上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因工作繁忙，遂提出另外物色一个人给汪精卫当日语翻译。汪精卫也感到最好有个比较年轻的人，精通日语和中文，既能口译也能笔译，还能住在公馆里随叫随到，随时可以接听日本人打来的电话。他托周隆庠找一个合适的人。

汪精卫的疑心病很重，既要提防重庆军统、中统的人，以及共产党人的渗透，也要防备日本人对其的控制，认为绝对不能在自己身边埋下祸根。找谁合适呢？周隆庠向汪精卫推荐了汪锦元。周隆庠告诉他：汪锦元母亲是日本人，他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回到上海后，一直在日人手下工作；现在任职于大道市政府，并且周亲自考察过；汪锦元祖籍苏州，出身名门，应该说此人政治上可靠，社会关系清清白白，与任何一方都没有挂连。是可以信任的。

1940年9月，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汪锦元进行了当面考察，看到这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老成持重，不多言笑，彬彬有礼，和气谦恭，第一印象就不错。又经过一番了解，最后同意汪锦元住进汪公馆，职务是“汪主席”随从日语翻译兼秘书。

从此，1940年9月开始至1942年7月29日上午7时半，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汪锦元，在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公馆里“卧底”近两年之久。也由此诞生了中共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南京情报组’。

南京情报组：由李德生（又名纪纲）、西里龙夫、陈一峰、汪锦元、张鸣先、张明达、吕一峰、阮毓琪8个成员组成。 李德生任组长，潘汉年为总负责。

除中国籍成员外，还有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人。西里龙夫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同盟社记者，中西功则在日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任职。1938年3月，“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将西里龙夫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首席记者。

中西工

1938年3月，伪“中华联合通讯社”（“中联社”）成立，经过西里龙夫安排，陈一峰考入“中联社”，并很快担任首席记者。西里龙夫与陈一峰利用自己的首席记者身份，在南京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送往上海。

1939年4月，上海派遣张明达到南京担任交通员，后“中联社”招考联络员，张明达通过应试，当上了“中联社”的联络员，来往于南京到上海沿线各城市，乘机传递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得的情报。

1940年3月， 已经在“中联社”中担任首席记者的陈一峰，又进入汪伪政府的“中央电讯社”任职。西里龙夫则继续以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在南京日、伪上层活动。

李德生以“世传中医”的身份作掩护，在洪武路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以国医诊所为掩护，既卖药又坐堂看病。在以后，这也是‘南京情报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之一。

题外话：一个情报组的活动，其如果效率和成绩高，那么所需费用也是相当惊人。我们的影视剧中，很多地工人员表现为消费奢侈，出入于灯红酒绿之所。其真实情况今天来说，是是而非，奢靡情况是有，但大多数人地工人员相当清苦，还要自筹资金或者自我负担活动经费。曾经电视剧《借枪》中曾就将活动经费的奇缺作为筋线贯穿于全剧之中。

《借枪》海报

1940年4月至南京之初，南京组的经费每月是一百至一百五十元，待李德生诊所情况好转时减为五十元。南京组每月开销约三百元，空缺部分由组员党费和李德生收入补足。1942年3月起组织经费停发，完全由组内自筹。

1939年春至次年春，单中西功所交党费就达四百余元。当然组内成员若有困难，组织也都尽力帮助，如西里龙夫一方面缴纳党费（李德生特别说明有几回交的是“日本金”，日圆当时币值大于国币），一方面在1940年5、6月罹伤寒之疾时，组织支付了二百元医药费。当时情报科成员，不论血统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有一种为着理想献身的精神，所以南京组经费停发，不仅工作没有因此而停顿，自筹的经费经常达到每月四、五百元，超过正常开支。这些余钱，给南京组的工作带来了便利，如为了工作顺利结交南京警察总监苏成德时送了价值百元的绢制匾额。外来资源主要有满铁上海事务所情报室的节余费用（中西功）。

书归前文，汪精卫将汪锦元视为心腹，带他和日本高层人士会谈，带他出访东京和伪满洲国。汪精卫与日本人的秘密几乎对他毫不隐瞒。这使汪锦元的情报工作如鱼得水。在当时极度严峻、危险的环境下，他获得的情报之多、质量之高，难以统计。

左起：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

​1939年12月30日，日本和汪精卫双方秘密签订了《日支关系调整纲要》，史称‘日汪密约’。

《日支关系调整纲要》：包括《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和《调整日支新关系原则》、《日支新关系调整要项》、《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等三个附件。

主要内容为：一、割让中国东北给日本，将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二、伪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三、伪军和伪警察由日本供给武器并加以训练。四、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农交通事业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五、禁止一切抗日活动。其它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为：日本支持汪精卫组织伪政权，并对伪政权的有关贷款、税收等问题作了规定。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汪锦元利用特殊身份获得这份情报后，上级很快通过电台送报延安，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中国共产党公开揭露了“日汪密约”，“日汪密约”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公愤，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使日本和汪伪卖国集团狼狈不堪，只得不了了之。仅此这一份政治情报，汪锦元的贡献就足以载入中共情报史册。

汪锦元和“南京情报组”在顺畅运转，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情况，汪精卫处来往人员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被迅速送交中共南京情报组负责人，由张鸣先（李德生妻）完成密写，书写材料往往是中央电讯社的刊物，外套“中央通讯社”或“同盟通讯社”“中日文化协会”等日系机构和亲日机构的信封。政治交通张明达密送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再经秘密电台报送延安。

​1941年10月，东京因为破获了震惊世界的“佐尔格拉姆扎小组”，近卫内阁受此案牵连倒台。此案并很快波及中国上海和南京。感叹的是，当东京的尾崎秀实在被捕之前及时向中国的中西工发出撤离的警报之时，因为要确定日军北上和南进之间的选择。中西工、西里龙夫，包括汪锦元和整个“南京情报组”在遭到了灭顶之灾之前，要将这份情报固定了下来。并通过潘系统中‘21’号，将情报由军统转至重庆，重庆综合自己本身所得情报分析（毛庆祥电讯系统池步洲无线电侦听），急速在12月1日通过驻美武官告知美方。可惜，后面事不再赘述。

1942年6月15日，东京特高科派员秘密逮捕了在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在上海的中西功。 1942年7月29日上午7时半将汪锦元逮捕。同一天被捕的有李德生、陈一峰等。以及上海的郑文道、金若望(程维德)和倪志樸亦同时被捕。郑文道被捕后跳楼牺牲，198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该案成为日本谍报机构所说的著名‘中共谍报团案’。

郑文道烈士

​汪锦元等三人被关押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时，东京警视厅和检事局派员前来审讯。开始，日本特务着眼于扩大破坏组织，尔后着重于侦获情报内容，边问边拷打，残酷施刑，李德生的一口牙齿都被打掉，三人遍体鳞伤，并未屈服。9月审讯告一段落。

10月1日， 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等三人被戴上脚镣手铐，由上海轮船至长崎再由火车押往东京，关押在巢鸭监狱 。 不久后，汪锦元等三人都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

由于抓捕汪锦元是在汪公馆，日本宪兵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进去，抓走了“主席”日语翻译兼秘书，并由日本政府宣判，这使汪伪政府大丢面子。尤其是一向傲气十足、对汪锦元印象甚好的汪精卫妻子陈璧君，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加之日方并未查证汪锦元等和佐尔格案有联系的事实，陈璧君坚持要汪精卫、周隆庠出面干预要求引渡 她多次向日本人要求把汪锦元等3人“引渡回国”，由所谓的“国民政府”审判。

1943年4月初，日本政府为了安抚汪伪政府的面子，把汪锦元、李德生和陈一峰押回上海。同年6月21日，驻上海江湾的日本陆军军事法院判处他们无期徒刑，先关在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7月，他们又被押往南京，关在珠江路日本陆军监狱服刑。

进入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德国即将覆灭，日本也面临最后失败的命运。侵华日军总部并不甘心束手就擒，挖空心思寻找对策，竟异想天开，妄图向新四军寻求“局部和平”，以达到所谓“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目的。

派谁去寻找新四军领导机关联系呢？日军精心研究后，从狱中放出了李德生，并把这个要求交给了他。（李德生曾在日本被刑讯达16次，而其口供也成为日后研究中共地下组织在日据时期，沪宁组织的重要材料。建国后曾任内务部司长）

李德生先到上海，后辗转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时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新四军第3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扬帆（原名石蕴华，曾名殷扬），奉命接见了李德生并对李德生进行了审查，而后将侵华日军总部的意图报告了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

扬帆

饶漱石对这么重大的事情不敢做主，便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与侵华日军总部接触，以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但不能做任何实质性表态。

饶漱石

​扬帆奉命两次进入南京，会见了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由于日军乞求和平，扬帆乘机提出释放汪锦元和陈一峰，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1945年5月30日，汪锦元和陈一峰回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根据纪律，他们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按常规必须对自己在日伪关押时期做详尽汇报。直到7月，扬帆正式告知汪锦元：决定恢复你的组织关系，留在联络部工作，级别定为团级。

在此期间，大桥对子（汪侨霞村，汪锦元母亲）在中共隐蔽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从敌占区上海通过多道封锁线，来到了苏北盱眙县黄花塘抗日根据地。母子劫后重逢，悲喜交加。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汪锦元喜极而泣。9月的一天，扬帆指令汪锦元再次前往国民党刚刚接管的上海长期潜伏，并伺机进入国民党机关。临行前，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特地接见了汪锦元、陈一峰等人，对他们在抗战期间的工作给予表彰，并要求做好日后的工作。

陈一峰夫妇去了南京，汪锦元母子回到了上海。

1946年，张建良（即华克之，即当年孙凤鸣刺杀蒋介石不成，刺杀汪精卫案的策划者，彼时，已经加入中共情报保卫系统）找到汪锦元说：组织上很关心你的生活，派我送些钱给你，又问汪“能担任些什么工作”。汪锦元很吃惊，因张建良没有按照扬帆与他约定的联络暗号、代号来联系，他担心会是国民党特务的试探，谨慎地未加理会敷衍了过去。张建良来联系了几次，就没有再见面了。（一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汪锦元见到张建良，才知道张是中共党员、潘汉年系统的情报干部，当时是潘汉年嘱咐张建良来关心他的。）

华克之

1947年初，汪锦元和堂弟一起在上海虹口武进路开了一家小无线电行。半年不到，邻居悄悄地告诉汪：“国民党方面通过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此后，汪锦元更小心了，又非常渴望能得到党的指示。

1948年，汪锦元教育动员一位石姓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并托他进苏北、山东解放区后找扬帆和梁国斌以取得联系；又经一位季姓同志在上海找寻组织，终因苏鲁解放区战局紧张，上海地区白色恐怖严重，都未能接上党的关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汪锦元先后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他工作积极勤奋，但很少谈及自己，特别是给汪精卫当日文秘书这段历史，更是从不提及，连他子女都不知道他过去的工作内情。

1955年夏，汪锦元因所谓潘汉年、扬帆案被捕。

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得到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后，汪锦元得到平反。组织结论中有一句：对党有一定贡献（个人一叹）。

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逝世。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