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执政后，向高丽进行三次大规模征伐，企图使高丽完全俯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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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即帝执政以后，“负其富强之资”，从大业八年至十年，接连向高丽进行三次大规模征伐，企图使高丽完全俯首听命，岁岁朝贡不绝。然而，战争实践的结果则与杨广的主观意愿相反，隋朝不但损兵耗资，“三征不克”，而且导致国内严重政治危机，使隋王朝步入衰亡之途。

此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原因和教训的。首先，政治上的不得人心，是造成隋军进伐高丽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隋朝进伐高丽的战争企图，始于文帝开皇之末，带有对高丽邀靺鞨之众袭掠隋辽西郡进行反击和惩罚的性质。当时，“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而炀帝杨广鉴于高丽曾邀株羁袭隋辽西郡，认为高丽对隋怀有二心，他即位伊始，不但“潜有取辽东之意”，而且凭借隋朝强大的国力，终于把进伐高丽的战争推上了历史的日程。杨广进伐高丽之战，虽然具有封建王朝上升时期拓边固防的性质，但置国情民意于不顾，倾注全力地接连发动大规模战争，势必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事实上，由于统治阶级在战争准备与实施的过程中，“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所以，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遭到隋朝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遭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而这恰是导致杨广“三驾辽左”无功而还的基本因素。

三伐高丽的战争，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不仅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激起民众普遍起义，而且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造成隋朝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此种内外交困的动荡局面，便把隋王朝推向了覆灭的边缘。诚如唐代史学家魏徽所深刻指出的，杨广“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怒，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

其次，战争指导上的重大失误，是导致隋军进伐高丽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进伐高丽的战争，虽是在经过长期较为充分筹划和准备的基础上发动的，但由于杨广战争指导的不力，而造成隋军实战的失利。综观三次进攻作战的全过程，可以明显看出，杨广在战争指导上的重大失误，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庞大的水陆兵力与后勤供应难以确保之间的矛盾，乃是导致隋军失败的首要因素。

第一次进伐高丽之战，杨广调集水陆大军113万余人，号称200万；而动用担负军需运输的民工，则是兵力总数的两倍，即226万余人。第二、三两次进伐高丽之战，出动的兵力和民工数，均大体与首攻高丽时相当。《通典》卷七《食货志七》明确载称：杨广“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

据此可知，隋朝三次进伐高丽的战争，累计使用兵力约为340万，民工约680万，两项累计约1020万人。在战线过长、交通不便、连年用兵的情况下作战，怎样确保如此众多作战部队的军需供应，乃是保证作战胜利的重大问题。为此，杨广除下令士卒每人自带一定数量的米粟外，主要采取征调倍于作战部队人数的“馈运者”，征用大批船只和车辆运送资粮。

其中，仅征调的鹿车（小车）夫多达60余万人，每2人推挽1辆鹿车，载米3石。由于道途险狭遥远，车夫自身食用消耗过大，待运到前线时，已经“不足充糇粮”，军粮物资难以保障，军心士气势必动摇。首攻高丽作战的失败，特别是宇文述等九军的惨败，“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是很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尽管杨广为了解决庞大作战部队的军需物资问题，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隋军的后勤供应始终未有可靠的保障。而要使资粮匮乏的隋军作战部队保持高昂的军心士气，去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战略打击方向选择得不正确，战役战斗上缺乏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这是导致隋军失败的重要因素。在战略上能否正确地选择既是敌人的要害、又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或环节，或地段），作为隋军的基本打击方向，并且根据敌情实际，采取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战术，这是关系到进伐高丽之战能否取胜的关键。

恰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暴露了杨广主观指导上的低能。早在首攻高丽的进军途中，兵部尚书兼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在其病笃弥留之际，曾上表杨广建议说：“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段文振的上述建议有两个值得肯定的基本指导思想：其一是以高丽的首都平壤为隋军的根本进攻目标，只要集中兵力攻陷平壤，那么，其余诸城便不攻自破；其二是为了达成“倾其本根”的战略企图，必须采取“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的以奇取胜的速战速决战术。

这样，既可避免秋雨的艰阻，又可缓解粮竭的困扰。显而易见，此一建议乃是从敌我双方和天候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较为符合实战需要的制胜之策。然而，“自负才学”天下无比的杨广竟不采纳，却督令隋军主力按部就班地围攻辽东城。高丽守军凭据坚城，采取诈降误敌之战术，迫使隋军久攻不克，顿兵坚城之下而无所施策。

其后，虽有宇文述等九军南下之举，却因自身师老兵疲、军粮竭尽，以及来护儿水师孤军进攻平壤之败，而使隋军终于丧失了水陆会攻平壤的有利时机。倘若杨广最初以部分兵力进攻和籍制辽东高丽守军，以主力疾速南下，以水师密切配合，采取速决制胜之策，那么，攻取平壤、战胜高丽，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三，隋军行军缓慢和消耗过重，水陆两军缺乏密切协同，这是导致隋军失败的又一因素。杨广将百余万隋军编为三十军，其中，遂行作战任务的为左、右二十四军，担负御营守卫任务的为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从涿郡出发，每日发一军，每军相距四十里，历时月余，三十军始发完毕。行进中的隋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飘荡，绵亘千里。

由于千里行军，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惫和消耗，及至前线之时，部队战斗力已经锐减。十分明显，此种徒有“近古出师之盛”虚名的作战编成和行军序列，根本不适合野战条件下的作战需要。杨广策划进伐高丽的战争，虽然采取的是水陆并进的进攻战略，但由于战线过长，通讯不灵，指挥失当，致使陆师长期顿兵于辽东而不能南进。

水军不待诸军俱至而贸然轻进，水陆两军互不协同，孤自为战，对高丽始终没有形成合力而强大的总体进攻之势。因此，尽管杨广最初设想以“总集平壤”为其进伐高丽的总战略目标，然而，最终却以其错误的主观指导，而化为泡影。

第四，杨广统军御将过死，严重压抑诸将组织指挥才能的充分发挥，也是导致隋军失败的一个因素。隋军三次进伐高丽之战，杨广是以最高军事统帅率兵亲征的。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的皇权之威，他在进伐高丽之前，就明令告诫诸将说：“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

杨广的这一命令，表面看似乎是在强调统一指挥和战场纪律，而实际上则是违背战争的客观实际的一种主观主义规定。实践的结果表明，杨广的这个规定，就像一条绳索捆住了诸将的手脚，严重地妨碍他们作战指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致使多次陷城歼敌的有利时机，失之于“奏闻待报”的往返过程之中，而这恰恰给高丽守军采取诈降手段重整守备，“随出拒战”，提供了时间和条件。

首战高丽，隋军之所以久攻辽东而不克，直接原因即在于此。二攻高丽，杨广虽能汲取教训，改变统军御将过死的作法，给诸将“以便宜从事”的指挥之权，但却因为杨玄感起兵作乱，而终致围辽之战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