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建榕

洞庭席家乃沪上知名钱业家族

席上珍是一名新女性， 女白领， 在上海新式报纸《商报》馆做书记，也就是秘书。1922年9月，年仅24岁的席上珍，因为买股票纠葛，造成巨额资产损失，愤而自杀，当时社会关注此案的程度，并不比后来的影星阮玲玉、筱丹桂之死逊色。

《商报》在鼎盛时期位列沪上第三大报

席上珍之死与报馆经理汤节之有关。汤为广东人，在上海很有名望，是沪上的粤商领袖。他创办的《商报》，聘请陈屺怀任主编，陈布雷为主笔，潘公展为电讯责编，这些人后来都是风云人物。汤节之不仅从文，而且经商，他参与创办的中国商业信托公司，专门接受顾客委托代为理财投资，许多人热衷证券交易，却又摸不着门道，便委托这家信托公司代为操作，起初也确实很有收益，就像包天笑在小说《上海春秋》中描述的情节一样，“开一个信托公司，包可赚钱。这是一个外国法子，中国人还没有做过。”“连那些奶奶太太们，也很高兴在那里买进卖出。”

席家系苏州洞庭东山望族，这位席小姐毕业于上海有名的城东女校，业余又在英文补习班进修。她喜欢读书，写过小说，英文流利，而且穿着打扮颇有品味，坐办公室，在当年算是文化程度很高，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女性。席进入报馆后，月薪仅20余元，可是家庭尚算富裕，在股票买卖狂热下，她向亲戚朋友挪借了5000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约为现今的50万元），委托汤的信托公司购买股票。汤后来在法庭说，当时股票极为抢手，不敷分配，怕她投机过度，还劝她少买一点。因为席上珍已死，此话是真是假难以确定。

民国时期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不久，“ 信交狂热” 减退，“信交风潮”扑面而来，大批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倒闭，上海的十几家信托公司所剩无几，汤节之的中国商业信托公司也关门打烊。席上珍不仅颗粒无收，连一纸股票的凭证也没有拿到。

席上珍虽说是一名白领，月薪并不高，这5000元的钱款，大部分是母亲的积蓄，其他都是东借西凑而来。为了讨回这笔巨款，她多次与汤节之交涉，软磨硬泡，但都被他推脱搪塞，甚至嬉皮笑脸地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钱放在我处，有何不放心耶。——你嫁了我吧。”

信交风潮后市场一片冷寂，交易所里冷冷清清

据亲友说，席上珍因为讨不回钱，无法向亲友交代，且又受了汤节之的羞辱，又气又恼，曾经在报馆内两次喝药自杀，两次都被人救了过来。下班回家时，邻居见到她含着眼泪，显得神情恍惚。回家以后，则把自己关在屋内，不思饮食，情绪十分低落。

1922年9月9日晚上，席上珍没有按时下班，她等到众人散去，独自进入总经理汤节之的办公室，用一根电线上吊自杀，这一次，等到有人发觉她自杀，已经无力回天了。她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她的冤屈，也将舆论焦点集中到了汤节之身上。

席上珍香消玉殒于当时的福州路

在人们的印象中，民国时期的新女性，生活在新的时代里，不仅可以驰骋职场，自食其力，而且读书明理，自信自立，与男人一样立足社会，“莫谓闺中无杰出，一飞直上九重天”，像第一代女银行家张幼仪、飞行员李霞卿等，乃至永安公司的“康克林小姐”，都称得上新女性的代名词。照理，她们有比普通人更为坚强的心里素质。可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面对社会和自身的困惑，新女性却是最为脆弱的群体，她们的敏感、刚强和名誉感，成为她们迈不过的坎，难以逾越的人生障碍，而经济上的顿挫，往往是最直接的因素。

席上珍自杀后，社会舆论强烈谴责汤节之的卑劣行径，多认为是汤拒不返款导致席的自杀。陈望道先生也写了《席上珍女士在商报馆里吊死事件》，对席的自杀表示同情。席的家人向法院起诉汤节之，指控他欠债不还，直接导致席上珍自杀。处于风口浪尖中的汤节之，则公开发表声明，称他早已将所购股票凭证交予席上珍，至于股票惨跌所造成的损失，与他无关云云。至于他说要娶席为妾的话，更是矢口否认，不过又说：“即使她不愿意，何必如此？”事实究竟如何，众说纷纭难以断定。

这本是一件经济纠纷导致的不幸事件，但因为早期入职报馆的女白领不多，炒股的女性更少，而且炒股自杀，在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很容易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加上她与报馆经理的是非缠斗，一点办公室的暧昧，彷佛在单调的戏剧故事中，又出人意料地多了一丝悬念。

故事的另一主人公汤节之还任上海总商会董事，

图为上海总商会旧址

其实在席上珍自杀后，事件就演变为一场各方势力博弈的游戏，牵涉到社会神经的各方面。上海粤商与其他商人团体为争夺商业利益，向来存在矛盾冲突，一旦被社会媒体舆论曝光其负面新闻，其他商业势力焉能不暗中窃喜？

近代上海同乡会势力很大，不仅帮衬同乡的生意，甚至连生老病死都要管，席上珍死后，首先出面为她伸冤的就是洞庭东山同乡会，以及几家豪放的妇女团体。因为有社会势力的介入，事情的发展就超越了案件本身，愈益社会化、扩大化。而汤节之作为粤商领袖，背后的势力也不容小觑。粤商认定搞臭汤节之的目的，就是抹黑上海的粤商势力，因此竭尽全力为汤辩护。

一代影后阮玲玉同样选择自行结束生命

双方各为其主，舆论和社会各界对此案持续关注，报道连篇累牍，一直到第二年才渐告平息。民国时期， 女明星阮玲玉因为“人言可畏”自杀，越剧红伶筱丹桂也因为“做人难、难做人”自杀。她们的死，在当时都引起轰动，社会造就明星，就是用来娱乐和消费的，明星的一举一动都有娱乐价值，何况非正常死亡呢，所以她们的死，也被看客们视作最后的一次买单，一定要物有所值，爆炒到底。席上珍作为一名新女性，在当时也属凤毛麟角，说得难听一点，她的死也与后来的阮玲玉、筱丹桂一样，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人们在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也不乏观赏一场精彩好戏的黯淡心理。

经济纠葛引发的案件，一旦条件具备，很容易发酵成为社会关注的事件。在舆论如潮般的攻讦下，法院判处汤节之有期徒刑三年，虽然最后通过关系，汤逃脱了惩罚，但名声已坏，此后有传言汤将“异地为官”，但被人告发而止，遂销声匿迹，不复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