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做生意，梅瑞的老邻居陶陶投机取巧、机敏活络、善于钻营。通过各种努力，陶陶找到了一条发财的路子，专卖大闸蟹。90年代初就开始做了，市面做得蛮大的，租了场地，开了公司。

唱词

苏城生意我谋划，

一本万利脸增光，

上海商圈（你）名声响，

跌打滚爬我担当。

道白

昔日沪上“打桩模子”

陶陶早年分配在菜场工作，后来辞职贩卖过外烟，那时贩卖外烟可不是单单卖香烟，烟摊头旁还有块硬板纸竖着“专收国库券、兑换券、各类票证”，也就是所谓的——打桩模子——黄牛。

“打桩模子”，现在大家也是很熟悉——“朋友，外汇有吗？”，好像就在身边，很形象。其实二三十年前，电影院门口也有“打桩模子”，俗称“翻跟头”的，为啥呢？“朋友，内部电影，人体艺术片，好不容易轧出一张，两块钱，要伐？”本来一块变二块，是不是翻了个跟头？

其实，这些都称为“黄牛”。名称很熟悉，但为啥要称“黄牛”呢？市面上总有部分物资，因为受欢迎，大家抢购，而造成供应紧张。譬如，解放前夕，纸币不值钱，黄金是硬通货，大家就去“轧金子”，打仗粮食供应紧张，大家就去抢购“轧米”，后来“困难时期”，什么家用的缝纫机、自行车，甚至家具，都要凭票购买等等，这种情况下，投机倒把的黄牛出现了。为啥叫黄牛？牛分很多种类，数黄牛的皮硬毛多，一年要换两次毛，所以绰号“黄牛”，是指这些人毛利多，皮厚。

国库券一组

“我是1988年从工厂辞职的，把自己的铁饭碗扔下之后，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那两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报纸——在4月初的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说这一段话的人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杨百万”杨怀定，他就是“倒卖”国库券起家的。那时候，我们在单位都按照规定、按照工资的百分比认购过国库券，其实就是必须买，于是也就蔑视国库券，放弃利息本金出手不在少数，没什么人想到过国库券是有赚头，而且还是有大赚头的。

没办法，我们在这个社会里的算度，只限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至于开根号，两次方……是精算师的事情。杨怀定就属于精算师。

一个精算师，便是一个有利润空间领域里的“牛头”，跟着“牛头”转悠的，是每一个利润空间的黄牛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历了几十年证券时代，粮票布票油票……一切皆因供不应求。到了商品经济时代，证券渐行渐远，但是新的证券应运而生：国库券，兑换券，外币，免税品额度，汽油票，月饼票，购物卡，乃至电影票，音乐会，于是有了新政权时代。

凡是有利润的空间必有黄牛的存在。尤其是到了新证券时代，市场经济创造了新证券时代，新证券时代滋生了新一代黄牛。黄牛，是新证券时代的价值温度计。

外汇免税商店门口“黄牛”林立

有一条弄堂，曾经非常著名。陕西南路“25弄”，不过所有人只叫它“25弄”。八九十年代，公费出国的人知道，黄牛同样知道——“中国出国人员销售外汇进口免税商品”，向出国人员供应免税商品是当年一项特许政策，出国回来就可以免税购买一大件……它就坐落在25弄内。全上海智商最高的黄牛，在25弄弄堂口做“外贸生意”，美元英镑日币的买入卖出，免税商品的差额，凡黄牛书是读不好的，不过他们的“外贸生意”，大学数学系教授也做不来的。

淮海中路1469号，乌鲁木齐路口，美国领事馆。据说，某一天早晨总领事先生醒来，推开窗户有点吃惊，领事馆外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搭了一张张活动床（实际上就是躺椅），睡在了领事馆外的人行道上。What are theydoing（他们要干什么）？有人乘了电车经过此地，也生疑问，这一个上只角一直冷冷清清，怎么也会每天排队的？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是上海的青年男女与美领馆关系最频繁的时期，自费赴美留学就在此等候：签证。

上世纪80年代银行储蓄所

签证签出来，就要换美元，也换日元澳元。当年银行还没有这等业务，于是黄牛便是汇率而且，这汇率就是科学合理，银行里挂的外汇汇率也就是挂挂而已。美元一涨再涨，连不出国的老先生也要调点，1比10吃进，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像陶陶这种头子活络的女人，眼睛滴溜滚圆，没什么话讲不出，没什么事做不出，没什么门道看不清。就算是做大闸蟹生意了，陶陶还是有多项兼营的业务，绝对也是草根精算师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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