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首兽面鱼纹罍 商代

岳阳县荣家湾鲂鱼山出土

通高50CM

牺首兽面纹圆尊 商代

通高73.2CM

华容县出土

牛尊 商代

通高14CM

衡阳市包家台子出土

越人留在湘江流域的酒器——动物纹提梁铜卣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尺寸：高50、最大腹径38厘米

1988年湖南衡阳县赤石乡出土

湖南省衡阳博物馆藏

卣（yǒu），酒器，古文献和铜器铭文常有“秬鬯 （juchang）一卣”，秬鬯是古代祭祀时用的一种香酒。此提梁铜卣出土于湖南湘江流域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它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铜卣相似，但盖上和腹部装饰的蛇纹、蛙纹等，不见于中原商周同类器物。加之形制、纹饰相近的铜卣湖南湘潭还有出土。因此，这件铜卣应是湘江流域越人仿制中原西周铜卣的作品。越人在先秦两汉时期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地区，秦汉以后大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与今天的壮族、侗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卣铸造精良，可知春秋时湘江流域的越人已有比较发达的铸铜水平。

凤鸟纹铜“戈”卣 商（公元前16—前11世纪）

1970年宁乡黄材王家坟山出土

通高37.7厘米

卣（yǒu）是古代的盛酒器，卣作椭圆形，子母口，有盖，卣内盛酒，盖上器盖，酒香不会外溢。器身装有提梁，便于提拿。器盖、器身上装饰有凤鸟纹，凤鸟是一种吉祥的鸟，也是中华民族最喜欢的的神话动物，商代晚期在铜器上开始出现，西周时期相当盛行。出土时，器内有三百多件玉器。如此贵重的铜器和玉器于一起，显然是作为财富窖藏的。器盖和器内底有一“戈”字，是族徽。戈族在夏商时期是中原地区的旺族，许多铜器上都可以见到同样的铭文。“戈”族器物在湖南地区出现，应当是部分“戈”人至少在商代晚期已经来到了这里。

铜象尊 商（公元前16—前11世纪）

1975年醴陵狮形山出土。高22.8，长26.5厘米

尊为酒器，作象形，象鼻与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椭圆形口，酒可以从此注入，是一件既具艺术，又具实用有铜器。象尊发现多件，目前出土地点的仅此一件，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象尊虽然都说是出土于湖南，但准确的出土地点并不清楚。象尊看上去栩栩如生，但仔细观察，却可以看出象尊的躯体比自然界中的象躯体要短，艺人们在制作此件器物时有意把象的躯体缩短，却使人看上去仍是一件形象逼真的绝佳艺术品，可见其处理手法的巧妙。器上装饰有龙、凤、虎、兽面等纹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象鼻上的凤鸟和虎纹，既保持了象鼻的特点，又塑造出了一只凤鸟和虎，其装饰艺术确实是匠心独具。

三羊纹铜鬲 商代

通高22.8CM

湖南征集

兽面纹方座簋 西周

株洲市均坝出土

通高26CM

马纹铜簋 西周

通高30.6、座长20厘米

桃江县连河冲金泉村出土

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之纽，铃舌已失。肩部饰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间饰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饰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垂长冠、长尾的凤鸟四只。器座较长两边铸立马，每两匹一组，头向相背，昂首竖耳，头较小，颈较长，身较短，蹄较粗，长尾下垂，尾毛根根可辨，座身两长边浮雕马身，马高马长均为16厘米。器座较短两边饰兽面纹。此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器形和纹饰，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少见。还有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而同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点。联系到桃江还出土有西周时期的夔龙纹铜鼎，器型高大，这些铜器都应当为湖南本地所铸造。

兽面纹铜铙 商代晚期

通高70厘米，铣间宽47厘米，重109千克

1959年宁乡县老粮仓师古寨出土。

铜铙钲部作合瓦形，有甬，甬上有旋，甬中空与腹腔相通。钲部主纹为弧形粗线组成的兽面状，四周边沿和甬部饰云纹，鼓旁两侧各饰一立虎，隧部饰有一兽面。该器的形制、主纹与一般粗线条兽面没有不同,独特的地方是在于部内侧铸四卧虎,可能是为了调节音的频率而设。经过测音，得知此铙不同的部位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该器在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器中体型最大,质量最重，在目前国内所有出土铜铙中重量、大小排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