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警依法开枪击伤申请人不予国家赔偿——最高法公布涉警国家赔偿典型案例

2018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10件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公安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例2起。

国家赔偿典型案例

02

刘学娟申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基本案情】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刘学娟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于2010年6月8日对刘学娟予以刑事拘留，后经朝阳区检察院批准对刘学娟逮捕。期间，朝阳公安分局先后冻结刘学娟名下资金共计39万余元。刘学娟之兄代其向分局缴纳人民币600万元。8月18日，朝阳公安分局以刘学娟涉嫌诈骗132.6万元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全部涉案款项639万余元一并随案移交。2010年12月21日，朝阳区检察院以刘学娟涉嫌诈骗132.6万元向朝阳区法院提起公诉。2011年11月7日，朝阳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刘学娟诈骗拆迁补偿款132.6万元的犯罪事实成立，以诈骗罪判处刘学娟有期徒刑11年，罚金1.1万元，并将扣押冻结款项中的132.6万元发还某乡政府，1.1万元用于执行罚金，余款506万余元（含冻结账户期间孳息1万余元）退回朝阳区检察院。2012年6月20日，朝阳区检察院将506万余元退回朝阳公安分局。某乡政府于2014年向朝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刘学娟返还238万余元补偿款。2015年5月11日，区法院认为刘学娟补偿评估报告中地上建筑物面积2247.01平方米为虚增面积，判决刘学娟返还某乡政府虚增面积相应补偿款238万余元。

【裁判结果】

朝阳公安分局决定解除扣押并发还267万余元剩余款项，但未提及利息。北京市公安局复议决定依法予以变更分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原赔偿决定，并责令朝阳公安分局解除对267万余元的扣押，发还赔偿请求人，并支付相应利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公安机关在办理刘学娟诈骗案中，对涉案款项进行扣押并无不当。但在朝阳区检察院将判决未认定的人民币506万余元退回该局后，该局除协助执行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扣划238万余元外，应将余款267万余元及时解除扣押并发还，其未予发还并继续扣押该款项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对该款决定予以返还并承担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但在利息计算上存在一定错误，遂在维持北京市公安局返还267万余元及相应利息的决定项目之外，决定再向刘学娟支付未按期返还被扣押款项所应支付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30万余元。

【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即是一起典型的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采取扣押措施并无不当，但在被告人已被人民法院定罪量刑之后，其对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涉案财物亦应及时处置。如对未予认定的涉案款继续扣押，则有可能发生国家赔偿。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通过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官民关系”、调和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一方面救济了受损的私权利，一方面也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何依法正当行使权力，提出了反向的参照标准，同时也对于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03

邓永华申请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零时许，南川区公安局接到杨其忠报警，杨其忠称邓永华将其位于南坪镇农业银行附近的烧烤摊掀了，要求出警。南川区公安局民警李云和辅警张勇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发现邓永华在持刀追砍杨其忠，并看到邓永华持刀向逃跑中被摔倒在地的杨其忠砍去，被杨其忠躲过。李云喝令邓永华把刀放下，张勇试着夺刀未成。李云鸣枪示警后，邓永华持刀逼向李云和张勇，李云遂开枪，将邓永华击伤。2014年6月23日，南川区公安局对邓永华所持的刀进行认定，结论为管制刀具。2014年6月25日，南川区公安局决定对邓永华涉嫌寻衅滋事予以立案侦查。2014年12月11日，经重庆市南川区司法鉴定所鉴定，邓永华的伤属十级伤残。

【裁判结果】

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对邓永华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重庆市公安局复议维持该决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李云作为警察，在接到出警任务后和辅警张勇到现场，看见邓永华正持刀追砍他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制止其不法行为。邓永华无故寻衅滋事，持刀追砍他人，其行为已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安全。在警察到达现场后，邓永华不但不听从警察命令，反而在听到鸣枪警告后持刀逼向警察，导致被警察开枪打伤。从当时的情况看，邓永华的行为已危及到人民警察的生命安全，故李云对邓永华的开枪行为具有合法性。据此，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邓永华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法以切实保障人权为核心宗旨，但同时，其亦具有促进和维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功能作用。本案中，人民警察使用武器是否合法，成为认定关键。在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不能对违法行使职权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漠视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因盲目追求所谓保障人权的效果，而对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正当行为过于苛责，以至于挫伤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正当履职的积极性。因此，本案的处理体现出了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保障平衡。对于违法侵权行为，依法当赔则赔，绝不护短，而对于依法正当履职行为也要给予充分的保护，以保证国家工作人员都能够积极依法履职尽责，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国家赔偿工作保障人权、匡扶正义，以及促进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双重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