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门初开，上海第一代外企白领上班时闹了不少笑话。

不过，更大的挑战恐怕来自思想上。

尽管来自“上只角”，刚进日商岩井担任业务员时，吴平还是闹了些笑话。

“上班没几天，所长让我发个‘telex’（电传），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

如今80后、90后闻所未闻的电传机，在当时可是先进的通讯设备。通过发送“明码电报”，可以与公司在全球的100多家分支机构联系。

■1990年前后，吴平（右）和同事在瑞金大厦22楼的公司电传室，画面左边的两台就是电传机。

零基础的吴平只好请比他早进商社、从外贸公司调来的同事教他，利用吃午饭的时间拼命学习。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外企白领，已经有了严格的“dress code”（着装要求）。

于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在两用衫、夹克衫的茫茫人海中，出现了一小群西装革履挤公交车、踏脚踏车上班的人。

“格辰光冷天屋里厢冷死，到办公室又只好穿衬衫。跑到商社来上班，棉毛衫、棉毛裤脱也来不及脱。”

“生活上有交关窘境，相信第一代外商雇员每个人都碰到过。”吴平说。

■80年代后期，吴平在位于丁香花园的办公室里。

国门初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思想政治上。像吴平、吕富强这样到“洋行”去上班，当年被看作是“不出国的劳务输出”。

“所有雇员都必须按照出国的要求政审。”叶兴虎说，“从隔壁邻居、居委会、派出所到所在单位……一路政审下来要敲十几个图章。”

第一代外企白领，都听过“外事无小事”这句话。

每周六下午，外企服务部要召集被派遣到各个外国商社的雇员，坐在瑞金路小学的小板凳上，开展思想学习活动。

根据规定，雇员的家属不可以和外商一起吃饭。

“日本人邀请阿拉家属吃饭，我只好跟同事联合起来，伊讲老婆加班，我讲老婆身体不适宜（舒服）。”吴平说。

“几趟下来，日本人觉得奇怪了：哪能每趟总归要加班、生毛病？”

一直到1986年，吴平打了报告，得到批准后才得以带家属参加公司活动。

■1986年，日商岩井搬至丁香花园办公，举办活动留影。

饭不可以随便吃，礼也不可以随便收。

“比方讲外商送我只打火机，我不好拿回去，快点奔到管理办公室上交。”吴平说。

“所有上交的礼物，到年终摸奖的辰光，可以优先挑一样——只好挑一样。”

1984年，吕富强被派遣到三井物产，在收礼这件事上也碰到了难题。

■1986年，三井物产社长访沪合影，吕富强为后排右三。

“我有根领带，是上海领带厂的真丝‘敦煌领带’，最好的那种。”

“阿拉有纺织部，对着装比较讲究。日本人看到我这根领带，有点屏不牢了：吕桑，我给你根领带，这是日本产的，试试看。”

“我敢戴啊？交到管理办公室了。日本人问：为什么不戴？我只好讲：被同学看到拿走了。日本人不响，过了两天，又给我一根领带。”

“这根不好再交了。我心想，外服假使问我，我就讲：工作需要，喏，戴了嗨。”

参考资料：

1.《上海外服公司志》编委会编，《上海外服公司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7月。

2. 蒋心和，《展现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楼联谊大厦的故事》，解放日报，2008年12月01日。

3. 龚丹韵、杨妙丹，《上海第一代白领，从联谊大厦走出》，解放日报，2013年11月04日。

4. 王雪，《第二代白领（1990年前后－1993年）：懂外语、专业精的复合型人才登台》，人才市场报，2002年05月21日。

5. 秦武平，《“总部经济”正当红》，新民晚报，2002年11月15日。

6. 吟之，《筑“桥”礼赞——写在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十三周年之时》，解放日报，1997年08月08日。

7. 肥肥猫，《上海是怎么错失这些年的互联网机遇的？》，微信公众号“肥肥猫的小酒馆”，201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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