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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届香港金像奖依旧没有激起水花。

2003年那场非典没有让第22届金像奖典礼延期举行，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没有让金像奖推迟太久，尽管在疫情之下，包括韩国大钟奖、戛纳电影节在内的多个国际电影活动都被迫推迟、甚至取消。

但金像奖仍在坚持，原定于4月19日举行的典礼仅仅推迟17天，原本动用了400名工作人员的典礼取消，出现在线上画面里的只有尔冬升一个人。

后来，斯琴高娃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我还是八一厂的演员，是夏梦邀请我去演这部戏。作为大陆的演员，能够在香港得到肯定，真的是件很喜悦的事情。”

颁奖礼上，夏梦代替演员领了奖，后来又经严浩导演的手，在北京把奖杯送给了斯琴高娃。

内地女演员再度获得金像奖影后是在20年后——被章子怡收入囊中。

章子怡早在2001年便凭借《卧虎藏龙》里自由不羁的玉娇龙一角提名影后，与她一同出现在候选名单上的是同班同学秦海璐，两位内地女演员一同角逐影后，这在金像奖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李安选章子怡出演“玉娇龙”不外乎一种赌博，章子怡有舞蹈功底，却毫无武打经验。

要想成就戏，唯有用拼命去换。

拍竹林上与周润发舞于竹尖上的对打戏份时，演员吊威亚用的是工程用的大吊机，人离地面近五六层楼的高度，竹林濒临河谷，高度也因而加倍。拍竹林戏份的两周时间里，章子怡没下过地，一天吊五六个小时，几乎全部由她亲自完成。

有一场戏是章子怡被周润发从竹尖上踹下，头朝下栽入竹林。章子怡整个人倒吊着，脚上绑钢丝，演这场戏，演员不仅要冒着被划伤的危险，穿过层层竹叶，还要兼顾表演做惊吓的表情，直到快碰到地面时，才会被工作人员拉住。恰逢这一次，章子怡妈妈来探班，妈妈既惊吓又心疼。

章子怡前期不过做了两个月的动作训练，可呈现在荧屏上的打戏效果却行云流水，身手敏捷，动作干练又不失力度，章子怡的拼成就了玉娇龙，也成就了她自己。

李安后来在传记中写道，“当初我选角时，选的就是老中青三代的武侠皇后。六十年代的郑佩佩，八九十年代的杨紫琼，当然我心里希望章子怡也成为新一代的武侠皇后，我期望她是第三代。”

章子怡没有成为第三代武侠皇后，但她成为了两届金像奖的影后。2005年，章子怡再度凭借《2046》获得提名，历经三次提名，终于夺得桂冠。

金像奖获奖名单里，香港年轻演员集体失踪。惠英红、刘嘉玲、叶德娴、毛舜筠，都是香港影坛的老戏骨。

中坚力量也在后退。杨千嬅上一部封后之作《春娇与志明》距离现在已经九年，张柏芝复出后便踏进了烂片的沼泽里，事业停滞不前；阿sa在小众文艺片和小成本、小制作的港片电影里周旋。

王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香港最近十年没有出一个女演员是票房卖座的。”等待她们的，仿佛是恶循环——没有角色，就没有票房；票房没有说服力，角色自然也不会找上门来。

04

合拍片一定程度上救了香港电影，也激活了内地市场。

近十年的内地电影市场里，许多新记录背后都有香港影人的身影：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拿下2013年度华语票房冠军，2016年，许诚毅的《捉妖记》成为历史上首部票房20亿+的华语电影；同年，周星驰的《美人鱼》不仅创下了华语影史最快破十亿的纪录，还将内地电影市场带入了单片30亿时代。

星女郎从朱茵、张敏、张柏芝变成了黄圣依、张雨绮、林允，不论是表演还是内容素材，电影中香港的痕迹都在变弱。

被一同“稀释”的还有香港本土市场。在10年代的高速发展期，香港电影的本土市场远远没有内地乐观，反而进一步萎缩。

数据显示，2010年香港电影年产量55部，其中纯港产片数量25部，合拍片数量30部。其中，合拍片票房达到2.03亿港元，远超纯港片的0.92亿港元。

合拍片以外，近几年香港电影的年度票房总榜也被好莱坞大片垄断。2017年，香港电影前十排行榜不见华语电影，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相比前一年下降了13%，最靠前的本土电影《春娇与志明》，也仅仅排在了第17位。

最晚北上拍合拍片的陈可辛说过：“我不会坚持拍香港电影，只会拍更好的电影，生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要站在擂台上，所以一路要去适应和变化。”

但金像奖显然没能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影帝”奖项成了香港电影最后的遮羞布——金像奖的影帝得主几乎全是香港演员。唯一一位夺得影帝的内地男演员是李连杰。

然而，即使是香港男性演员，青黄不接已成了难以修饰的既定事实。

影帝的年龄不会说谎。90年代，梁朝伟、黄秋生在33岁时摘得首个影帝，张国荣是35岁。

世纪初的10年代，前十年，这项数字已经明显上浮：周星驰40岁；张家辉42岁；刘青云43岁。而最近十年，数字又变成了林家栋50岁，郭富城51岁，太保70岁。

围绕金像奖，“越办越窄”的争议愈发强烈。自设城墙，仿佛是它最后的尴尬与倔强。

2011年“港片已死”的言论，频频见诸媒体。陈嘉上站出来为金像奖发声：“因为我们是为香港电影打拼的，如果没有香港电影，金像奖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说香港电影在走下坡路，那么金像奖就是如实反映香港电影现状，并继续为香港电影打拼。”

香港电影人从未停止挣扎，他们自救过。

“可能从此以后，我很难再走上这个舞台了。”2012年，许鞍华凭《桃姐》拿到最佳导演后，将这句话放到了金像奖舞台上。

这般说辞，可能是出于谦逊，也可能是出于电影环境不景气而生出的悲观。

许鞍华曾为拉投资犯愁。

她一直喜欢拍那种“透明得可以接触到生活的戏”。2008年，许鞍华拿到剧本《天水围的夜与雾》，这是一部根据香港天水围地区真实凶杀案改编的剧本，这是她最想拍的一部片子，单是准备就耗了四年。

这样一部片子，却因找不到电影投资商而暂停。由于故事受制于香港本土，很难向外找到投资，而香港本地市场太小，投资人最多给300万。

进退两难中，王晶伸出援手。他先是耐心地听许鞍华把和天水围有关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剧本讲完，不问其他，很痛快地投资120万，然后又投了700万给许鞍华拍《天水围的夜与雾》。

最后，许鞍华以120万元的小制作《天水围的日与夜》击败了耗资3亿元的《赤壁》，在金像奖上又斩获了四座奖杯。但从投资人来讲，这部电影不过是收回成本而已。

即便如此，王晶还是连投了许鞍华三部电影。

而许鞍华在2012年金像奖提及的那场道别也没有成真，2015年和2018年，她两次凭借《黄金时代》和《明月几时有》站上了金像奖舞台，尽管这两部片子的水准颇受争议，而后者也颇有艺术让位于政治之嫌。

妥协，是香港电影的无奈，也是香港影人的出路。

金像奖奖杯曾改过五版设计，从第一届到第五届，每一届设计都不同。直到1990年，金像奖奖杯先后十易其稿，才决定采用梁铨大师设计的手持星球、身围胶片、姿态舒展的女神造型。这一造型是临摹自香港小姐郑文雅，奖杯最后被命名为《星光荣耀》，并使用至三十年后的今天。

而用“星光”来形容香港电影也再合适不过，它浓烈性感、又耀眼璀璨，仿佛燃尽了未来般为自己加持魅力，尽管这璀璨过于短暂。

好在，它曾做到了极致，也不曾留有遗憾，如今星光又化作夕阳，或许，令人出其不意的，香港影人和香港电影还会出现在下一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