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讀懂母親的日常"遭遇" 許願母職不再被過分強調

（原標題：中國家庭｜母親節許個願：願母職不再被過分強調）

雖然我們每年都在慶祝母親節，但對於母親的日常“遭遇”知之甚少。近幾年公共領域的討論使得女性生育的痛苦更加可見，也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懷孕與生育的風險。

除了生理上的痛苦，由於生育導致的職業中斷或者工作時間的減少會降低母親的收入，使母親經歷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即使她們繼續全職工作，僱主可能會因爲女性把更少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減少女性晉升的機會。而男性在成爲父親之後通常會更努力地投入工作，獲取更多的人力資本與收入，這一現象被稱爲父職紅利（fatherhood premium）。

母職懲罰與父職紅利是一個全球現象。OECD國家的研究發現，儘管沒有孩子的女性和男性的收入開始趨於接近，但母親和無孩女性/男性的收入差距仍舊很明顯。基於22個國家的研究發現，母職懲罰是由性別化的家務分工、傳統性別意識、父權制文化，以及不友好的國家政策等原因導致的。

新手媽媽如果不經歷職業中斷，人力資本可以繼續積累，有利於長期職業發展，但育兒通常需要外包——一般會請家中老人看管，或者付費請育兒嫂。但母親很可能會因爲自身育兒投入的時間不夠而產生內疚。如果辭職或者轉爲靈活就業，可以有更多時間投入育兒，但很可能對事業有影響，加劇性別不平等。這是母職的悖論之一。

《新時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研研究》顯示，在30歲以前的城鎮女性中，有過職業中斷的女性比例爲39.7%。其中一大半是因爲生兒育女而不得不中斷工作。一旦女性由於家庭照料責任而中斷工作，近四成將難以實現再就業。基於筆者和合作者的研究，中產階級職業女性在生二胎之後，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被訪者在3年之內經歷了升職加薪，但更多的則經歷了職業停滯、中斷，或者中斷-反彈（rebound）。我們的被訪者中，也有“自願選擇”辭去高薪工作，轉而變成自僱者。但我們需要關注“自願”背後的侷限。如果存在全面的社會支持體系，有帶薪育兒假，有更加靈活的工作時間，如果社會對母職不過分強調，如果父親能平分育兒和家務，母親還會“選擇”做全職母親嗎？

雖然全職媽媽的數量在增加，但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母親依舊認爲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她們持續的全職工作主要是依賴於上一代的育兒與家務支持，這在獨生女身上表現得尤爲明顯。Amherst College教授Venessa Fong在論文裏提到，城市的獨生女在計劃生育政策之下得到賦權（empowerment），是該政策的受益者。父母對子女持續的投入與關注，是她們學業與事業發展的保障。上海社科院的周海旺與高慧在《上海衛生健康政策研究年度報告（2019）》裏提到，在上海71%的0-3歲嬰幼兒白天由祖父母照料，這呼應了我們的二胎媽媽研究。

我們發現，獨生女在生育後的賦權呈現出矛盾性。在代際軸中，原生家庭對於獨生女有着持續的支持，在生育之後表現爲經濟支持與育兒和家務支持，使她們不必經受職業中斷。但在夫妻軸中，她們的家務與育兒付出普遍要多於她們丈夫。已生育二孩的職業女性的事業發展是基於上一代女性，或者比她們社會經濟地位低的育兒嫂的付出。獨生女的“賦權”仍然無法打破性別與階層不平等的現狀。我們稱之爲矛盾性賦權（paradoxical empowerment）。

我們經常可以在自媒體中看到年輕母親吐槽丈夫在育兒方面的投入不夠，並且育兒能力欠缺，只會添亂，認爲靠老公不如靠己。這類吐槽通常是爲了尋求其他母親的共鳴，給自己帶來心靈慰藉，並不是爲了改變傳統的性別分工。筆者本來期待在高學歷家庭中，父親的育兒參與度會相對更高。但基於對上海高學歷二胎媽媽的訪談，令筆者驚訝的是父親對育兒與家務參與度之低——在26位被訪者中，只有兩位表示丈夫能平分育兒。其餘的參與度從零到三分之一不等。

父親的家庭參與度不夠是個全球現象。最近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在美國，妻子比丈夫花在家務和育兒上的時間多兩倍。即使在性別相對平等的北歐，女性仍然包攬了三分之二的無償勞動。即使女性的相對收入更高，妻子爲了維持丈夫尊嚴往往選擇做更多家務與育兒。我們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有一些學者提出瞭解決在無償勞動中性別不平等的方案。其中研究員Razavi認爲無償家務勞動應該由政府進行補貼。但大衛·哈維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中指出，這種做法只會促進所有事物完全貨幣化，而家庭勞動很難貨幣化。此外，Himmelweit教授指出，在任何經濟體，育兒的收入都低於當地平均收入。並且這一現象在短期內仍將持續。如果按照當地的育兒收入給母親進行補貼，很可能無法改變性別不平等的情況。

既然會經歷身體的痛、事業上的損失，那麼爲什麼還有源源不斷的女性生育？2019年，中國有1465萬女性生育了孩子。

Ballaster教授等學者提到，構建和維持父權制社會包括了對於愉悅體驗的建構，愉悅體驗使得這種制度得到了參與者的同意和協作。一種壓制的制度同時包含着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這也屬於母職的悖論之一。

在去年給澎湃新聞的供稿中，筆者提到，生育很多時候不是一個理性選擇。如果僅僅從投入與產出的經濟學角度來看，生兒育女對如今的父母而言肯定不值得。

馬斯洛“需求理論”的頂端需求包括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由於職場的官僚體系和性別不平等，女性更少有機會在職場獲得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因此她們把育兒視爲潛在成就感的來源。對普通人而言，生娃賦予虛無的人生以意義，賦予平靜無聊的生活以折騰的藉口。對於女性而言，如果職場缺乏晉升渠道，對工作無熱情，年少激情不再，人生的可能性越來越少，人到中年轉而把注意力放在子女身上，折騰育兒，變得容易理解。普通人似乎總得抓住一些什麼，依附一些什麼，構建一些什麼，才能找到繼續前行的動力。但是，對於育兒的投入無法轉爲收入，繼而會加劇性別的收入差距。此外，在育兒方面投入的時間與精力並不一定能得到預期回報，反而給孩子和自身帶來不必要的壓力。

有不少女性主義者提供瞭解決母親困境的政策建議。Fraser教授在《Justice Interruptus》書中指出，爲達到性別平等，目前各國的相關政策主要有兩種邏輯。其一是雙職工模式（the 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這一模式的出發點是以男性爲標準，鼓勵女性更像男性，鼓勵母親留在職場。其二是工作家庭區隔模式（the caregiver parity model）。這一模式基於現實情況，強調女性的照護責任，給全職媽媽提供更多支持，或者給承擔更多家務的家長（主要是母親）提供兼職工作機會。Fraser認爲這兩種模式都不甚理想，她提出了家庭照護模式（universal caregiver model），這一模式鼓勵男性更像女性，使得女性目前的生活模式變成標準，最終達到解構私領域與公領域，解構性別刻板印象的目的。Perrons教授建議縮短整個社會/所有人的工作時間，使得工作與家庭趨於平衡。

在具體措施方面，筆者建議我國政府可以在《勞動法》裏減少規定的工作時間，增加父親產假和父母育兒假，並且宣傳育兒不僅是母親和上一代的責任。父親產假和育兒假期的增加，很可能會減少求職時的性別歧視。此外，工作單位和社區全面覆蓋普惠型托育園，使得母親生育之後的母職懲罰降到最低。對於新手父母在生育之後的一年內能夠獲得專業的指導，以避免再次出現“三個月嬰兒訓練趴睡身亡”這樣的悲劇。

在新冠疫情之下，江蘇、安徽等地方政府進行了每週2.5天彈性休假制的探索，呼應了Perrons減少工作時間的倡導。但在社會期待女性承擔更多家務勞動的情況下，新冠疫情反而可能加重母親的家務與育兒負擔。有身爲醫護人員的母親在疫情期間無法承擔育兒勞動，而去支援一線疫情，有媒體以“抗疫一線她‘分飾兩角’，卻沒當好母親的角色”爲標題指責母親的缺位。但抗疫的父親則不會面臨同樣的苛責。發表在《自然》雜誌的文章也表示疫情會加劇性別不平等。以學術界爲例，疫情期間女性學者增加了家庭照護的時間，影響了學術產出，而男性學者更少會受到疫情影響。

疫情對筆者的生活影響相對較小。筆者仍然有很多獨處時間以及與老公兩人的休閒時光。筆者的生活是基於老公在育兒與家務上的投入，以及有全職育兒嫂和上一代幫忙。筆者家的育兒嫂遵從了“男方家庭購買婚房”的習俗，爲了給未婚獨生子買房，從三線城市的製衣廠管理崗位辭職，來一線城市當住家保姆。雖然住家保姆的收入通常高於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她犧牲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經歷了“母職”的商品化。而我們作爲城市中產，不敢承受職業中斷的風險，無法承受失去夫妻之中一人收入的經濟損失，也爲了避免隔代撫育的衝突，不得不“選擇”外包育兒。

我們都被父權制與市場化所裹挾了。但我們可能從這樣的現實中掙脫出來，或者做一點點掙扎的努力嗎？

筆者做母親尚不到一年。按常理，有着0到3歲幼兒的新手母親面臨諸多挑戰。但自從停止母乳餵養之後，感覺人生輕鬆很多。在生育後，筆者有持續的學術產出，也順利通過了聘期考覈。結合自己的經歷，筆者總結了以下幾點：首先，女性不一定要結婚生子，不要被“女人不生孩子人生就不完整”這一社會建構所束縛。如果對於婚姻生活有所期待，可以在擇偶時找一位有性別平等意識的、願意平分家務的伴侶。在婚後，可以跟丈夫反覆強調自己對家庭的付出，讓自己的付出變得可見，讓對方認可生育是非常艱難的無償勞動；不要對於丈夫的收入增長有太高期待，同時要求丈夫不要過於投入有償工作，而是能夠參與更多家庭事務；在生育後，不要對自己投入工作和興趣愛好而產生愧疚感；如果有條件，可以外包部分家務和育兒。

在孩子出生後，父親除了沒法提供乳汁，其他的養育工作都可以勝任。“母職”與“父職”不過是社會建構的“玄學”。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女性男性應該都是雌雄同體的。

母親節許個願，願母職不再被過分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