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行

任我行原是个令人心折的人物，连令狐冲也觉得他“谈吐豪迈，识见非凡，确是一位生平罕见的大英雄、大豪杰”，虽然先前见他对人手段未免过分毒辣，但倾谈之下，便渐渐相信“英雄处事，有不能以常理测度者。”任我行的魅力，可以想见。

他并不只是一个武艺高强的邪教教主，而实在是个不平凡的人。在西湖底一困十二年而保存理智雄心，显见耐力之强；一脱困便着手恢复教主地位，短短时间内取得优势，显见手段谋略高明，他对少林寺方证大师说出他“佩服的三个半人物”，头一个便是夺他位、囚禁他于黑牢中的东方不败，又以武功高而“心地慈祥，为人谦逊”

之故佩服方证大师，显见他胸襟识见不凡。这人虽然叫做“任我行”，名副其实的自大狂妄，专横骄做，却不是只一味自大。

任我行的城府之深，见于他故意把“葵花宝典”送给东方不败，引他沉迷其中，他对人性反应了解之深、计算之准，也算惊人了。

但是以这样不平凡的一个人，最终还是掉入最庸俗的陷饼：他自己鄙视东方不败弄出来的一套肉麻歌功颂德的规矩，但一旦自东方不败手中夺回大权，很快便改变心意，对下属的谀词十分欣赏，比东方不败犹有过之。

他初次重上黑木崖，听见上官云跟他请安，说什么“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山”，但到后来，他称雄称霸，率教众到华山之巅，要五岳派向他臣服，上山之时鼓声号角声吹吹打打，又有一大堆人齐声呼喝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任教主驾到！”俨然是皇帝驾临的声势排场，也就是跟星宿老怪丁春秋的排场大同小异。

但是，两个故事有一个分别，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权力使人腐化”的寓意，在《笑做江湖》十分清晰，在《鹿鼎记》则不见。

任我行打败了东方不败之后，在黑木崖上接受教众札拜，任盈盈走了出去，跟令狐冲说，她觉得一个人的武功越练越高，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虽然他自己不知道。

失势的任我行讨厌人奉承，但夺回权力之后便变了，这就是权力的腐化作用。

令狐冲自是憎厌奉承制媚的言词，他的看法，更加深入，就是这种行为，其实对双方都是侮辱：“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

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

不过，《笑做江湖》到底是宣扬侠义英雄理想的一部小说，大凡违背这种理想的行为，金庸都透过各个人物之口，加以批评，但现实世界当然不是这样的，现实世界讲的不是理想，而是成功之道，而小人物的成功之道，往往是靠大量的吹牛皮、拍马屁，《鹿鼎记》写的是现实社会的人生百态，因此就不大谈理想了。

韦小宝就是最擅长拍康熙的马屁，但是《鹿鼎记》丝毫没有指责他俩“言者无耻，受者无礼”之意，那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原因起码有三个。一是任我行、洪安通所受的诌谀，是他们“逼人行无耻之事”，所以“自己更加无耻”；但韦小宝出于自愿，并非康熙所逼。二是康熙与韦小宝君臣投缘，拍拍“鸟生鱼汤”马屁，有娱乐价值而无伤大雅。三是康熙是英明君主，任我行权力一大，性子就变，康熙权力怎么大，到底是鸟生鱼汤，圣断当然不受影响，性子更绝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