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少有的能把历史写的有趣的作家。

他最出名的著作，当属《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在国内发行以来，几十年经久不衰，不仅是因为谈论明史的观点别具一格，更因为文笔通俗而又深度，生动却不失严肃，受到众多历史爱好者的追捧。

其实，黄仁宇除了《万历十五年》，还写过《中国大历史》、《缅北之战》以及历史小说《汴京残梦》等书。

1918年，黄仁宇生于湖南长沙，一生经历丰富而坎坷，年轻时从军，1950年退伍后到美国留学，专攻中国历史，获得博士学位。

可以说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其原因之一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也曾经是军人，到黄仁宇出生时家境困难，家里能够为他支付学费和必要的开支已实属不易，他也曾向父亲抱怨，不能和同学一样，拮据使他困窘，得到的是父亲的“忆苦思甜”，当时他无法理解父亲。

1936年，黄仁宇因成绩优异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还获得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可没想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父亲送他们兄弟去从军。

后来他回忆起父亲对他的影响，曾说父亲让他明白自己不是烈士，只是幸存者。个人在这样的局势中对抗不了已经发生的事。这位他今后的“大历史观”影响巨大。

在枪林弹雨的硝烟中穿梭的前半生，也使他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情况，民众如一盘散沙、国军无能腐化背后的进退两难。这一些亲身的体验，对他34岁才开启的学术生涯积累了难得的独特感悟。他说自己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一是自己的生平，二是祖国当时的动荡时局。

1990年之后，因为钱穆、瞿同祖、傅斯年等的著作开始密集出版，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开始浮出水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很多人开始赞同他提出的观点。

《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用他本人提出的“大历史观”书写明朝的一小段历史，提出了“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提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史，可以说就是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

上面的长面包相当于文官集团，下面的长面包就是成千上万的底层民众，中间有三个原则：尊卑、男女、老幼，却没有一个可以用来改造的，都没有设计经济、政治和人权。这就是黄先生津津乐道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理论”。

面包最上面的一部分与最下面的一部分，有较为稳定的结构和严格的组织方式，那么几千年间造反和农民起义不断的根源在哪呢？在于这个“面包”的中间部分，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

皇帝自然是不希望看见自己统治时期国家的动乱，底层的子民如果能够安居乐业也不会想着造反，然而处于中间的地方官员却没有这些因素的制约。

吴思先生曾说：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下，其实皇帝和百姓都是冤大头。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万历皇帝立太子的事，作为皇帝连自己的接班人都定不了，死后也无法与自己最爱的女人合葬，从这些角度来看，皇帝也是令人同情的。没有法律的程序来支持他的愿望，他也没有道德上的理由，而是需要面对一个虚伪的文官官僚集团，在立储问题下，张居正已经成为他身败名裂的把柄之一了。

所谓“大历史”在黄仁宇看来，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事件前后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途径：一种是用宏观历史角度切入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另一种则是强调整体性，以长时段来分析历史，注重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关系。

更通俗地来说，作者是以旁白的身份鸟瞰历史，在作者的笔下，历史过往如同舞台上的戏剧在读者面前一一展现。舞台上的各路人物就好像剧本里的角儿，即使个人再出色，也得按照剧本一幕一幕来，而剧本（史实）即使再荡气回肠，观众还是会“旁观者清”。

这就是历史，我们是看客，也身临其境。

黄仁宇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像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那样脸谱化，忠、奸、善、恶、智、愚……都被固定下来，好人十全十美，坏人十恶不赦。实际上，历史人物也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人，好人也有缺点，坏人也有长处，绝非平面呆板的。

《中国大历史》中，作者一方面抓住了中国古代经济中的核心——税收，具体分析历朝历代税费制度以及背后的变迁原因。

另一方面作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古代以道德代替法律到明代已经达到极致，而这一以儒家思想实际代替了法律制度的缺陷，使得封建王朝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中国古代政治的模式大约可以称之为官僚政治，在黄仁宇看来有两个特点：

一是间架性结构，即无法从数字上进行管理。古代的中国，采取中央集权的制度来管理上千万的人口，历代的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的数字登记的，因此，官僚们不讲究精确，面对问题时只需要沉思默想即可。这种方式影响了此后中国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

“井田制”就是“间架性结构”的代表。间架性结构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就指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无法动员自身资源与力量应对现代化挑战，因为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

究其原因，进行“数目字管理”是有阻碍的：首先是当时所处的时代科技不支持，其次是没有持续且迫切的动力支持“数目字管理”。

二是以利益为制度工具，即以道德代替法律。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明代这一点表现得最为突出，不仅张居正、戚继光这样的人都奈何它不得，就连身为天子的万里皇帝，其实也是这种体制下的被困在紫禁城的一个囚徒，精力充沛却懈怠朝政的他，是因为在道德伦理的束缚下以及和文官集团党争的牵制下，难以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以消极的方式与之对抗。

明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这一年普普通通，并无大事发生，但黄仁宇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记住了这平凡的一年。这在历史上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发生了若干容易被忽略的事件，成为明王朝走向衰亡悲剧的序幕。

黄先生试图从根源上：地理气候、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以及道德伦理等诸多因素中总结和概括历史的必然。

用明朝的这段历史，黄先生解释了明朝即使再苟延一、二百年，也是注定要灭亡的，灭亡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上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政治制度的过时与效率低下、用道德替代法律。

庞大的文官集团并非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个人力量相对于整体力量过于微小，不仅是臣民，皇帝本人也一样，为了寻求安全，他们必须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于是，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展开了一场博弈，原来皇帝并不是电视剧中那样唯我独尊、一人独大，他也是受到制度和时代的牵制。这场争夺中，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万历皇帝本有励精图治的打算，但由于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天子的所作所为有屡屡被干预，幼年就继位对各种繁琐的典礼仪式的他也心灰意冷，后期荒于执政，二十多年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党争、腐败长期持续，王朝几近崩溃。

万历十五年虽为普通的一年，但对于这一年前后一些典型人物命运的梳理，说明了明朝错过改革走向衰亡的原因，不能单纯地从某一片面因素看待，不单单是官员阳奉阴违，也并非皇帝昏庸无道，个人以及小集团的力量都不足以与时局抗衡。真正的原因是明朝立国以来定下的以“仁”治天下的精神，如今已生命力已被耗尽，道德替代法律的制度，将庞大的帝国坠入了深渊。

《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的畅销，使黄仁宇先生书写的历史得到了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然而很戏剧化的是，他在学术界却遭受冷遇。学者们认为他“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想象过了头，或是“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

而在我看来，一个人的书究竟好不好，不只是看它告诉我们知识，更重要的应该是它带给我们什么启发，黄仁宇书写的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历史的思路，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