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很难融入新环境

照顾孙子是很多老年人的主要工作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他们被称为“老漂族”。

面对陌生的都市生活，“老漂族”们有着种种的不适和牵挂，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很想家，希望能够早一点卸下担子。可是，现实让这个担子不是说丢就能丢的。有的老人甚至下了狠心要撒手不管，但事到临头，还是回头帮孩子，回家的期限又变得遥遥无期。

漂来漂去的父母

7月17日这天，65岁的吴玉珍忙得“像打仗”。

其实从早一天的傍晚起，她就在家里家外忙个不停：嘱托邻居下地时，顺便看一眼自家的庄稼。野猪糟蹋自然避免不了，遇到了就帮忙吆喝一声。小菜园的西红柿熟了，就让村民摘回去吃，可别烂在地里。看门狗注定是带不走的，寄养在堂弟家，把剩饭给一口就好。腊肉绝对要带上两大块，儿女从小就稀罕这一口。仅有的四只鸡全杀了，才想起可能上不了飞机，顺路带给儿子一家吃。

吴玉珍一个晚上都没睡踏实，一会起来瞅一瞅手机是不是正常充电。刚迷糊着，又连忙惊醒爬起来，把屋里屋外的下水道清理一遍，避免在这个多雨的季节阻塞，形成水患。最后索性靠在床上，盯着就要离开的家，心里五味杂陈。

送她到火车站的侄子笑着说，“你这是要逃难呀。”吴玉珍叹息着解释，之所以带着棉衣，考虑到返回家园时，怕是要等到腊月过年的寒冬时节了。

一个多小时从汉中到西安，一个多小时的市区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大巴颠簸，再一个多小时的西安到榆林的空中飞行。最后，还有近一个小时的汽车在车流中的走走停停。

黎明时分到正午，吴玉珍被最快的运输工具，从陕西最南边的汉中，隔空挪移到了最北边的榆林。女婿提出她“先回家歇息”。吴玉珍执意“要去医院看一眼刚生完孩子的闺女”。

“妈，这次是顺产。”女儿笑着安慰吴玉珍：“你来了，我可就轻松多了。”吴玉珍掀开被子，“确认肚子是没有伤口的”，再看看旁边婴儿床上的外孙睡得踏实，长出了一口气，“忽然心里一松劲，脑子里什么也不知道了”，晕倒在女儿的病床边。

被医生救醒的吴玉珍，摇着手向周边一圈人解释：“就是身体有些虚。心里有事，从昨天上午起就不想吃饭，饿着了。我是来帮忙的，可不是来添乱的。”然后她就要下床，动手做女儿最爱吃的笋子炒腊肉。

女儿大学毕业后，嫁到了榆林。四年前剖腹产生下一个小姑娘。二胎政策放开后，这位35岁的高龄产妇冒着再次开刀的风险，又分娩了一个男孩。

儿子高中没毕业就参了军，退役后在西安和战友合开了一家餐馆，然后娶妻生子，购房买车，不打算回汉中去了。

“女儿、儿媳妇生孩子，我都要去伺候月子。”在吴玉珍看来，这些年之所以漂来漂去，“都是当妈的不能推卸的责任”。老伴一直在儿子的餐馆担任采买工作，“替年轻人把好第一关”，只有耕种、收获季节，才回家一趟。

都市里的陌生人

70岁的陈秀梅在咸阳和西安两地已经生活了5年。在街边公园与老姐妹们拉家常时，她还是强调自己的家在蓝田农村。

和所有做父母的一样，陈秀梅在年轻的时候，和丈夫一心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好，把三个孩子全部抚养成人。

大女儿上了一所中专。陈秀梅夫妇托了很多关系，也没能给孩子找一个固定的工作。大女儿和同学结了婚，先是在县城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部，最后发展到经销电器，生意一直不错，早就在县城安了家。

陈秀梅还是心存愧疚，“毕竟大女儿受的苦最多，在家里什么活都干，帮我们拉扯大两个弟弟妹妹，连大学都没上成，没端上铁饭碗。”

陈秀梅另外一双儿女“替父母很争气的”，都考上了大学，一个在咸阳的医院做医生，一个是西安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三个儿女的“出人头地”，让陈秀梅夫妇耗尽了前半生的所有心血。

“供二姑娘上大学，再把她嫁出去；然后给大学毕业的儿子买房子凑首付，娶媳妇。那些年只感觉整天需要钱，在亲戚和村里的乡亲那里，借了不少的债。”

儿女结婚后，陈秀梅还想着能松口气了，没想到还要照顾他们的孩子。三个孩子有了子女，她就要去伺候月子，为给儿女分担家务而漂泊异乡。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我国现有像陈秀梅一样的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他们被称为“老漂族”。

照顾大女儿时，陈秀梅还没感觉到不适应，虽在县城，但没有明显的城里人的讲究。帮二女儿带孩子，她没少受数落：菜不要买太多，要吃新鲜的；发黄的菜叶子一定剔除掉，吃了容易得癌症；要注意饮食搭配，不能太咸太腻，容易导致“三高”；洗碗筷要用洗洁精，清水冲干净后，还要记住放到消毒柜里，细菌是看不见的。

帮儿媳妇带孩子，让陈秀梅感觉“不自在”。“人家总是笑着说，妈，这是在城里，你就别省着。可是一转身，就对着我儿子说，家里什么都要花钱，吓得我买什么菜都要提前请示。”

为了帮扶一儿两女，陈秀梅辗转奔波在另外三个家庭之间，成了“救火队员”，到儿女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她后半生的力量源泉。但是她无法真正融入任何一个家。

三个儿女没有时间听陈秀梅说村子里的陈年旧事。她感觉住在没有庭院的屋子里憋得慌，闲暇时带着孙子出来，能找到的聊友，也只有一两个如同自己的“老漂族”，这个时候，陈秀梅就思忖着回老家的日子。

父母们的困惑

潘喜爱夫妇对两个女儿是出了名的“舍得”，大女儿刚进城，英语跟不上趟，他们请来“一对一”家教，每年仅借读费就要让夫妇两人白忙活两个月。

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做老师，结婚后不久，就把潘喜爱接过去，说是享福，其实就是做饭、洗衣服，当全职保姆。潘喜爱嘴上骂着大女儿剥削自己，心里却满是高兴，因为女儿、女婿都是学霸，在她的照顾、督促之下，5年内全部拿到了博士毕业证。

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和男朋友在西安搞创业。先是搞销售，接着开创意工作室，期间鼓动准岳父资助他们全款买房。

潘喜爱的老伴告诉记者，自己虽然不清楚女儿女婿所干的事业，但自己坚信他们起码比自己当年还要有头脑和魄力。

潘喜爱的老伴一直独自生活在乡村，除了守家，还要耕种家里的责任田。他经常随农民工上街揽活，或在雨天将家里的面粉、蔬菜送到在城里打拼的二女儿夫妇。而他已经习惯抽最劣质的烟卷，一日三餐就是在电磁炉上煮挂面。最得意的事，就是逢年过节两个孩子开车停在门前，他把孝敬自己的好烟好酒，让村里的乡邻“打劫”一空。

潘喜爱和老伴秉持着“老漂族”们最常见的“女主外男主内”原则。女人们用自己的勤劳和隐忍、细腻，默默地辅助儿女，抚养孩子、操持家务；而男人则坚守老家，做好坚实的经济后盾。

“这年头当老辈的真不易：奶奶姥姥头发每天乱得跟打仗似的；上个厕所耳朵竖得跟雷达似的；带娃出门就跟搬家似的；头发掉得跟案发现场似的；睡个懒觉就跟过年似的；孩子出点问题自己就跟罪犯似的；天天劳碌无休止就跟判了无期徒刑似的；卖力、贴钱像欠了谁似的；这年月咋过成了童养媳似的。”

虽是段子搞笑，但也是“老漂族”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社会要关注老漂族

“一群老人坐在花坛边聊天，听他们的口音就知道，很多都是从外地来的。”张女士所住小区的花园中，总能看到上了岁数的老人推着婴儿车，或者带着小孩玩。

“听不懂周围人说话，出门分不清东南西北。”“老漂族”张女士告诉记者说，现在她每天不到6点就起床做饭，然后送外孙女去幼儿园，回来收拾屋子、买菜，下午要接孩子回家，接着做晚饭。“平时我和小区里的人基本没什么交流，我一个人在家干活时喜欢开着电视，有点声音，就不觉得那么闷了。”这个时候，张女士就想起老伴，虽说两个人吵吵闹闹一辈子，可都是为了孩子和这个家。6年前老伴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一年。儿女都因工作繁忙，主要是她伺候在床边。

一年后老伴去世，张女士决心留在老家守住老房子，在她看来，有老家这棵大树在，就能维系住所有儿女，家就是一个完整的圆。

据了解，74%的 “老漂族”坦言 “没有朋友”，“育儿有代沟”和“想家”，被认为是老漂父母们最大的烦恼。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认为，改善“老漂族”的生活，首先要完善制度保障，“要建立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在不同省之间实现针对老年人社会保障政策的对接”。第二，社会组织、社会支持系统对“老漂族”的关怀也十分必要，政府要引导社会组织、培育专业的社会工作力量，支持服务于“老漂族”群体。第三，社会的宣传和舆论引导也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让更多人关注‘老漂族’，另一方面有助于促进城市的‘原住民’特别是本地老年人，积极主动接纳‘老漂族’群体，形成融洽的交往氛围。最后，年轻人在上班、照顾孩子的同时，要多关心父母。”周末、节假日多花一点时间陪老人，如果其他子女不在同一个城市，平时要多问候沟通，这些对老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精神安慰。

文/图 本报记者 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