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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興起,都有他們背後所能代表的先進性。
因爲,一個朝代的建立,必然是有相當數量的人和相當數量的資源支持才能成功的。
同樣的,一個朝代的沒落,也因爲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落後了,所以導致統治的根基產生了動搖,最後走向衰落甚至滅亡。
今天我們來盤點一下秦朝、西晉和唐朝因爲承襲某些舊制度,而導致統治根基動搖甚至崩潰的例子。
那麼什麼是戍邊制度呢?
用大白話講,你一個國家是有邊界的,邊界之外可能有對你虎視眈眈的敵人,如果敵人來犯,你不能有效防守反擊的話,國家就要滅亡了。所以,戍邊制度就是,讓一些符合條件的人去戍守邊疆的制度。
秦國還沒統一六國,完成大一統之前,在各個國家就已經存在了戍邊制度。各國國民兵役規定,符合條件的徵兵需要到邊疆戍守3天,一切費用自理。
在統一的秦帝國建立之前,各個諸侯國的國土面積雖然各有不同,但都比較小,方圓百里就可以算是大國了。因此,徵兵從國土中部出發,只需要半天路程就可以到達邊疆,來回不過五天。因此,戍邊不算是一件苦差事,只要帶夠乾糧就可以。
但秦帝國統一以後,似乎沒有與時俱進地考慮這個問題,還是讓老百姓戍邊3天。但此時國土遼闊,路途往返就得半年以上。你不去又不行,遲到也不行,因爲嚴刑峻法會懲罰你。
國家體制變了,國情變了,戍邊制度卻沒有變化。於是,纔有了陳勝吳廣因爲去往戍邊途中遇到暴雨被困,不能及時到達,最後在大澤鄉揭竿起義的事情。
這是制度不符合國情的典型事例。
陳勝講的那句:
其實就是一種無奈絕望之中的爆發。
【九品中正制】原本是曹魏集團的吏部尚書陳羣,制定出來的爲國家選賢舉能的制度。
當時考慮到東漢滅亡,中央集權已經名存實亡,中央對於地方的瞭解程度與聯繫程度已經大不如先前時期的漢朝。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陳羣推出了【九品中正制】,讓各個州和郡選出最有才有德的人士,讓他成爲大中正和小中正,所推舉大中正必爲在中央任職官員且德名俱高者。最後由中央分發調查表,將人才分爲九等,通過不同的評價等級,決定其人的任免。
上品:上上、上中、上下。
中品:中上、中中、中下。
下品:下上、下中、下下。
小中正在協助大中正篩選和評定品級之後,呈交中央吏部,爲朝廷的官員升遷和罷黜提供了一種客觀有效的標準,加強了地方與中央的聯繫,緩和了和世家大族的關係,使得曹魏集團擁有了足夠的治國人才,最後統一了三國。
但是,到西晉司馬集團執政之後,規定只有州才能推舉大正中,州以下的郡的小中正只能由州級別的大中正薦舉(內定)。如此一來,雖然依舊是【九品中正制】,卻再也沒有了郡縣地方實幹人才出人頭地的機會,所有求官之人和想要升遷的官員全往中央跑,官場阿諛之風盛行,只求政績,不辦實事。
而州郡的中正職位幾乎被中央豪門氏族控制,致使任人唯親,官場腐敗。可以說是肥了中央豪門世家大族,卻哭了那些懷才不遇的寒門子弟。
正是這些豪門士族逐漸形成的集團勢力,給西晉埋下了滅亡的禍根。
唐朝時,爲了行使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監察,設立了中央機構御史臺,其中有左右御史,左御史監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監察州縣地方政府。監察地方政府的中央官被稱爲“觀察使”,其地位要高於地方最高一級的長官,地方官常被壓制。
而這種中央官如果到了邊疆軍事重地,便成了所謂的“節度使”,聽着很耳熟吧?
沒錯,就是安祿山的那個節度使!
節度使所擁有的權力更甚,可以管理財政,指揮軍事,甚至用人之權也在節度使的掌握之中,如此長期駐守某地,必然形成遊離於中央政權之外的勢力。
安史之亂,及由此產生,且安史之亂之後,此種局面更加嚴重。
但其實,這種事情在漢朝就已經發生了,東漢時期,爲了維護地方穩定,鎮壓農民起義,設立了州牧的官職(全國是十三個州,一百多個郡),其地位高於各個郡的太守,常駐各地,掌握一州的軍權。
我們在三國裏面經常聽到的,【荊州牧】劉表,【冀州牧】袁紹,就是所謂的州牧。可想而知,如此大的權力,有沒有中央的管制,長此以往,必然形成割據勢力。中央權力被削弱,最後便走向衰落。
而唐朝沒有吸取這個教訓,在地方過度放權的這個問題上馬失前蹄,最後走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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