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湾墓地M103出土了完整的玉覆面及玉鞋（图一），玉覆面是流行于西周至汉初的重要敛葬用具，西汉早期的玉覆面及玉鞋以组合形式出现的情况，往往被认为是后来形制完整的玉衣的雏形[1]。卧虎湾所出玉覆面（封三，1）和玉鞋（图二、三,封三，2）与以往考古出土所见的玉覆面相比，增加玉鞋；而与局部玉衣相比，其头部又并非玉套，仅为1件覆面。由此引出卧虎湾墓地所发现的玉覆面及玉鞋的性质问题。本文拟在对卧虎湾M103资料公布及年代判定的基础上，结合同时期出土玉覆面及其他敛葬用玉的情况，对西汉早期的玉覆面、玉鞋组合与后来流行的玉衣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图一 M103 棺内正射影像图

图二 玉鞋

图三 玉鞋

M103同出器物有陶鼎2（图四，1、2；图一一、一二）、锜甑组合一套（图四，5、6；图一五、一六）、罐2件（图四，3、4；图一三、一四），铜器有铜钫1（图三，8；图九、一〇）、铜鐎壶1（图四，7；图八）、铜镜1（图七）、铜饰（图四，12~14）等，铁器有铁灯2（图四，9、10；图五、六）件及骨饰（图四，11；图一七）。这些器物均置于头箱内。玉覆面位于墓主面部，铜带钩1件位于头部西侧，玉璜2件分别位于墓主左右手中，玉鞋2只位于墓主脚部。

图四 M103 出土器物

1、2. 鼎（M103:4、M103:5）

3、4. 直口罐（M103:9、M103:8）

5. 甑（M103:21） 6. 锜（M103:6）

7. 铜鐎壶（M103:3） 8. 铜钫（M103:7）

9、10. 铁灯（M103:13、M103:10）

11. 骨质六博具（M103:11）

12. 铜蹄足（M103:20） 13. 盖钮（M103:19）

14.鋬手（M103:12）

图五 铁灯（M103:13） 图六 铁灯（M103:10）

图七 铜镜（ M103:14）图八 铜 壶（ M103:3）

图九 铜钫（M103:7） 图一〇 铜钫（M103:7）

图一一 陶鼎（M103:4） 图一二 陶鼎（M103:5）

图一三 直口罐（ M103:9）图一四 直口罐（ M103:8）

图一五 陶锜（M103:6） 图一六 陶甑（M103:21）

图一七 骨饰（M103:11）

图一八 年代判定对比材料

1、2. 铜鐎壶（卧虎湾 M103:3、荆州高台 M2:280）

3、4. 陶熏炉（卧虎湾 M103:9、马王堆 M3 北 :167）

5、 6. 罐（卧虎湾 M103:8、甘泉 M15:5）

陕北地区西汉早期墓葬发现数量较少，时代框架尚不明确，仅能通过材料对比确定墓葬年代。从器物组合上看，该墓葬出现的鼎、钫礼器组合；陶质器以彩绘泥质陶为主，这些特征均为武帝至宣帝以前墓葬所常见[2]。所出鐎壶与荆州高台M2西汉早期墓葬中所出者形制相近，均为圆腹、圜底(图一八，2)；陶鼎及锜、甑组合，器表施西汉早期常见的红色彩绘云气纹；陶熏炉和马王堆M3北:167类似[3]直口罐与甘泉M15所出者形制相近，M15中同出半两钱，年代应亦在西汉早期[4]。综上，M103年代应为西汉早期。

一、玉覆面、玉鞋及玉衣出土情况

两周时期玉覆面已出现，西汉早期出土数量相对较多，集中发现在徐州地区。江苏徐州子房山M3，玉覆面同出的还有玉瑗、璜；铜镜、鼎、壶、釜、匜、盘、灯等，陶鼎、钫、茧形壶、罐等[5]；药检所西汉墓，同出玉枕、璜[6]。小长山M4，同出的有玉枕、口琀、鼻塞、璧等[7]；后楼山XHM另出有铜铃、车马器、陶鼎、盒、钫、壶、俑、茧形壶、甑、仓、灶、井等，玉璜、剑饰、璧、口琀、枕[8]；苏山头M2，同出有玉璜、配饰、璧，铜鼎、杯、环、铃；陶鼎、盒、壶、盆、匜、仓、井、俑等[9]。另有建湖县沿岗地区M13，另有玉璧，陶鼎、匜、杯等[10]。

玉覆面（玉套）与玉鞋、玉手套的组合则较为少见，为方便行文，后文称其为局部玉衣。除卧虎湾墓地所发现者外，其余分别位于徐州、临沂两地。徐州拖龙山M1出土头套和足套两部分，该墓出土大量成组的铜器，如鼎、壶、钫、熏、灯、盘、盆、匜、奁、矛等，部分铜器有“楚”字铭文,同时出土常见于楚王墓中的成组编钟、编磬等乐器组合。玉器有豚、塞、璧等[11]；徐州韩山M1出土由头套、手套、足套三部分构成的玉套，随葬品丰富，除鼎、钫、盒、壶等典型礼器组合外，还有灶、井、磨等模型明器。玉器中有玉佩饰、剑饰、枕、手握、塞等，虽然报告在结语部分称敛葬用玉中有琀及七窍塞，但在刊布的材料中仅有一件玉塞[12]；临沂刘疵墓出土一件由头套、手套、足套三部分组成的玉衣，随葬品较少，另有玉璧、佩饰、铁剑、印章、铜弩机、半两钱等共出[13]。

完整的玉衣最早发现在西汉早期的墓葬中，大量出现则是在西汉中期。西汉早期的徐州火山刘和墓中就出土有完整的银缕玉衣，另有玉枕、猪形手握、七窍塞、璧、配饰等玉器[14]。西汉中期满城汉墓中出土一具完整的玉衣，共出玉器有璧、环、佩、璜、带钩、印、九窍塞、配饰等[15]。

在玉器的组合上，玉覆面往往与手握、鼻塞、璧、口琀共出；局部玉衣中，增加玉枕，其余差异不大。出土以上两者的墓葬中，玉璧均未与玉衣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多置于墓主头顶位置，而在完整玉衣中，玉璧与玉衣结合，在玉衣头顶以璧留一圆形孔。另一明显的差别就是完整玉衣中窍塞更为完善，而在仅出有覆面和局部玉衣的墓葬中窍塞多不完善，同时还存在着时间上的变化，即西汉早期玉塞并不完善，即使出土完整玉衣的刘和墓中也仅出有七窍塞，西汉中期偏早才出现了完整的九窍玉塞。虽然在西汉早期玉衣已经成熟，但完整的玉衣组合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发展完备[16]。这一组合体系在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影响着与玉覆面有关的敛葬玉组合。从时间上看，即使在完整的玉衣及相关葬制已经出现的情况下，玉覆面仍然没有消失，但在玉器组合上较西汉早期有所区别。出土玉覆面的奎山M11，共出玉器有璧、4件玉塞、口琀、枕等[17]；山东长清双乳山M1，共出玉器有枕、璧、手握、九窍塞、剑饰[18]。

综上，可以明确的是，完整的玉衣最早出现在西汉早期文景之时，玉覆面流行时间较长，即使在完整的玉衣出现之后仍有发现，仅在玉器组合上有所改变；从墓葬等级来看，玉衣，或者是玉头套、玉鞋组成的不完整的玉衣，大多都出于诸侯王或贵族近属墓葬中，而出土玉覆面的墓葬则等级相对较低。

从制作工艺上看，卧虎湾所出玉覆面并非形制完备的玉衣或西汉早期其他玉覆面所见常见的穿孔连缀方法，而是用织物来承托和固定的[19]；从形制上看，目前发现的西汉早期的局部玉衣头部均为头套，而并非覆面，所发现的覆面中也并无与玉鞋组合而出现者。此外，卧虎湾所发现的玉覆面的排列方式与两周时期盛行的突出强调五官者有明显差别，而与完整的玉衣中排列整齐如鳞状，五官以形制规整的玉片突出者更为相近。因此，卧虎湾所出玉覆面既与完整的玉衣存在相似之处：玉片排列方式相近，但又有其自身特点——制作相对简略，仅为覆面而并非头套。这一差别指示的是时间演变序列还是等级差异？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从玉衣的形成过程入手进行考量。

关于玉衣的形成，已经有诸多学者进行了考证。卢兆荫认为局部玉衣是完整玉衣早期的一种形式，完整的玉衣在西汉中期才确立起来。随着近年来新材料的出土，这一结论已经逐渐得到修正，石荣传结合九里山汉墓新出土的银缕玉衣，认为至少在西汉文景时期，玉衣已经发展成熟。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局部玉衣和完整玉衣之间是否还存在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过程？局部玉衣和完整玉衣均出现在西汉早期的墓葬中，在年代上并不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吕氏春秋·节丧篇》记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高诱注“鳞施，施玉匣于死者之体，如鱼鳞也”，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以玉制衣敛葬的现象。这点在考古发现中也有体现，两周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片已经被认为是珠襦玉匣的体现[20]。因此，构成玉衣的各要素在西汉以前均已存在，西汉早期的以不同形态存在的玉衣之间是并行关系还是有时间先后呢？

出土玉覆面中，形制与完整玉衣相近者有小长山M4、后楼山西汉墓，小长山M4除敛葬用玉外，未见其他随葬品；后楼山西汉墓出土完整的鼎、盒、壶、钫等完整仿铜陶礼器组合及井、灶等模型明器，这一随葬品组合与出土完整玉衣的刘和墓及出土局部玉衣的韩山M1所出者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出土局部玉衣的拖龙山M1,随葬品中不见仓、灶、井等模型明器，而发现有“楚”字刻铭的铜器及成组的礼乐器，与此相似的器物组合还见于狮子山汉墓中，这两座墓葬年代可能稍早。因此，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虽然玉覆面产生的时间远早于玉衣，但形制与缀连方式相近的玉覆面和玉衣的出现时间实际上是相近的；局部玉衣和玉衣的出现及流行时间也是相近的，可以早至文帝时期。

与此同时，结合墓葬等级来看，同时期不同玉衣的形制差别很可能表现的是其不同的等级，刘尊志认为西汉中后期诸侯王墓葬玉衣使用的情况中存在分级制度，正是体现在玉衣和局部玉衣乃至玉覆面的使用上[21]。这一等级差异确实存在，且不仅存在于西汉中后期，或许可以早至西汉早期。狮子山汉墓为一大型崖墓，墓主身份可能为第二代楚王刘郢[22]；年代相近的拖龙山汉墓，墓葬凿山而成，长3.2、宽2.1、深4.5米，墓上封土直径约10米；狮子山汉墓亦为凿山而成，南北总长117、东西最宽13.2米，由墓道与附属建筑、主体建筑两大部分构成，共有墓室12个，陪葬墓1座。可见狮子山汉墓的规模是远高于年代相近的拖龙山汉墓的，因此，局部玉衣和玉衣所表现出来的等级差异可能在玉衣形成的初期就存在。

出土玉覆面和玉鞋的M103未出土年代信息明确的随葬品，只能通过材料对比确定其年代在西汉早期；从打破关系上看，M103打破了同为西汉早期墓葬的M104，M104出土熏炉与年代确切的马王堆三号墓中所见者形制相近，因此M103的年代应该不早于文帝时期。因此，卧虎湾所见玉覆面及玉衣，应是因为等级较低，无法采取玉衣葬制而简略处理的结果，而并非早期玉衣未发展成熟阶段的表现。

二、玉覆面与玉鞋的功能

观察卧虎湾所出玉覆面及玉衣可知，玉衣各部分之间在用玉上也是存在差异的。卧虎湾墓地发现者仅有覆面和足套，并且从用玉上看，玉覆面所用玉片多形制规整，素面，仅有个别玉片表面有云纹，系由其他玉器改制而成，均为玉面部周缘；与此相对应的，玉鞋在玉料的选用上就显得更为粗糙，大部分玉片均为改制所得，表面有纹饰的玉片不仅数量多，并且纹饰除了云纹之外，还有不少谷纹。此外，在部分出有完整玉衣的墓葬中，也存在各部分间用玉材质的不一致。南越王墓出土完整的丝缕玉衣，该玉衣的头套、手套和鞋三部分的玉片两面均打磨光滑，边角钻孔，以丝线穿缀，里面再以丝绢衬贴加固。其他部分的玉片大多是用废旧玉器或边角料切成，厚薄不均，无孔。底以麻布作衬里，玉片的表面用窄的朱红丝带作对角粘贴，组成菱形网格状的地纹，四边再以宽带粘贴成纵横方格[23]。目前已经发现的局部玉衣，有出头套和足套者，也有出头套、手套、足套者。可以看出，在汉代人的观念里，玉覆面或者头套，比手套或足套要更为重要，而无法使用完整玉衣的墓葬中，又以头套、手套及足套最为重要。

覆面是先秦两汉丧葬礼仪中重要的环节，《士丧礼》中记载“幎目用缁，方尺二寸，赪里”，郑玄注“幎目，覆面也。赪，赤也”。两周时期，玉覆面出现在中原地区墓葬中。高崇文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结合丧葬礼仪认为幎目应该是覆在死者面部的巾，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在巾上缀玉饰，成为缀玉幎目[24]。也就是说，两周时期，尤其是东周以后大量玉质覆面是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出现的，其本质是流行于先秦两汉的丧葬礼仪中的幎目。

除此之外，在手部和足部进行的敛葬仪式，也是在先秦两汉丧葬礼仪中小敛部分涉及的重要内容。小敛礼仪在设掩、瑱、幎目之后，需要在手中设握，其后需要“綦结于跗”，即系于鞋后部的组带向前结于足背，余组带穿连在两个鞋子前部的穿孔中，防止两足外坼分离[25]。这一仪式结束后，需要袭尸，即穿衣服；设冒，即以袋套尸体[26]。至此，小敛仪式才告一段落。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头部、手部及足部进行的活动最为重要，在保存完整的马王堆汉墓M1中，墓主人两臂肱部缚以酱色丝带，结集于腹部，再将丝带引向足端，连同青丝履系缚于足背[27]。南越王墓中玉鞋之下有1双连璧，刘尊志认为这应当是用以固定双脚时系丝带以使之固定和达到装饰目的的敛具[28]。南越王墓玉衣的组合中，除双联玉璧之外，还在玉衣外边发现有组玉璧，集中分布在腹部至下肢的范围内，据简报描写，“两手合拢按在玉衣腹部的组玉璧上”。将马王堆汉墓与南越王墓相比，可以看出两者不管是以玉璧排列，系以丝带，抑或是直接以丝带系之，都集中在手部至脚部的位置，或许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固定尸体，而这一做法正是先秦两汉时期丧葬礼仪的体现。此外，经过科技检测，卧虎湾玉覆面内部附着有红色朱砂，又与纺织品痕迹混合，这与《士丧礼》中记载的覆面内部为红色的规制不谋而合，可提供一旁证。

汉代玉衣能够保护尸体，使墓主人达到升仙目的这一功能，目前来看，已经是学界的普遍认识。完整的玉衣往往周身均以玉片构成，仅在头顶部以玉璧留一圆形孔，正如巫鸿所说，虽然死者的七窍被刻意堵住以保存其精气，但玉璧中心存在开敞孔洞。是起到了灵魂出入的通孔[29]，还是尸体破“蛹”、“茧”而羽化之处[30]。就本文涉及到的墓葬中出现的玉器组合情况来看，玉璧也多置于墓主头部，七窍塞是在西汉中期以后才得以完善，并多与完整玉衣相组合而出现。这一方面提示我们头部玉璧确实在汉墓中存在能够帮助墓主人升仙；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玉塞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抱朴子·对俗》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长清双乳山仅发现一件玉覆面，但与完整的九窍塞组合共存，这说明墓主人在选择葬玉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精气，达到升仙的目的。

因此，西汉时期覆面及局部玉衣的使用，覆面中有一部分是沿袭东周以来以玉覆面显示身份的做法；也有一部分是和局部玉衣一样是受到了西汉时期玉衣的影响，但因为等级或者墓主财力限制，不得不采用了减省的办法。在减省的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时期葬仪的影响，所以在头部、手部及脚部重点用玉，也存在升仙意识为主导的选择，需要结合玉器组合进行具体分析。

[1]a.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J].文物，1989(10).b.龚良，孟强，耿建军.徐州地区的汉代玉衣及相关问题[J].东南文化，1996(1).

[2]韩国河，刘翔宇.西安中小型西汉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J].考古学报.2011(2).

[3]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延安地区文管会，甘泉县文管所.西延铁路甘泉段汉唐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5(3).

[5]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子房山西汉墓清理简报[J].文物资料丛刊，1981.

[6]同[1]b.[7]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小长山汉墓M4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10(6).

[8]徐州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J].文物,1993(4).

[9]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苏山头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5).

[10]建湖县博物馆.建湖县沿岗地区出土汉墓群[J].东南文化,1996(1).

[13]临沂地区文物组.山东临沂西汉刘疵墓[J].考古，1980(6).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6]石荣传.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初探[J].中原文物，2003(5).

[17]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奎山四座汉代墓葬[J].考古，2012(2).

[18]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7(3).

[19]黄晓娟等.陕西米脂汉墓出土玉覆面和玉鞋的科学分析与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6(5).

[20]a.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b.林兰英.试析周代的葬玉对汉代玉衣的影响[J].东南文化，1998(2).

[21]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J].中原文物，2011(4).

[22]a.孟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主问题[J].考古，2006(9).b.刘尊志.试论徐州狮子山汉墓墓外设施与墓主问题[J].南方文物,2010(4).

[2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4]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J].考古学报，2006(4).

[25]同[24].

[26]范志军.汉代丧礼研究[D].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27]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29-30.

[28]同[21].

[30]王煜，谢亦琛.汉代蝉形口琀研究[J].考古学报，2017(1).

图文来源：《考古与文物》2019年03期

作者：周健（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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