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ike Dash，译/火龙果，校对/Carlyle

18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且最发达的国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在强大的乾隆皇帝和稳定的家族统治下，中国刚刚走过它有史以来最长的半载盛世。领土面积越来越大，也越发富裕、文明开化，它的疆域拓展到了和如今差不多的水平。但中国也变得极其拥挤。政治稳定和自美洲引进的新作物使得人口总数翻了两倍，达到大约3亿。在顶峰期，人口增长率每年都会增加超过13%。

这意味着麻烦的到来，因为财富还远没有达到公平分配的水平。清朝是一个反差巨大的时期：统治阶级富有得下辈子都用不完他们的钱，农民却只能依靠土地勉强糊口。对那些生活在食物链底端的人来说——这里的底端既是比喻也是现实——被饿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离长江沿线富有的农业冲积平原越远，事实更是如此。

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农民被迫以乞讨为生，离家万里，只能把自己寄托于陌生人的善意上。成千上万被迫流离的移民不可避免导致冲突发生。也正是他们，导致爆发了一场历史上最异常的恐慌和流言。

满族统治下的中国，图片展示了帝国从1644年到1800年的扩张情况。叫魂的恐慌发生在东部沿海，长江和北京之间。

此次恐慌事件数以百计的受害者中，有一位来自山东的流浪乞丐，名叫张四。张四和他11岁的儿子一起流浪，靠着向流浪路途沿线的众多农民唱“莲花落”（一种浪漫的民歌）受施为生，生活来源并不稳定。1768年7月末，他们已经走到了徐州，这座城市距他们故乡以南200里。

根据张四后来供认，当时他们被一个高个子的陌生男人搭讪。这个人问他们以什么为生，听说他们以乞讨为生后，他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每剪掉一个农民的辫子就给他们500文（铜钱是清朝的通行货币，500文钱相当于半盎司银）。这位陌生人不愿意告诉张四父子他想要剪下来的辫子做什么，不过他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一把剪刀和一小袋据他说是迷药的粉末。在人的头上撒一些粉末，此人就会不知不觉倒地，然后就可以轻松地剪掉他的辫子了。

张四说，这份工作听起来非常简单，所以他接受了这份委托。他和陌生人约定之后在相邻省份的边界再见面，然后张四父子就继续向苏州赶路。在途中经过姓赵的一家人时，他们在一位雇工身上试了试迷药，他果然倒地了；于是张四拿出他的剪刀，剪掉辫尾，和剪刀一起收进随身的包里。但是二人并没有走远，在村庄外一、两里的地方，一群官兵追上来逮捕了他们，还把他们投入了县牢里。父子二人被告知，他们是窃取他人灵魂这一重大罪行的嫌疑犯。

一位中国的理发师正在帮顾客剃前额的头发，修剪辫子。清朝皇帝强迫所有男性都要留这种发型，而这一发型正是人们恐惧灵魂窃取的源头。

张四本应想到他所做的事极度危险。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人都相信术士（sorcerer）能用方术把人的灵魂从身体里分离出来，对着受害人剪下来的头发施咒，必定能将灵魂和身体的联系切断。人们相信，一旦咒语开始，被分离出来的灵魂就会受到术士的控制，他们会用这灵魂做各种各样的坏事。

这种方术似乎可以用来让无生命的物体活起来——比如做成动物或者人类样子的小纸片。这些活过来的纸片人可以被当做保镖，或者被派出执行术士的命令，包括从别人房子里偷东西或者谋害他人性命。同时，整件事情的受害者则注定会死亡。一旦人的灵魂被偷走，他就会开始生病，直到最后死去。如果父亲或年龄较长的儿子去世，这对一个家族的好几代都是一场灾难。因此，盗取他人灵魂被视为更加严重的罪行。

在中国，叫魂是一个复杂的传说，与许多民间故事紧密相关。比如，人们认为最容易受害的是小孩，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孩子拥有更多生命力还是孩子威胁较小的缘故。每一条被剪下来的辫子足以赋予三个纸片人生命，而纸片人作为术士的仆人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能飞，甚至能进入死后的世界，变出真正的人形，成为阴仆或者阴妾。

据称有些药物并不是让受害者失去知觉，而是能让使用者隐形。为了拯救不幸的受害人，人们对于如何破法也有一些奇特的想法。一种说法是纸片和女性尿液接触后就会被麻痹；还有一种说法是，解救灵魂的唯一做法是从受害人头发上再剪一缕，并浸在粪池里80天。至于纸片人本身，后来的说法是他们高约5英寸，大腿和脚上都有符咒，可以让他们飞行，隐匿，打雷，闪电；他们还配有迷你的纸质剪刀。

在张四被带至苏州审讯的前四五个月，1768年的恐慌事件就已经开始了。事情最初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陈江县爆发，那是中国工业化之前最富裕的地方。这里是中国丝绸工业——清朝最赚钱的制造业——的核心地区，正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美国汉学家，编者注）所说，那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桑园，横跨一整片河漫滩，其间点缀着小溪、运河和低矮和缓的山丘。流言的苗头来自德清县，它位于杭州以北的南条河边。1767年秋，当地政府招募了几位本地石匠竞标一份大合同：更换城东墙上的水门。

有三位石匠竞争这份工作，最后竞标成功的人名叫吴东明。他的团队从一月开始作业，但直到三月，支撑新水门的桩子才打下去。当吴东明为了保证有新鲜大米供应给工人而出发返回故乡时，流言早已散播开来：石匠们需要借助超自然力量帮助他们完成这份工作。

清代的石匠经常和方术联系在一起。在一个还没有发明机械的时代，石匠的巨大劳动强度需要艰巨的努力，人们自然认为他们有时要借助方术才能完成工作。人们还普遍相信，石匠偶尔会使用招魂的方法帮助自己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石匠会先找出人们的姓名，把名字写在纸条上，再把纸条钉在桩子上。在石匠打桩时，叫魂可以用来增加额外的精神力量。当然，招魂同时也会损伤受害人的元气，最终使其死亡。

那时，石匠叫魂的故事似乎已经极为常见。在吴东明的家乡仁和县，这类故事因为一个人而为人熟知，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士良。当时，43岁的沈士良生活条件大不如前，被迫搬去和他的侄子一起住在家宅大院里。一到大院里，沈士良发现自己成为了日常受欺负的对象：年轻的亲戚欺凌他，偷他的钱，甚至辱骂他的母亲。愤怒的沈士良于是去到当地的佛寺（译注：本文原文中用的Buddhist temple，但《叫魂》原著中说沈去的是土地庙），在祭坛面前烧了一张纸，上面全是他写给阎王爷的抱怨。然后他找到了吴东明，向他提供了他侄子的名字，让吴东明盗取他们的灵魂。

吴东明不屑一顾——或者也是太小心翼翼——他没有听从沈士良这个不寻常的提议。但他也意识到如果让事情自然而然发展的潜在后果，那会让关于这段对话的流言传开。因此，他向当地保正（译注：古代农村每五百户设都保，都保的领导叫都保正）报告了整件事情，保正逮捕了沈士良并把他押到德清去审讯。县长最终以打沈士良二十五大板解决了这件事。考虑到县长拥有的其他选择——比如拷问沈士明以获取更多信息，或者直接判死刑——这惩罚只不过是警告性的。很难想象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基层官员，会真的重视农民的迷信思想，或者相信人的灵魂可以被盗走。

但对德清的其他人来说并非如此。沈士良的案子引发了大众关注，因为县里已开始有流言称真正有偷取灵魂的人，而不久之后第二起案件就发生了。这次是在省府杭州，但是涉案的是一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计兆美靠乞讨为生，在杭州时，他因自己的乡下口音而遭人排挤。

当这些人知道他是哪里人后，事情很快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计兆美被指控会叫魂，从德清被派出来诱捕不够警惕的省城人。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私刑至死，他脱口承认了这一指控。他在惊恐中补充道，自己用一些纸符杀死了城里的两个孩子。在被押到衙门后，计兆美指认吴东明为他的同谋。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想想为什么对德清人割辫的恐惧为在当时当地爆发，以及此事为何最后严重到要皇帝本人亲自负责调查。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必须要回到17世纪40年代才能找到回答。当时，汉族的王朝——明朝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三个世纪，行至末路。在北方，明朝面临着满族这个可怕的敌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在长城的另一边建立了自己的帝国。1644年，由于农民造反，明朝末代皇帝在他宫殿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尽。满族人迅速袭击并屠杀了汉人军队，并在北京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新的清朝花了一些时间稳固自身，然而汉人的数量仍远远超过满族人。继任的清朝皇帝——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成功——一直生活在对两件可能给当朝带来灾难的恐惧之中。第一件是汉人暴动，第二件则是南方懒惰、危险、腐化的文明会同化他们自认强壮、尚武的民族。

清朝官员正逮捕白莲教成员，白莲教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团体。

满族人相信，暴乱很有可能通过民间宗教被点燃。中国的道教和佛教都已经是当时国家无法控制的教派；这些教派往往分裂成半政治的秘密社团，通过四布的僧侣网络传播他们的活动，这些僧侣随后会变成叫魂事件中的主要嫌疑人。另一方面，要防止被同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满人和汉人之间清晰的界限。为了实现这一点，清朝第一位皇帝颁布了法令，命令所有新的臣民都要留一种特别的发型，以表明他们低下的地位。这一发型要求把前额剃干净，同时把后脑勺的头发留长，并编成整齐的辫子。

在1760年之前，这个发型已经流行了几代人，拥有这样的发型成为了绝大多数清朝男人骄傲的象征。散开辫子，甚至只是散开一小部分，都意味着丧失了荣誉和自制。而对满人来说，割辫是更严重的事情。剪掉辫子意味着犯下了清代刑法中“十恶”之一。这是反抗的象征，惩罚的不仅是割辫人自己，还有他的整个家族。因此，对弘历的子民来说，偷取头发是极其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768年的中国，对超自然的割辫人的恐慌会散播得如此之快。

在叫魂引发的恐慌开始沿着连接北京和长江大运河散播之前，两件早些时候发生的案件已经让皇帝感到警惕，在他看来，这两起所谓的叛乱可能会给他勤勤恳恳治理的帝国带来浩劫。第一件是1751年的“伪稿案”：一位受弘历信任的顾问上书给皇帝的奏折开始在各地流传，据称这份文件严厉地批评了清朝政府。

皇帝对这份出现在帝国腹地的文件深感恐惧——其抄件已经出现在了京城的八旗官学，这里是专门用来训练清朝高级士兵的。弘历将此文件的流传降罪给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军方官员。嫌犯最终被判以凌迟（这个臭名昭著的刑罚也叫作“杀千刀”）。事实上，就算“街上的脚夫”都清楚知道这份文件中是如何羞辱清政府的，但却没有一份原文留存至今，即便在清政府最隐秘的档案文件里也没有。这表明弘历皇帝对此案非常重视。

第二件使弘历感到惊恐的事件更加不寻常，实则可以看作是叫魂事件即将发生的前兆。1752年，湖北偏远的山区爆发了反满叛乱，在当地发现许多造反宣言和新铸造的剑。这是马朝柱的杰作，他是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一位农民。这条新闻本身就足够让人担忧，但后来传到北京的谣言称，马朝柱只是更具威胁性的“幼主”的仆人。幼主在清朝西南边界的大山里统治着“西洋国”。这个由假想出来的幼主统治的国家是明朝的继承者，拥有一支三万六千名士兵组成的军队，正准备乘着神奇的飞行器降落在清朝富裕而不忠的南方省份。这种飞行器能带着他们在几小时内从山寨飞向弘历的统治核心。

为了抓住这个神秘的马朝柱，满族人耗费了大量资源，但从未成功。和伪稿案一样，弘历皇帝对即使是些微煽动叛乱意味的言论也反应剧烈。京城发出命令，要求对所有被逮捕的嫌犯都进行严刑拷打，直至他们认罪。更重要的是，当局还封锁了有关湖北叛乱分子都割掉了辫子的消息。在发生叫魂事件的15年前，对自己统治的明确非难所带来的危机，就已让皇帝陷入担忧之中。

在不安环境下，叫魂事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这次，乾隆很容易就察觉到，在整件事古怪甚至近乎滑稽的开端之上，此事很有可能会给清朝带来真正的麻烦。无论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叫魂的可能性（这很难确定），乾隆确信任何形式的动荡都应该尽快被镇压。他同时也意识到，人口之中难以列举或掌控的那部分人可能会制造危机。现在，我们需要回到流浪僧侣的问题上。

和尚和佛教徒是东亚社会世代所特有的。这张老照片来自日本。他们在包里带着必要的物品，图中和尚的装备比大多数人都好，但即使是更穷的和尚也会有剪刀和针线这类物品。

在清朝中国的版图上，佛教和道教寺庙如同水痘的脓包遍布四处。有一些寺庙很有钱，而大部分都很穷。但是无论穷富，它们起到的作用都不仅仅是宗教活动中心（在弘历看来，这些寺庙在满族统治的严控以外，这让他十分愤怒），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安全保障。

当中国快速增长的人口开始压垮许多贫困人民时，那些家庭土地无法满足需要的人，那些老无所养的人，往往就会将自己托付给寺庙或尼姑庵的仁慈之心，这是成为和尚或尼姑是最可靠的方法。将从事宗教活动作为职业从而获得认证的人能享有寺庙的资源；甚至对大多数没有获得认证的人（在1760年代之前，只有20%的僧人拥有度牒）来说，以和尚身份去乞讨也能赚到更多钱。

结果，清朝的街道上充斥着刚出家的僧人，这些人几乎没接受过什么教育，最多知道本教的主要教义。这些僧人对当权者来说是长期眼中钉，因为很难将他们和在逃的土匪和犯人区分开来。这些贫穷之人炫耀般地展现他们身上的疮烂和脓肿，与其说是为了寻求同情，不如说是希望别人给钱让他们离开，避免他们感染其他人。受过一些教育的人可能是更严重的威胁。这些人一般会被归为“妖道淫僧”，后者经常和各种形式的法术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炼金术，驱邪，还是寻求长生不老。这让他们顺理成章成为搜捕“邪术”肇事者时被怀疑的对象。无论如何，如同孔飞力所说，“对官僚来说，任何流浪僧侣都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无家可归的人是无法控制的。”

一个正在接受踝骨夹棍拷打的犯人。图源《中国酷刑》。

回到1768年的杭州，叫魂恐慌正在逐渐成型。计兆美——就是那个希望通过指控吴石匠偷取他人灵魂而让自己免于一死的绝望乞丐——在被带到县长面前后，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谎言。他没有办法从人群中指认出吴石匠，最终只能承认自己编造了整个故事。

这次供认本可以平息这场正在越演越烈的恐慌，但是希望却被另一起案件的消息打破了。这次案件是从河对岸的萧山县传来的，有两个带着陌生口音的流浪僧人试图和一个当地男童聊天，并且非常不明智地询问了男童的姓名。群众坚信这些僧侣是来偷取灵魂的——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姓名拥有神奇的力量——于是人们把他们追出了村外，大喊着“烧死他们！”“淹死他们！”

县长相信，只有把这两个僧人和他们另外两个同行伴侣抓住才能平息事端。这四个人被带到了当地衙门，他们的包在那里被翻查。一个刚出家的和尚巨成被发现带着三把剪刀和一段编起来的辫子。这对县长来说足够了，于是这些僧人遭受了严刑拷打。

当时，酷刑拷问是中国法律的共同特点。几种不同的工具会被用上，其中最常见的两种是一种能打断腿的刑具和踝骨夹棍。踝骨夹棍被用于这些流浪僧人身上，据一位西方的目击者描述，踝骨夹棍是“一种双料的木制夹具”，由三根棍子组成。楔子插在中间，两根木棍被用作第三根的杠杆，能让踝骨和胫骨多处骨折。就如意料之中，这种压迫很快就从倒霉的僧人口中逼出所有供词，这次事件所造成的不安情绪还被另一起事件激化了，一位随身携带着两张护符（完全符合传统）的铁匠被不识字的众人打死，因为后者觉得他也会叫魂。

类似的案件如今发生在各地。一位在安吉县流浪的外地人被捆在树上打死；一位理发师在为一个10岁小男孩理发后，因为踝骨夹棍而双腿骨折。这个男孩听说过叫魂事件，显然是想通过声称自己是受害者而制造恐慌。1768年5月，又从附近的江苏省传来，在那里又抓住了一群流浪僧人。

可能当地政府还记得马朝柱案件——这个谋反者宣称自己只是代表之一，背后还有一个对满清更强有力的威胁；可能他们注意到张四的证词——张四说是一个神秘的陌生人给自己提供的剪刀和迷药；可能他们只是很难相信这些半文盲的流浪僧人和乞丐能够不借助他人帮助就偷取灵魂。无论事实如何，当严刑拷打就要产生一些证据之时，真正的黑暗却已在酝酿之中——似乎有一些潜伏在暗处的巫术大师正招募和操纵那些实际上已被逮捕的不幸的乞讨者。

正如一段类似的证词，一位李姓苦工声称自己被一个叫刘秃子的术士控制了。当他在一棵树下休息时，刘秃子过来跟他搭讪，然后向他撒了迷药，并要求李“拜他为师”，让他去剪别人辫子。在山东省，明远和尚（同时也是一个术士）同样面临着巨大麻烦。在遭受拷打之后，一个令人信服的乞丐——他叫韩沛显，是一个失败的医生——说他曾听闻明远在流浪途中表演的奇迹，于是去海州的三教堂求见明远。明远欢迎他的到来，向他保证自己会“各式法术”，并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弟子。

韩沛显继续供认道，明远向他展示了他的术法之精通。他把一个铜碗里装满水，向表面撒上一些奇怪的粉末，然后命令韩沛显在里面洗脸。“他用白布遮住了我的眼睛，我就看到了高堂华屋……金银珠宝，及各式各样的高级东西。”心悦诚服之后，这个乞丐急急地同意了明远的提议，帮他“剪一万条辫子……来建万魂桥”。

明远解释，这些辫子是用来“装在7个大陶罐里，对着陶罐连续7天念诵咒语，每天念诵7次，然后把活人的血涂在辫子上”。这个魔法能将从“五彩纸”上剪下的纸变成完整大小的纸片人，再派去抢劫受害者的财物。拿上500文钱和几包迷药后（这仍然来源于他的证词），韩沛显就匆匆离开，去剪人辫子了。他设法拦住了两个年轻人并剪了他们的辫子，但在第三次尝试这一把戏时，韩沛显被抓住并接受审讯。

不难看出，一个写明了像韩沛显这样具体名字和地点的详细故事，让满清的地方官员坚信他们是在揭露一个真正的阴谋。然而，地方官员在调查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为避免引起更大的恐慌，他们不敢把质询公之于众；另一方面，他们持续的详查却未能找出任何证据来证实此前酷刑下逼供出的证词。一名被怀疑是刘秃子的僧人在江南被抓，但他在被送往当地牢狱时死于中暑。而在杭州的所有寺庙里，都找不到一位叫明远的和尚。

弘历（1711-1799），1735年开始作为乾隆皇帝登基，直到1796年退位。这位清朝的第六位皇帝是一个能干的管理者，他把叫魂危机看做是肯定自己对省级政府控制权的方式。

然而，地方上处理叫魂事件的人面对着更加严峻的第三个问题。这个棘手的问题是他们应该告诉皇帝多少信息。因为满清的政府制度依赖于微妙的权力平衡，在北京的皇帝名义上无所不能，掌握着部下的生死大权——尽管到了这一时期，这种控制权更多是关于赐予或收回恩惠。可是另一方面，皇帝依赖可信赖的仆人向他提供作决定所需的信息。

官僚们努力讨好他们的主人，以便获得晋升，在一个由地方长官、省级长官和地方总督组成的复杂等级体系中爬升。但他们始终明白一点，除非这些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否则向皇上报告是很危险的。宣称存在着叫魂的阴谋，却没有抓住能对此负责的人，这可能会引起皇帝的愤怒。如果这件事不能迅速得到解决，让弘历满意，情况可能会更糟。

因此，省级官员通常会压制不好的消息，希望这些消息永远不会传到北京。满清的问责制度以控制信息为中心；官员们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合理地声称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犯罪，那么他们就不会因为未能起诉犯罪而受到指责。

弘历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怀疑部下在向他隐瞒什么更能激怒皇帝。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发展一个并行的“秘密渠道”，让线人——主要是受信任的满人——在省级和地方长官不知道的地方发送报告。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式的制度，皇帝才第一次知道叫魂事件。

在弘历看来，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很棘手。统治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帝国幅员辽阔，官僚机构的规模却相对较小。1768年，皇帝依赖的精英阶层规模极小，仅由63名行省官僚组成，其中只有一半多一点是满族人。他们每个人实质上管理着好几个省份；仅两江地区就是法国的两倍大，约有7000万人口。尽管官僚机构通常能够处理好日常工作，但像叫魂恐慌这样的危机却远远超出了它一般的职权范围。这至少意味着皇帝和地方官员都不可能在他们熟悉的分权体制内做出反应。根本没有任何“标准”可以让弘历知道他的下属在阻止妖术蔓延一事上表现得好或坏。

我们可以知道皇帝对叫魂事件的看法，因为他在官员的通信文件上用批注清楚地描述了自己的感受。这些来自皇帝的旁注文字——书写使用一种特殊的朱红色墨水，仅供弘历专用——表明弘历愤怒于面临潜在的危险威胁却被蒙在鼓里，他还担忧基于剪辫而产生的恐慌很可能涉及危险的煽动行为，还为无法抓到真正的罪犯而感到焦虑：妖术大师才是恐慌真正的幕后黑手（至少大运河沿岸那些不幸被拷打逼供的人的证词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弘历担心他没有掌握全部真相，这意味着这场危机可能比他被告知的更紧迫、更严重。他在一位部下的报告中写道：“你花了很多时间寄来谄媚的话语，但里面却没有一句跟真相有关的话！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处于此次事件核心的那位不幸的行政长官名叫高晋，他是汉人，此前从河道总督升任了两江总督。江南幅员辽阔，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了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江南被认为是整个帝国中最富有的地方，也是对管理者要求最高的地区，弘历特别关注此地情况。他一听到叫魂事件的报告，几乎是立即就进行了简单的调查，以查明高晋管理的江南地区是否报告了妖术案件。他收到的答复没什么特别——有谣言，但没有任何案件发生——这显然激怒了弘历，因为他并不满足于此结果。他在给高晋的回信中写道，其他省份已经报告了叫魂相关的确切案件：“江南怎么可能一起都没有？”皇帝补充说，当地的官僚机构肯定是“不合格的”，而且它“装作无事发生的做法极其可恨”。

高晋的下一封文书使事情变得更糟。他现在不得不承认的这些谣言，可以一直追溯到春天，但已经被证明无法核实。现在弘历知道，高晋派出了他的手下去追捕找不到的术士明远，但不仅没有找到他本人，甚至连据称他在海州藏身的三教庙都找不到。这一次，北京方面的反应简单得可怕，弘历说，高晋的整个衙门“非常可鄙”。

此时，皇帝要求要看迄今为止所有审讯的完整记录，他第一次知道有许多叫魂相关的嫌疑人在接受审问和轻微惩罚后就被释放。他觉得地方官员“过于宽容”，这样做“滋生了叛徒”。最好的办法是重新逮捕和审讯至今所有的嫌疑人以获得更多信息。此外，其他正打算释放的嫌疑人，在名字或描述不匹配的情况下“无需拘于细节”。

这命令来自于一个愤怒、焦虑的人，弘历的部下很快就采取了行动。不幸的是，增加审讯和施以更严重的酷刑只会让证据更加错综复杂，并增添了新的供词。痛苦的疑犯被迫承认那些正在被搜捕的术士是找不到的，因为他们在到处游走；明远据说正向着北京行进 。他们提供了新的术士名字，当局到八月已经追查到所谓术士基地之一的“黑龙寺”，这一名字就令人感到不祥。但官方没有再逮捕新的嫌犯。更糟糕的是，首都的第一个麻烦正在靠近：几个本地居民声称自己被迷昏，一位妇女说她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浪漫的渴望所控制。大多数涉案证人声称自己失去了部分甚至全部辫子。关于方术的流言正在北京逐渐显现。

弘历为了躲避夏季的炎热正在承德避暑，他继续监视和指导着事件的发展。像往常一样，他的重点是根除谋反的哪怕一丝迹象。叫魂事件引发的结果之一就是，调查发现了千禧年信徒“无为教”的死灰复燃。这个佛教团体声称自己拥有明代的“逆词”。无为教的头目被凌迟至死，许多信徒被斩首。虽然该教派是否真的对满清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仍值得商榷，但可以证明的是，如果弘历更多关注他自己的历史而不是谋反事件本身，他可能会取得更大进展——事实上，1768年的恐慌已不是帝国第一次受到剪辫事件的困扰。

我们知道的剪辫恐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77年，那还是混乱的南北朝时期。还有一次发生在公元517年，在后一起案件中，灵太后下令“在千秋门外由领军刘腾鞭打”剪他人头发而有罪的人，试图以此方法平息事态。

编年史认为这两起动乱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叛乱分子，而是“狐狸精”——一种至今仍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恶毒生物。对由术士操控、会飞的纸人的恐惧，同样可以至少追溯到1577年，而在弘历之后，中国还爆发了数次剪辫恐慌，分别发生在1810年、1812年、1821年、1844年和1876年（据说一位巫师住在偏远的九龙山上，正计划发动7万名纸人为白莲教服务。白莲教也是一个相信千禧年说的教派，自1330年以来一直在挑起事端），然后是在1886年的厦门。直到1910年，类似事件才再度出现，当时距帝国最终崩溃仅有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