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原里的守望者

主要故事：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贫穷家庭的老人的衰老和精神斗争的故事记录，家风、家教成长录

1，改革的春风来，豫东的春天来了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从还是南方的一个小渔村的建设开始。谁都无法想象，接下来诸多默默无闻的小村落，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

冬去春回，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在中原大地上，有无数个村落。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位于豫东的这座小村落，似乎刚刚被这场春风轻轻敲醒，羞涩里带着一点张扬的狂野。这里的一切，都在变与不变中，蠢蠢欲动着。

朝阳、黄昏，事事如故。有人归去，无风无雨也无晴；若人归来，风雨晴日欲来，满村落。他们是一个院落里的两人，却也是中原里的每一个人。

三间砖瓦房，一间厨房，外加一个面积还算过得去的小院子。祖母家的公鸡又打鸣了，知了声也有的没的，叫起来。

“又天明了。”祖父习惯了没起床就说每天的第一句话。

祖父总是不喜欢天亮的。在他眼里，每一次公鸡打鸣，便意味着距离死亡又近了一步。

祖父与祖母很早便分床睡了。上了年纪的人，总是需要一张更大的床才能装得下脸上的皱纹和趋于萎缩的身体。祖父睡在堂屋的西边，祖母睡在堂屋的东边。他们的家，在我们家的后面。

祖父醒了，祖母也该下床了。祖母比祖父腿脚利索，出于比他年轻的缘故。祖父总是拿祖母取笑：“长得比我年轻，老了就方便你折磨我。”此时的我，正值童年，与祖母一张床共睡。

孙子睡在祖母的身边，已经见怪不怪。别人家是因为没有人，我们家是因为床不够分。贫穷不仅限制人的想象力，也要对孩子跟着谁睡，多管闲事。

祖母下床的速度胜过平时的我。她帮我掖好蚊帐，披上外衣，去了西屋。纵使很短的距离，也不忘唉声叹气地冲着她的老伴儿说声“死老头子，真会折腾人”。然后自己咯咯地笑。

祖母最爱笑，不止在过去，今天也没改。问她在笑什么，直到今天，也从未回答过一个像样的答案。

她问他，想干嘛。

他答，起来去个茅房，然后骑车去外面转一圈。

她不答应。

那时的祖父，除了有他的妻子，还有一辆红色的脚蹬三轮车是他的宝贝，也是他的代步工具。他年轻时的代步工具是一辆自行车。这时的祖父还是个勉强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老头里的中年人。

祖母脾性是好的，总是习惯地“宠”着他，也宠着所有与她有关的人。不知真相的人说是一种软弱，只有明白真相的人才说是“宽宏大量”。

祖母回到自己的床上接着睡，祖父却起了。此时的天已经大亮。拄着拐杖、拿着扇子，爷爷“笨笨”地从西屋走到东屋，用拐杖轻轻敲了敲躺在床上熟睡的祖母。他见她醒了，便说自己饿了，让她起来去做饭。

她气呼呼地起了床，他悠哉游哉地又拿着扇子，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眯上了眼。她让他帮忙添柴火，他装作没听见。

上桌吃饭，她拒绝喊他，他也故意不去。而我在饭桌上，盯着旁边的祖母和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故作拒绝吃饭的祖父。我以为发生了天大的事。他们各自地做着除吃饭以外，各自的事情。她在为他盛饭，他在等她同意让他上桌。

她总是犟不过他，他也总是摆一摆年轻时，那种男人的架子，然后“乖乖”地吃完她为他盛的饭，夹得菜。他们之间的感情，总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严歌苓在书写的《陆犯焉识》里表达，什么是夫妻呢，在夜深人静时彼此还能够说说话的，就是夫妻了。

时年，祖母是一个即将七旬、腿脚利索的年轻老婆婆。

后来，与祖母聊天时问她，为什么祖父总是那么爱吃、不干活。她说，祖父年轻时是出了名的“偷闲”的人，总是穿的板正，四处走。她为了获得大队里的积分，日日不舍闲，他岁数大，让着他，不跟他一个样儿。

这时的爷爷，已经不在。

英国作家巴恩斯于《时间的噪音》中说，命运，这是一个大词，意味着某些事你无能为力。当生活告诉你，“就这样”，你只好点头，称之为命运。

无论如何你都无法阻止一个人，在你眼前老去。你唯一能做的，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变老，并尊重他衰老的事实，也尊重他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的伟岸与高大。

2，命运无望，“枯枝败叶”也会绿

童年之所以值得回忆，只是因为童年里有的一切，二十年后，已经面目全非。

院子里的枯枝干经过一个又一个冬天的悲情守望，终于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发了芽。那是生命自然生长的结果。低头专注于压井的祖母听到我说话，便停下来，走向我。我站在树干的旁边，她站在我旁边。

祖母盯着刚刚发芽的枝干发呆的表情是迷人的。上了年纪的人对待什么事情都是温柔的、感情细腻的，包括对一棵几乎没有生存希望却又偏偏发了芽的枯树。我说让它死了算了。便上了手，去揪一棵树上，唯一的树芽。祖母明显不高兴了，将身体挺的直直的，一把手将我的手拽回来。

她半开玩笑地说：“别不懂事儿，跟我小时候一个样儿。”她没有将我跟父亲的小时候比较。我与祖母长着同样的鼻梁，有着同样的脾性。不同的是，祖母的美，始终让我望尘莫及。

祖母的青春年华是振奋人心的，也是悲情的美。抗日战争时期，祖母一家便过上了四处逃难的日子。祖母讲故事的时间又开始了。打了半桶的水在水井旁呆着，祖母已经在院子里的板凳上坐好，看着坐在她对面的我了。

儿时，祖母走去哪里，我便跟去哪里。有她在的地方，就是安全感。

她讲的抗战背景与所有人知道的都一个模样。然而，她每一次讲述都是对她童年的一次回望和对属于她的历史的感怀。历史在人的感念与尊重里，变得魁梧和伟大。

她的严肃又在故事里重塑了。

她说，因为自己是小闺女，所以要将灶台里的烟灰抹在自己脸上，以防让日本人看到，被抓了去；她的家人将她藏在麦秸秆堆里，并且告诉她，如果没有他们来“取”她，任何时候，任何人来，都不要走出去。那时，以为电视里出现的如此画面是被人重新勾勒的，直到祖母悲情地将这“故事”慢慢地讲完。此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抵得上家父、兄长的呼唤声值得信任。

祖母说，祖父是最怕死的，可是上了年纪的人又有谁不怕死呢？越是接近死亡，越成了生命的“胆小鬼”。祖母是个感性的人，而这种生命本体的特质，又偏偏具有遗传特性。所以，我们便都是如此了。

纵使初春，还是天寒的，祖父也不忘骑车出去走一圈。回来时，祖母的故事已经结尾。祖母看到祖父回来，便知，做饭与吃饭的时间又到了。在祖母的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是不能不做的：田地劳作，做饭给祖父吃。感情要看老，祖母与祖父一生的感情便是在此了。

祖父见厨房上的烟囱没有动静，便开始督促了。没等他将话说完，我便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一棵枯树的发芽“事件”。当一样事物失落到即将让人忘记它的存在，转而又见重生的希望，便像心心念念的礼物终于等来，拿到手的那刻，没有其他的，只有没有准备的欢喜——所谓的炽热的生命竟如此触手可及。

我常常向祖母说，祖父最是个“无所谓”的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住进他心里。令我惊讶的是，祖母拒绝了我对祖父的人格的定义。在嫌弃里彼此相守，已经成了他们的相处之道。

关于做饭的事，祖父不再催促，也并没有理会我说的发芽“事件”，他坐在自己的躺椅上。院子里，三人成组。我望着头上炽热的太阳，祖母望着眯上眼睛的我的祖父。然而，祖母终主动起身了：“给死老头子做饭去，不顺心就‘叫唤’。”

我只是望着祖母将直挺的身体搬进厨房。这世上有一种感情，总是奇怪的很，吵不散的感情始终属于物质困乏的过去。过去的童年是悲情的，纵使人老珠黄，吵闹的情感，也是美的、粘着的。

似乎，不是今日向往的自由塑造了美好的终老相守，是传统成就了它。在中原大地的一隅，有一对老人，终生未曾出走过，亦即将度过他们伟大的一生。

不知过了多久，院子里那棵发了芽的枯树终还是枝繁叶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