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 疫期读书：功利主义教育批判

关注

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将亿万人卷入灾难之中，人类与病毒的这场深不可测的战争，被视为是划分两个世代的分水岭。

大难当头，危机时刻，亟待作为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然而人类共同体文明的纽带并不牢固，将国家和政治的考量置于生命之上，以邻为壑的勾心斗角和政客伎俩，使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演化为一场巨大的全球合作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透过这一困境，更深层地，也可以视为是一场教育危机，是失衡的教育发展观、教育价值观的直接后果。曾几何时，人力资本理论风风光光，教育产业化潮流浩浩荡荡，教育被视为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科技竞争以及个人谋利的利器，而模糊了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诸多重大问题的关注，人类赖以凝聚和互助的道德基础则逐渐虚空。

国际组织、知识分子一直高度警惕和关注教育功利化的演变，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干预。当代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写于2010年的著作《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成为批判“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的砥柱之作，被翻译为20种语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吹响了变革的号角。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逆转潮流》

我几年前就隐约感到教育风向的某种转变，具体是2016年1月，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改革招生政策的研究报告《逆转潮流》。

2014 年哈佛教育学院举行了关于大学申请流程的探讨会，意识到大学申请的要求会严重影响年轻人的行为，关注如何有效地测试并鼓励学生对智力和道德的培养，以及更加公平的评估学生在不同文化，社会阶级和种族差异中的优势。推动这次会议的是哈佛教育学院的一个研究项目MCC：“让关爱更普及” 。

MCC项目通过对10000名美国初高中生的调查，形成《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的研究报告。调查发现无论是什么肤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都将个人成功和幸福置于对他人的关心之上。80%的学生认为成功和开心是最最重要的，只有20%的学生认为关爱他人是最重要的。75%的学生同意这个提问：“我取得很好的分数，比我照顾、关爱其他人，更会令父母为我感到骄傲”。30%的学生因“弱肉强食”的校园文化而被霸凌，超过50%的七至十二年级的女生表示她们在2010-2011学年被性骚扰过，超过50%的高中生承认自己作弊过。57%的高中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成功的人会不择手段去赢，即便是作弊。”这一现实显然比我们感到的更为严重，而且不仅是道德状况。

密歇根大学的副校长说： “为获取成就而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对我们的青年是不健康的。在为人生目标努力的同时，年轻人正在因为抑郁、焦虑和药物滥用而痛苦。”

在哈佛教育学院就读的中国女生孙梦感同身受，她写道：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我们很难不谈竞争，不谈成功。然而与此同时，带给孩子的就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生存状态，霸凌就是这种信息的衍生物。”

《逆转潮流》改革招生录取标准的建议，是强调学生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希望减少青少年花长时间准备SAT和ACT考试的压力，不再让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同时鼓励他们将重点放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学术项目和社区事件上，更多地关心和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避免用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装点简历。报告给出了三个目标，并针对每一个目标给出了具体建议。

目标一：倡导更有意义的奉献、社区服务，以及关乎公众福祉的社会活动。

目标二：合理评估学生在道德层面的活动参与度，并将学生的文化、家庭背景考虑进去。

目标三：重新定义成就，以消除经济条件差异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并减少因过高的成就目标而导致的压力。

耶鲁、MIT、UVA、哥伦比亚大学等一批常春藤大学和著名高中积极支持降低标准化考试的比重、提高课外活动的比重、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等改革建议。但也有评论认为，其实《逆转潮流》并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它所主张的就是重视品德的录取标准，偏好那些为其社区做出贡献的青年，一些大学已经这么做，芝加哥大学等甚至取消了对SAT、ACT成绩的强制性要求。可能是哈佛大学的影响力太大了，《逆转潮流》似乎真的成为教育改变的信号和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

真正具有重要性的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这是UNESCO成立70年来发表的第3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报告。1972年发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学为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提出了教育的四个支柱 “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如今已深入人心，中小学教师耳熟能详。

此次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纲领》和《反思教育》，针对人类文明的危机，强调教育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全人类共同利益，从而超越了国家或个体的思考层面，站在全球和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制高点，提出了全新的教育价值定位。

开宗明义，UNESCO认为“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可见，这篇报告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明确地批判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它说“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众多国际发展讨论体现出的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获取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是在多样化世界中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认识到这一点，便可以反驳当前的主流言论。这样的认识增强了教育在培养能力方面的作用，让人民能够过上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发展观所描绘的有意义和与尊严的生活。”

报告挑战主流的人力资本理论，有振聋发聩之效。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发现了人力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价值，认识到教育是一种具有巨大经济回报的投资而非消费，从而树立了人力资源管理和教育投资的概念，它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增长和教育竞争，功不可没。但它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当教育被纳入为经济增长服务的轨道，被视为是有利可图的巨大产业时，政府和个人追求的都是教育的效用和回报，教育更为本质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就在经济主义的视域中逐渐消失了。时至今日，以这一理论奠基的教育经济学已经成为教育学科中体量巨大、发展最为强劲的学科之一，而关注人和教育的非功利价值的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等学科则逐渐萎缩和被边缘化。

这背后是经济学古典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即强调效率和“效用”，将社会发展和幸福的评价主要建立在社会财富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评价。

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是这一价值观的尖锐批评者。他认为GDP评价的弊病，一是重结果而不关心过程，将社会公平正义、环境保护、人权、就业、健康等更为重要的问题被遮蔽了。二是重增长而忽视分配。“人均GDP”的概念，假设增长的财富是按人均分配的，这极大地模糊了人们对分配正义的敏感。阿马蒂亚.森提出由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组成的人文发展指数取代GDP评价，已经成为国际组织使用的更为重要的评价。

显而易见，追求经济增长没有错，错的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追求分数和学历也没有错，错的是以分数和学历为目的的教育，因为它模糊了对人的关注，模糊了对平等、正义、和平、悲悯、包容、合作等更为重要的价值的关注。这是一种教育的异化，是经济功利主义对文明的侵蚀。其实，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时间，教育的功能主要是非功利的，是文化传承、人格养成、道德涵养、价值观塑造等等，以培养良好公民，凝聚社会，为人生提供价值和意义。《反思教育》的呼吁，就是重新恢复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宗旨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是：“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

基于人文主义理念，研究报告提出了对学习的新认知。批评我们过于关注教育结果即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学习的过程，忽视了“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提出“可以将知识广泛地理解为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理解、技能、价值观和态度”。这一新的认知是学习不仅是信息和知识的传递，要更加重视态度、技能、价值观的培养，通过教育来传播、树立新的价值观，“让教育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教育并不会自动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关键是要培养变革的态度，是在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基础上，培养“批判性思维、独立判断、解决问题，以及信息和媒介素养。”

这需要采取整体的教育和学习方法，“克服认知、情感和伦理等方面的传统二元论”，即只重视智力因素的教育。“超越传统的学术学习”的路径之一，是鼓励人们采取对话方式进行学习。“人文主义方法让教育辩论超越了经济发展中的功利主义作用，着重关注包容性和不会产生排斥及边缘化的教育。”同时，要采用开放和灵活的全方位的终身学习方式。而且，报告主张“必须摒弃异化个人和将个人作为商品的学习体系，弃绝分裂民众和使之丧失人性的社会做法。”

努斯鲍姆的《功利教育批判》

当代著名哲学家努斯鲍姆是持续地批判功利主义教育、为人文教育辩护的公共知识分子。她获颁世界上37所大学的荣誉学位，两次入选“世界百名杰出知识分子”榜单。

努斯鲍姆当代哲学家

努斯鲍姆对“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教育”的批判，是将它视为“为民主的教育”的对立物。她警告我们当心这种“无声的危机”：各国都在渴望国家赢利而缩减艺术和人文学科，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性质正在受到侵袭。“各个国家希望培养能够用来赢利的有用且高度实用的技能来追求短期效益，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我们称为人文的特征——想象的、创造的特征，严谨的批判性思维的特征——正在节节败退。”

我们在大量培养“受过技术训练，却不懂得怎样批判权威”以及“有用的、却毫无想象力的赚钱者。”政治家中充斥着“我们需要更多的电焊工，而不是哲学家”的声音。她认为导致国家成功的公民素质的根基是人文学科和艺术，教育应当培养具有批判力、想象力和同情心的民主公民，如果我们忽视它们，就会咎由自取。

努斯鲍姆分析了“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是强调经济增长和群体价值。那些课本在陈述现实问题时，强调经济增长高于一切，而分配公平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课本告诉学生，重要的是中等人的状况、平均值，而不是例如最贫困者的状况。课本鼓励学生将自己看作享有各种权利的个人：国家发展的好，你也一定是过得好，哪怕你极度贫困，失去了许多权利。这是作为学生参加强制性国家考试时必须记住和反刍的事实。另外，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只看重集体，而民主却建立在对每个人的尊重上。“正如泰戈尔所言，攻击性的民族主义需要抹杀道德良心，因此它需要人们不承认作为个体的人，只言群体所言。”

二是抵制批判性思维，尤其是批判性的历史教育。在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里，批判性思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印度为例，其教育以培养技术精湛、顺从听话、习惯于集体思考的学生闻名。努斯鲍姆写到，历史本应是最基本的教学内容。但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却不肯教授重点描述阶级、种姓或种族、宗教成员的不公的历史，因为这会激发对现实的思考。他们也不肯认真思考民族主义的高涨、民族主义观念造成的危害，不肯思考一个问题：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影响下，道德空想如何常常变得麻木。

三是反对人文和艺术教育。他们一致反对将人文学科和艺术作为基础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文学和艺术似乎不能为个人或国家带来经济上的进步。有的人忽视甚至害怕艺术，“因为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同情之心正是冷漠之敌。”然而， “大量实验证明，音乐与艺术能培养社会共同体，培养卓越，培养一种广义的公民身份感。”

“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是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同构的。如同我们在中国所熟悉的说法，先把蛋糕做大，其它的问题自然水到渠成。努斯鲍姆称之为社会发展的“旧模式”。

其典型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它曾经达到了最高的经济增长指标，却无视惊人的不平等、分配不公和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忽略了医疗和教育的不足。在这一旧模式中，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民主的产生，也不意味着医疗、教育和社会福祉的增加。因为如同阿玛蒂亚森分析的，财富的增长和增长的财富是如何分配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如果不是把公平、正义视为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目标，社会的公平和自由并不会自动到来。

同样重要的是， “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抹杀了教育中人的目标。杜威说“设计良好的机器人比任何人更能干，而教育的主要作用，即获得意义丰富的人生，却被弃诸一旁。” 泰戈尔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有道德的人，完整的人，越来越几乎不知不觉地做出了让步，让位于……商业的人，即目标狭隘者。”“使人的道德天平失去了平衡，将灵魂遮没在了没有灵魂的组织的阴影下。”美好社会不仅是一种制度和体制，而且是由心智健全、自由、独立的个体构成的。努斯鲍姆说教育不仅是培养公民素质，不仅是培养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员，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人。”可见，“有意义的个人”是对人的培养更为重要的目标。

努斯鲍姆揭示了民主教育岌岌可危的严峻现实，发出改革世界教育的呼吁，强烈呼吁恢复人文学科在教育中应有的地位，主张大中小学生都应着重培养三种能力：批判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同情心。她以一种战士的姿态，称对人文学科遭受各种攻击并不感到意外，因为“造就负责任的民主制度和警醒的公民的战斗总是困难重重，充满波折。这场战斗既很迫切，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阅读此书，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虽然作者尖锐地批判教育功利主义，却明确指出美国从未有过这样的教育模式。

“美国的教育传统还有一个方面，它一直坚决拒绝融入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格外重视让儿童积极参与询问和提问活动。这种学习方式，源自悠久的西方哲学传统，从18世纪的卢梭、20世纪初的杜威，以及德国的福禄贝尔、瑞士的裴斯泰洛齐、美国的奥尔科特、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等。”“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美国有大学的文科教育模式。大学和学院教育的这个模式影响了中等教育。任何人都不会被过早地引入非人文学科的潮流。” “无论是纯科学的学科还是纯职业的学科，有意学习文科的儿童也不会过早地失去对一切科学的接触。对文科的重视，也不是社会精英或上层阶级的特权。从很早的时代起，美国一些重要的教育家就把文科教育与培养有知识的、独立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结合在了一起。”

这特别有助于澄清我们对美国教育雾里看花形成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例如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美国的文科教育模式、批判性思维等等是仅针对精英阶层子女的，以培养未来的统治者；中产阶级子女接受的是唱歌跳舞的素质教育，底层子女接受的则是严格训练的“应试教育”。留美华裔学者万维钢流布极广的网文，鼓吹的就是这种谬见，暴露的恰是自身文科训练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