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谈苏联解体

生于1917年11月7日，死于1991年12月26日。

这是苏联的命运。

101年前的今天，“十月革命”宣告苏联诞生。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而在1991年12月25日，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电视演说，苏联这个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宣告解体。

1991年12月25日

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是无论如何也总结不完的。而作为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悲剧性人物，戈尔巴乔夫曾出版回忆录《真相与自由》。该书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方便面君今天截取其中三个片段。

A、1991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最后一次电视演说全文。

B、书中《最后的一幕》章节，写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的遭遇。

最后的一幕

C、该书的“结束语”，是戈尔巴乔夫谈自己的教训。

结束语

一、

告苏联公民书

亲爱的同胞们：

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我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的。

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各共和国拥有主权。但同时又主张维护联盟国家和国家的完整性。

事情已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主张国家肢解、国家分离的路线占了上风，这是我无法同意的。

即使在阿拉木图会晤和会晤通过决定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始终未变。

此外，我确信如此重要的决定本应在人民表达意志的基础上作出。

尽管如此，我将竭尽所能，以使所签署的协议导致社会的实际和谐、减轻摆脱危机和改革过程的困难。

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说，我认为有必要说出自己对1985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的评价。更何况这方面有不少无法自圆其说的、肤浅的、不客观的见解。

命运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是我当上国家元首之时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我们什么都多：土地、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得多，愈来愈落在他们的后面。

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军备竞赛的重负，已经精疲力尽。

所有局部的改革（已为数不少）均先后以失败告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

正因如此，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有仅仅为了利用职务在数年的时间里'称王称霸'。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和不道德的。

我明白，开始一场如此规模的改革而且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那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冒着风险的事情。然而我却至今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确信不疑。

国家复兴和国际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一切预料。不过业已完成的事情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

——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我们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因此也尚未学会利用自由。尽管如此，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

——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

——开始走向多种成分经济，确立了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内农民阶级得到复兴，出现了私人农场，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交给农村居民、市民使用。生产者的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家活动、股份制、私有化方兴未艾。

——在将经济转向市场时，必须记住这是为了人。当此困难时期一切均应从人的社会保障出发，这特别与老人和儿童有关。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

——已经结束'冷战'，曾对我国经济、社会意识和道德起破坏作用的军备竞赛和国家极度军国主义化已经停止。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解除。

我想在此再次强调，我在过渡时期将竭尽全力，继续对核武器进行可靠的监督。

——我们已经对世界开放，不再干涉别国事务，并放弃在国外使用武力。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信任、团结一致和尊重。

——我们已成为按照和平、民主原则重建现代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

——各国各族人民均已获得选择其自决道路的实际自由。对多民族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已接近于签署一项新的联盟条约。

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都是在尖锐的斗争中进行的，都曾遇到旧的、过时的、反动的势力日益严重的反抗，这里既有过去的党和国家机构和经济结构，也有我们的习惯、思想偏见、平均主义和坐享其成的心理。这些变化遇到了我们的偏执、政治文化水平低下、对变革的恐惧心理。因此我们才损失了许多时间。旧体制瓦解之时，新体制尚未开始运作。于是社会的危机更加深重。

我知道对目前严重局势的不满情绪，知道对各级行政当局和对我本人活动的尖锐批评。不过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又拥有如此遗产的国家里，根本性变革不可能在毫无痛苦、毫无困难和动荡的情况下进行。

“八月政变”使总危机达到顶点。这次危机中最致命的是国家的解体。今天我所担心的是我国的人们失去伟大国家的国籍——对每个人说来后果都将十分严重。

我认为保住近年来的民主成果至关重要。那都是通过我们的整个历史、我们的痛苦经验获得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抛弃。否则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将化为泡影。这一切我都是直抒胸臆，如实道来。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今天，我想向所有支持革新政策、参与实施民主改革的公民表示谢意。

我要感谢国外那些懂得我们的意图并予以支持、协助我们并与我们真诚合作的国务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数以千百万计的人们。

我离开自己的岗位时忧心忡忡。不过同时也抱有希望，我相信你们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我们是伟大文明的继承人，如今伟大文明能否振兴，我们能否过上现代化的名副其实的新生活，完全取决于大家，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衷心感谢那些近年来与我一起坚持正义而美好的事业的人们。也许某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许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果实，我国各族人民迟早会生活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里。

祝大家万事如意。

二、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作出了决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咨询材料）。此时此刻，如烟往事，浮上心头。新事旧事，已恍如隔世，不堪回首。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桩桩件件，为国为民，无不感同身受，使我思前想后，感慨万千。

我沉浸在痛苦的思考之中。一次次地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尚处于1985年3～4月刚刚踏上的道路的初始阶段。让人们随便去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终结吧，最主要的东西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结论和教训，急需的是现在，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于是，新年伊始，我便全身心地投人了关于未来工作的思考——准确、客观地并重新思考我置身其中的、为民主改革的极其严重斗争。

可是1992年一开始，生活已经开始变了走向，使人们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很大的不安和担心。灾难接踵而至。经济打击连连不断，俄罗斯人民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政权被一群不负责任、不够资格、刚愎自用和冷酷无情的人所掌握。事情越来越明显，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组合，一种新的政策。陷入严重困境的不光是俄罗斯，还有前苏联其他各共和国。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十二月大转变的结果，它是俄罗斯和联盟历史上的黑暗的一页。但这当然不是最后的一页。生活在继续，人民一旦”掌握了”获取的自由，一定会找到新的联合道路的，一定会找到革新自己生活的道路的。我相信并期望着这一天。

三、

在结束语里说些什么呢？简单谈谈我生活的教训吧。

首先谈精神方面的教训。

如果讲我对家庭的态度，我是无可指责的。为了她能够强健的生活，我从来都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而且我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受到亲人们的一贯支持。我从自己生活中悟出来的另一个精神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百倍地得到报偿。读者可能会反驳说，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话说得很对。我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过欺世盗名、忘恩负义、阴险狡诈之徒。可惜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特别是处在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历史大转折时刻。对于那些我当总统时就已经离开我的人——更何况那些宁愿和戈尔巴乔夫“个人”保持距离的人了——我不会把他们归入这个范畴，也不会“笼统地”加以谴责。他们当中有些人经不住一时紧张和责任的考验，害怕被卷人斗争的漩涡，急着为自己选择个比较牢靠的落脚点。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只能被称作叛徒，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我所说的背叛，并不是指对我个人态度而言的。说到底，我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和我共事的人加入我个人的圈子，对我个人忠心不二。我指的是对我们奉为目标的事业的背叛。没有比朝三暮四、叛变投敌更可恶的了。

四、

但是，回到我最初的想法，我想说，在我人生道路不同阶段和我共过事的许多人，他们同情过我的初衷，和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鼎力相助。在我们当初“瞄准”改革开始干的时候是这样。在改革的各个后续阶段也是这样。现在，当我就要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从俄罗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世界不同国家和地球的各个角落给我来的信件源源不断，它们坚信，1985年开始的改革，经过了艰难的考验，必将给我的祖国和全世界带来所期望的硕果。

现在谈谈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政治教训。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治的奥妙，当时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但是，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智慧来生活。这首先是因为生活条件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技术、生产和生活条件、经济和社会结构，几乎每10年就会变得面目一新，核灾难和生态灾难变成了现实的威胁。

由此可见，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除了因改革、民主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而引发出来的是全新的外，毕竟我的主要教训仍然是旧有的，它像世界一样古老。那就是——必须掌握好分寸。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就是这样教导的。它是柏拉图让写在自己学院殿堂正门口的一句箴言。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实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们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外一些人则不惜一切手段来抓取权力。

这个例子再次暴露出人类最有害的贪欲之——-权力欲——的全部悲剧性后果。他们把热切希望保留联盟国家的本民族的利益变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

但这是新的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创作主题。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应该再次强调，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领导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1991年12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

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遗憾的是，由于八月和十二月的阴谋造成的结果，这种可能被破坏了。从那时起，俄罗斯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稳定的轨道上了。此后一连串的动乱一直使俄罗斯不得安宁。我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由下一代政治家们来完成了。

我生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我几乎毫不怀疑：许多读者在这里会露出怀疑的微笑。的确，当周围正在流血，我们眼看着许多粗暴无礼的势力在践踏正义，而且屡屡得手，即使不是作为一种理念，只要暴力手段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仍然在使用，就很难使人相信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我国在思想理论上就认为主张非暴力的人是一些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安慰者。

如果丢掉偏见，仔细认真地看一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难相信：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情况下——只要我能够决定——我都坚决主张利用政治协商可能的缘故。而且我坚信，如果现代的政治家们迷恋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认为这种方法看上去简单易行，那么这肯定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到头来——不是和平，而是冲突越来越多。有酿成世界大火的危险。

谴责暴力，当然，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极端。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需要掌握好分寸。遗憾的是，不使用点强制性手段，现代社会就无法生活。问题的实质全在于对强制性手段要严格仔细地权衡。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使用得当，完全符合法律。对于我来说，严格遵守法律，从来都是最重要的。这不光是因为我受过法学教育。实际上，除了适时地制订法律、运用法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将社会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对其进行革新。当然，如果不算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政变、暴动和革命的话。

法律体现了人民及其所选代表们的共同的、协商一致的意志。当一个政府在法律的帮助下进行改革时，它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国民也信心十足。只要脱离这一原则，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那么偏执、专横、流血，就无法避免。

最后，我还想谈谈我在政治活动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它就是革新的思想。以前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这就严重局限了政府的视野，使它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必须要经常感受生活的脉搏，敏锐地倾听并及时作出对新的要求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对我们俄罗斯人的要求。我在世界各国多次对听众们说过，革新应该将整个现代社会都涵盖进去。用常人的眼光就能够看出，在科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和国家的结构以及国际秩序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和时代同步前进，在革新措施方面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会被全球热点问题的重负所压倒。

苏联和西方竞赛中之所以落伍，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早在60年代就懂得结构调整和高科技技术的必要性，知道必须对整个生产机构进行革新。但是现在，同样是在西方，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还必须在社会方面进行变革。青年人对自己的状况又感到了不满。自管的问题、各民族关系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而且通常用传统理论的观点——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督教民主派的——已经不能作为实际政策的有效基础了。

这就是说，必须提高我们思维的水平，创立社会发展的新的综合观念。对于营造未来而言，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革新世界之路的探索将采取自治的方式呢，还是仍然采取紧密结合、彼此互动的方式，抑或是大一统的方式？这后一种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何况眼下还没有把握说事情将来一定是这样，即利己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各自为政、自谋生路的愿望肯定要占上风。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各民族在解决自己未来的问题时越来越多地在走合作与互动的道路。对于这一点，我作为国际绿十字会主席，一定鼎力相助，予以促进。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创作基金会的根本宗旨。

可能我的读者对这部浩瀚巨著的各个部分兴趣不尽相同。但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

我还希望我的著作对一切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能够有所稗益。

对于那些坚持将关于我的生活和改革的故事读完的人——我深为感激。

戈尔巴乔夫的存在，始终令人瞩目。

苏联解体25周年之后，2016年12月22日，《俄罗斯报》发表戈尔巴乔夫的文章《25年之后，真相与教训》。《参考消息》将其翻译过来，全文如下——

25年前，我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国家终未保全下来，因政变反动分子和极端民族势力的打击而变得羸弱不堪的苏联，最终停止了自身的生命，时至今日，围绕此事仍有众多昧着良心的投机与臆测发酵。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希望了解当时的真相，弄清原因，找到答案，这不仅事关过去，也与现在和将来密不可分。

发生了什么?谁之过？（小标题）

根据宪法规定，苏联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事实上，存在于世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它一直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直至我推行改革与新思维之时，各个加盟共和国才开始要求兑现自身主权。

当时，改革和更新苏联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虽有延迟，但我们终于朝此道路前行。我深信，倘若该进程的所有参与者皆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是能够成功的：我们或将拥有强大的、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共和国，强有力的、有效运作的权力核心，为各共和国的共同利益谋福祉。

但我们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我无意推卸自身责任，但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一直在使用政治手段，试图保全苏联，直至最后一刻。

但所有人是否都尽到了责任?并非如此，不能不提当时的俄罗斯领导层，从1990年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开始，直至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2月通过别洛韦日协定，俄领导人的立场一直是非建设性的，若非如此，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分子永远不会有勇气埋葬苏联。

我的立场（小标题）

我一直相信，即便各加盟共和国在政变后纷纷通过主权和独立宣言，但我们还是有机会与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就建立联邦制的联盟国家达成一致。谈判虽然相当艰难，但草案已经拟好。

但新的打击来得猝不及防。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绝大多数代表均对别洛韦日协定投了赞成票，其中便包括共产党人，他们如今却在大谈苏联解体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嗓门比谁都大。

每个人都应当回忆反省，在那些决定命运的日子里，自己的表现如何，做了些什么，或者说无所作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玩的是双面游戏：他对着电视镜头说自己主张保全苏联。但私底下却带头分裂国家。他不吝承诺：若摆脱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负担，俄罗斯的发展一定最快。一两年后，改革百年将造就一个繁荣国家。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成为其追随者。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失掉国家，无人站出来维护苏联。

我认为，可以从中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在事关国家命运的关头，责任感欠缺、民粹主义、巧言惑众是绝对要不得的。

幻梦与现实（小标题）

那些埋葬苏联的“思维简单”者，当时并未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后果。在俄罗斯，很多人原以为仓促组建的独联体会成为一个“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日后苏联地区的“掌舵者”、发号施令者仍将是俄罗斯，其他共和国会唯莫斯科马首是瞻。

另一幻觉是俄拥有的国际地位并不会逊色于苏联。但客观而言，这根本不现实，更何况“极端”改革的失败严重削弱了国力，对俄罗斯、对世界而言，这都相当糟糕。

国际秩序的主轴被连根拔起，平等合作的机会不复存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被“冷战胜利”的喜悦所笼罩，但这也只是一场幻梦。单个国家或是单个国家集团主导全球的格局并未构筑起来。如今，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非改革导致（小标题）

苏联解体是一出大悲剧。我亲身感受到切肤之痛。但我依旧笃信：不能认为我所倡导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是一大历史谬误。

国家走上了自由和民主之路。这条道路并不轻松。较我们上路之初所料想的更为荆棘密布。但我相信，这条道路是不可逆转的。

社会战胜了恐惧。人们获得了影响国家命运的机会。他们会犯错，但不再无动于衷，他们学习如何作出决定，并对后果负责。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与失望，尽管对改革及其倡导者的批评不断，但人们不会放弃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言论、集会、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向全球开放，市场经济。

在国际事务方面也是如此。在这几年间，我们得以结束冷战，与美国、欧洲、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地区冲突得到调控。

德国和平统一、中东欧改革，从阿富汗撤军，这些同样属于改革的成果。

最终，核军备竞赛偃旗息鼓。多亏在那几年所签署的协定，如中导条约、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相互承担的销毁战术核武器义务等，令全球如今的核武数量较冷战年代减少了80%。我们有理由为此而骄傲。

今日俄美关系（小标题）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领域，源头首先是在国内。最主要的原因并非制裁(尽管其后果有所体现)，也不是油价低位运行。

为解决经济停滞、腐败、社会分裂等问题，需要民众共同努力。唯一的途径便是民主、公正的选举、公开性。所有人都应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社会各界还是国家领导层。

我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及国际时局当中，重要的是支持总统。他在向联邦会议所作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与西方实现和解、共同努力摆脱经济危机、民主发展的路线，社会希望他将路线付诸实施。

我期待国际事务能出现积极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美关系的状况，实现正常化是可能的。这既是美国，也是俄罗斯所需。需要向彼此迈出积极的一步。我认为，双方都清楚这一点。

需要在所有领域展开仔细“盘点”。我们曾经与里根政府就当时亟待讨论的主要议题，如安全与削减军备、地区问题、双边关系、人道主义问题等，组建了工作组，而后新增了讨论全球问题的组别。这不啻为良好的机制。我认为，应该借鉴当年的经验。第一步理应共同迈出。需要举行会晤、改变双边关系的氛围。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全球局势甚至较当前更为错综复杂。但我们经过共同努力，走出了僵局。当然，当时与现今并不具有完全可比性，但教训是可以汲取的：相互尊重与对话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