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邊境藩鎮將領，時任平盧、范陽和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與史思明發動的叛亂，這場曠日持久、規模浩大的內戰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爲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叛軍前期的指揮官是安祿山，後期是他的部將史思明，因此稱之爲“安史之亂”（又由於其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

關於這場規模浩大叛亂的起因，無論是其後的唐人，還是後世的史學家，其中的相當大的部分，都過分解讀了，認爲是大唐帝國內部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然而，實際上，這場叛亂的最直接根源不過是楊國忠和安祿山兩人爭寵奪權引發的，安祿山作爲失敗者，擔心小命不保，不得不舉兵反叛，這也是他在起兵之初聲稱自己接到了唐玄宗的諭旨，命令他去討伐楊國忠的根本原因。

首先，安祿山是真正得到唐玄宗喜愛和寵信的將領。

《舊唐書》：（安祿山）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爲置第宇，窮極壯麗，以金銀爲篣筐笊籬等。上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爲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坐之，捲去其簾。十載入朝，又求爲河東節度，因拜之。《舊唐書》

顯而易見，藩鎮大將，位高權重，並且年齡不小，竟然在皇帝面前賣力的表演舞蹈，取悅皇帝，自然是想獲得皇帝的歡心和寵愛。安祿山彼時年齡雖長，但是仍然比玄宗小了18歲，完全是兒子輩的，故而這番舉動並不顯得唐突，而玄宗給予的回報則是有求必應，答應了他當河東節度使的要求。此外，唐玄宗還對安祿山的兒子給予高官厚祿：大兒子安慶宗，任太僕卿；小兒子安慶緒，任鴻臚卿。並且把自己的孫女，皇太子的女兒，嫁給了安慶宗。

而在750年，安祿山在討伐契丹和奚獲勝之後，甚至得到了唐玄宗首肯可以自行鑄造錢幣這種無與倫比的榮譽，皇帝對其寵愛可見一斑。

其次，安祿山最初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位極人臣，成爲大唐的宰相。

李林甫爲相19年，大權獨攬，但是由於其精明強幹，善於操控人心，將桀驁不馴的安祿山等藩鎮收拾的服服帖帖：李林甫爲相，朝臣莫敢抗禮，祿山承恩深。入謁不甚罄折。林甫命王鉷，鉷趨拜謹甚，祿山悚息，腰漸曲。每與語，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祿山以爲神明，每見林甫，雖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溫言，中書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祿山欣荷，無所隱，呼爲十郎。駱谷奏事，先問：“十郎何言？”有好言則喜躍，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阿與，我死也！”

李林甫病逝之後，安祿山希望能夠以軍功和玄宗的喜愛，得以接替李林甫，成爲宰相，達到位極人臣的人生巔峯，而反過來，玄宗皇帝實際上不但確實有這個打算，甚至已經讓人起早任命安祿山爲宰相的詔書，不過由於楊國忠的堅決反對，詔書最終沒有發出去。要命的是，安祿山從自己的渠道得知了此事，自然是非常不滿。

最後，楊國忠之所以能掌握朝政，是因爲同樣得到了玄宗的寵信。

楊國忠的寵信，大部分源於玄宗皇帝對楊貴妃的寵愛，並非其本身能力的緣故，再加上其通過扳倒和肅清李林甫的勢力起家，自然而然敵視被視爲李林甫黨羽的安祿山。假如安祿山得以成爲宰相，在朝廷有玄宗的寵愛和相當多官員的擁護，地方上又有幾個重要藩鎮節度使軍權的支撐，楊國忠的下場必然是被逐出權力中樞，並丟掉小命，要知道，他並非楊貴妃的親兄弟，僅僅是個遠親而已。

於是乎，楊國忠充分利用自己靠近皇帝和掌握朝政的便利條件，先是逐步把安祿山在朝廷中的同黨和代言人一一清除掉，並且經常炮製一些能證明安祿山企圖謀反的證據，以此來慢慢削弱玄宗對他的信任，然後再尋找機會將其除掉。

安祿山的長子和妻子一直留在長安，故而遠在河東的安祿山始終能得到朝廷內部的消息，玄宗態度的變化不可避免的引起他的恐慌，爲了保命，不得不舉兵造反，希望能迫使玄宗處死楊國忠。

要知道，那些認爲安祿山處心積慮想要造反的論點，完全是站不住腳的，原因很簡單，以安祿山的眼光，肯定知道他根本沒有可能推翻大唐王朝並取而代之！不錯，安祿山手握近二十萬重兵、精兵，但名將哥舒翰率領的西北邊軍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不弱於他，再加上各地數量龐大的守備部隊，以及高仙芝、郭子儀等名將。此外，彼時的唐朝統治並沒有極度糜爛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民間依然是肯定和認可李唐統治的，叛亂者不可能指望反旗一起，應者雲集。

綜上所述，“安史之亂”，就是安祿山和楊國忠爭寵奪權引發的叛亂，並沒有特別深刻的社會根源，那些相關的論斷和現象，不過是叛亂擴大後引起的連鎖反應而已，是“果”不是“因”。以此爲據，自然是因果倒置，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