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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靖康之难而被立为大楚皇帝的张邦昌，在蒙古人所编修的《宋史》中被列入叛臣。先来看看《宋史叛臣传》中的人物：

张邦昌，大楚皇帝；

刘豫，大齐皇帝；

苗傅，作为赵构的护卫禁军统领，反叛赵构，逼迫赵构禅位；

杜充，被完颜宗弼诱惑以立帝而投降金国，但后因为不被完颜宗翰看重而梦碎，被刘豫即位；

吴曦，吴璘的孙子，在韩侂胄北伐时，投降金国，接受金国所册封的蜀王称号；

李全，原本是金国红袄军首领，1218年接受南宋招安，被称呼为忠义军，1226年蒙古军攻打李全时南宋不出兵救援，李全投降蒙古，1230年李全率兵攻打南宋扬州。

刘豫、杜充、吴曦、李全等都是主动自愿投降，和张邦昌被逼即位的情况完全不同。苗傅等因为内斗而逼迫赵构禅位，就更属大胆妄为。

也就是说，张邦昌，在《宋史逆臣传》中是唯一一个以大局为重而不得不做出反叛行为的人。这和刘豫、杜充、吴曦等人的主动行为完全不同。

《宋史 张邦昌列传》：

“明年春，吴幵、莫俦自金营持文书来，令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留守孙傅等不奉命，表请立赵氏。金人怒，复遣幵、俦促之，劫傅等召百官杂议。众莫敢出声，相视久之，计无所出，乃曰："今日当勉强应命，举在军前者一人。"适尚书员外郎宋齐愈至自外，众问金人意所主，齐愈书"张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议，以邦昌治国事。孙傅、张叔夜不署状，金人执之置军中。

　　王时雍时为留守，再集百官诣秘书省，至即闭省门，以兵环之，俾范琼谕众以立邦昌，众意唯唯。有太学生难之，琼恐沮众，厉声折之，遣归学舍。时雍先署状，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桧不书，抗言请立赵氏宗室，且言邦昌当上皇时，专事宴游，党附权奸，蠹国乱政，社稷倾危实由邦昌。金人怒，执桧。幵、俦持状赴军前。

　　邦昌入居尚书省，金人趣劝进，邦昌始欲引决，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涂炭一城耶？"适金人奉册宝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伪位，僣号大楚，拟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设位御床西受贺，遣閤门传令勿拜，时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东面拱立。”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

1、张邦昌是被北宋一众大臣推举出来，并非主动；

2、即便是被推举出来，张邦昌还是不想即位、意图自杀，但被人以金军屠城汴梁为威胁而不得不即位。如果张邦昌不即位，金军很有可能屠城汴梁，彻底摧毁北宋的政治力量，北宋疆域内将会陷入割据和内战。

3、即便即位，张邦昌还是非常谨慎“传令勿拜，时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东面拱立”。

《大金国志》、《续资治通鉴》和《宋史》的记录都差不多。现摘录如下：

《大金国志卷五》：

 “邦昌僭位之日，风霾，日色薄而有晕，百官皆惨怛，邦昌亦变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称圣旨。与执政侍从坐议，必自称名。遇金人至，则遽易服。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邦昌谨封」。易诏曰手书。”

《续资治通鉴卷九七》:

“丁酉，金人奉册宝立张邦昌，百官会于尚书省。邦昌泣，即上马，至西府门，佯为惽愦欲仆，立马，少苏，复号恸，导至宣德门西阙下，入幕次，复恸。金人持御衣红伞来，设于次处。邦昌出次外，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国拜舞，跪受册，略曰：“咨尔张邦昌，宜即皇帝位，国号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红伞还次讫，金人揖，上马出门，百官引导如仪。邦昌步入自宣德门，由大庆殿至文德殿前，进辇，却勿御，步升殿于御床西侧，别置一椅，坐受军员等贺讫，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门传云：“本为生灵，非敢窃位。”传令勿拜。王时雍等恳奏，传云：“如不蒙听从，即当归避。”时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东面拱立。”

閤门宣赞舍人吴革，耻屈节异姓，率内亲事官数百人，皆先杀其妻孥，焚所居，举义兵东门外。范琼诈与合谋，令悉弃兵仗，乃从后袭之，杀百馀人，执革，胁以从逆。革骂不绝口，引颈受刃，颜色不变，并其子杀之；又擒斩十馀人。

　　是日，风霾，日晕无光，百官惨沮，邦昌亦变色，惟时雍及吴幵、莫俦、范琼等，欣然以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权字。大抵往来议事者，幵、俦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时雍、秉哲也；胁惧都人者，范琼也；遂皆擢用。

邦昌见百官称予，手诏曰手书。虽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号。权佥书枢密院事吕好问所行文书，独称靖康二年。百官犹未以帝礼事邦昌，唯时雍每言事，称“臣启陛下”；又劝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见金使，好问争之，乃止。时雍复议肆赦，好问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将谁赦邪！”乃但赦城中，而选郎官为四方密谕使。”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都这个事实：赵构的皇帝位，是张邦昌传位给他的，而非从宋钦宗继承而来。没有张邦昌的禅位，赵构想要顺利即位，很难。

宋徽宗在北上的途中，就非常担忧赵构不能顺利即位。见曹勋的《北狩见闻录》：

“徽庙过河数日，宣谕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众。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

“徽庙又令奏上云：“恐吾宗之德未泯，士众推戴时，宜速应天顺民，保守取自家宗庙。若不协顺，记得光武未立事否？””

张邦昌在金军北撤后，接受吕好问的建议，让元佑太后垂帘听政，又南下应天府见赵构，让位给赵构：

“为今计者，当迎元祐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

在给赵构的手书中，张邦昌写到：

“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

在张邦昌上表劝进赵构即位的书中写道：

“使生灵惟顾以无归，虽沟渎自经而何益？辄学周勃安刘之计，庶几程婴存赵之心。”

在张邦昌是否退位一事上，力主拥立张邦昌的王时雍和徐秉哲反对退位，并警告张邦昌：

“夫骑虎者势不得下，所宜熟虑，他日噬脐，悔无及已。”

《宋史》用很明确的文字记录张邦昌让位给赵构：

“邦昌寻遣谢克家献大宋受命宝，复降手书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以俟复辟。”

在《续资治通鉴》中有很详细的记录：

“丁卯，谢克家以邦昌之命，赍玉玺至大元帅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宝”。耿南仲、汪伯彦等引克家捧宝跪进。”

从赵构的角度来说，赵构对张邦昌并无处死之意。

“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恸哭请死，王抚慰之。”——《宋史 张邦昌传》

“乙酉，王时雍等奉乘舆服御至南京，张邦昌继至，伏地恸哭请死，王以客礼见，且抚慰之。”——《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但被赵构任命为丞相的李纲一心要处死张邦昌，认为：

“异姓建邦四十余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诸市朝，以为乱臣贼子之戒。”

刚被赵构任命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封同安郡王的张邦昌因此被赵构贬到泰州。

表面上看，是李纲陷害张邦昌。但从首先提议推举张邦昌为敌的宋齐愈被腰斩、反对张邦昌退位的王时用被杀、采纳邓肃要求贬斥张邦昌伪命之臣的上书罢免一班众大臣等事情来看，贬黜、处死张邦昌是赵构主动进行的。

赵构处死张邦昌的罪名是：

“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赵构处死张邦昌的原因有两个：

1、金国以张邦昌皇帝被废为理由进攻南宋，这让赵构不得不杀张邦昌，从源头上让金国无话可说；

2、赵构从一个根本没有希望即位的亲王一夜间成为皇帝，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张邦昌、李纲等两个前朝有名的大臣，对于赵构来说不过是过渡性的人物。从本意来说，赵构贬去张邦昌的官位就可以，不需要杀他，让张邦昌和李纲一样，长期贬黜就可以。毕竟来说，和主动提议推荐张邦昌的宋齐愈、反对张邦昌退位的王时雍不同，张邦昌只是为了国家大局而被逼即位。

综上，张邦昌在北宋国家危难、汴京面临屠城风险的危急情况下，不得已即位称帝，为南宋保存了完整的政治理论，让南、北宋稳定过渡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张邦昌的退位，赵构很难即位建立南宋。从刘豫、杜充等人来看，当时北宋疆域内一旦陷入内战状态，各将拥兵自立的割据状态将会是历史事实。

为救汴京官民而即位、退位让渡的拥立大功，这是张邦昌对于南宋的两大功绩。如果只看张邦昌仅仅存在32天的皇帝称号，而不看张邦昌的作为和贡献，断然称呼张邦昌是奸臣、叛臣，是非常不客观的。

张邦昌和李纲从宋钦宗朝一路争斗到宋高宗朝。宋高宗赵构用他们二人的名望稳定了局势，然后一脚把他们二人踢开。本来张邦昌的命运，会是和李纲一样长期被贬。但金国以问罪南宋废张邦昌皇帝而发军攻打，赵构必须杀张邦昌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给金国站得住脚的理由。

最后，为什么蒙古人所写的《宋史》要把张邦昌列为叛臣呢？理由是：

“大义昭明，旋踵殄灭，盖天道也。扶纲常，遏乱略。”

虽然有“效辽故事，立其臣为君”、“ 悍仆狂奴，欺主衰败”、“ 先无仁心，视背君亲犹反掌耳”等语，但《宋史》编作者认为张邦昌的罪名是：不自杀以全名节而即位，哪怕是为了满城百姓不被屠杀而即位也不能原谅。

这种价值观在元末和明末非常明显。元末北方元朝各势力相互内斗而对南方的叛乱不做理会，导致朱元璋壮大一统江南而被击败。明末在内外忧患的情况下，明明内招抚、外盟和对明朝是最大的利益，但议和的袁崇焕被崇祯砍头后，就无人再提议和。北方的大臣都意图在李自成的新朝立谋立和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南方的大臣隔岸观火、不与救援。明朝的生死存亡，在大臣们的眼中并不重要——改朝换代又如何呢？不损害我的利益即可。

因此，改变对张邦昌的评价，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改变从元朝及之后个人名节重于国家利益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