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很久以来的组织原则，都是基于血缘基础上的，比如在中国，自商周制度变革之后，诞生了宗法分封制度，统治者根据血缘远近进行封土建国，拱卫王室。宗法制度分配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也有征税带来的经济权，以及文化教育的权力。

自秦始皇废封建、建郡县之后，宗法制度并没有就此消失，历朝历代都有皇族，天下也依然是家天下，公主皇子也都有自己的封地，或者可以入朝做官，诸如汉代、晋代、明代，都有王族分封，甚至闹出“八王之乱”“宁王叛乱”这样的动乱。他们依然可以拥有政治权力，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即使科举制度带来了寒士贫民读书晋升的途径，但一方面书香门第有更好的家学，一方面科举中选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大量的人都做了炮灰。比如蒲松龄这样的大小说家，偏偏就写不好一篇八股文。说到底，还是出生在地主或者官僚家的孩子更有希望。

即使陌生人之间，虽然没有亲属关系，却也称兄道弟，用桃园三结义这种形式，来维持相互之间的信任 。

西方呢？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带来了全体公民身份，社会阶层的跃迁却依然依赖家庭。当然，西方很早就实现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分化，经济上的富豪，政治上的高官，以及文化上的教士，三个社会精英互不隶属，各自为政。相比来说，富豪和高官更加依赖家庭的熏陶，而教士阶层则类似于中国的读书，毕竟知识文化这个东西需要坐冷板凳的功夫。

中世纪以来，家庭的纽带就更强烈了，封建社会，贵族完全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代代相传，而广大底层则是农民、小市民以及骑士。当然，经济上依然诞生了一个比较独立的精英阶层，他们走南闯北，跨海渡洋，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但是古代没有遗产税，很可能他们的子女也是富豪。

依靠家庭、血缘的纽带来分派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这就属于古代社会，而近代社会的变革，就在于打破血缘纽带，尽可能地依靠关系、能力的竞争，来分配各类资源。商业上，诞生了私有产权下的市场经济，政治上，诞生了自由选举的民主政治，文化上，则尽可能地普及了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

经济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制和契约精神下，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得以可能，两个商人不需要亲属或者朋友的担保，如果有共同的商业理念，就可以合伙开公司。西方发达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也让富豪的产生门槛变得更低。诸如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等，家庭背景都不是特别强，却能够在技术革命中抓住机会。

富豪家庭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家庭财产的继承，则需要承担巨大的遗产税，以此来防范财富的代际传承。

小偷家族

政治上，其实是最讲究人际关系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谈判和演说，是人与人之间最频繁的互动。现代民主政治也诞生了很多政治家族，即使民主的美国，也有布什家族，肯尼迪家族等政治世家，也让我们看到美国政治不平等的一面。当然，家族垄断还是很少见，更多的是家族联姻，家族同盟，以此来规避风险。在两党的总统选举初选中，超级党代表都有更高的提名份额，但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支持自己的儿女，但是他们可以支持好朋友的儿女，也就一定程度助长了家族同盟的利益。

文化上，从历史上就是流动性最大的一个精英类别，在当代社会更是随着文化潮流的演变，很难维持书香门第，实现文化的代际相传。当然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公平和普及，以及大学入学的考试制度、评选制度。中国靠着高考，维持了教育的公平。而西方的自由投考制度以及入学评审会，也维持了很大的公平。当然，西方私立大学靠着捐款优待、校友荫蔽，助长了腐败，很多哈佛、耶鲁等常春藤高校已经越来越成为某些精英的私人传承场所。

总体来讲，现代社会是超越家庭，走向个人的，更多的依靠个人的联系来获取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当然，家庭的影响只能弱化，不可能消除，只要人类还是需要怀孕，社会还需要家庭，那么家庭对人的影响则始终是存在的。在家与国之间，只能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平衡。

当然，近代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比如家族同盟，比如家族联姻，如果一个家族无法取得竞争的胜利，那么几个大家族联系起来，造成一种垄断，也就可以更方便地实现代际传承。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香港的地产家族里，他们的子女互相联姻，肥水不流外人田，大量的底层民众只能望洋兴叹。

比如阶层固化，这种固化很大程度上不是家庭层面的，而是阶层意义上的，就是因为社会体制性的不公平，导致某些人因此获利，比如性别歧视导致男性获利，比如城乡歧视导致城里人获利，再比如国家南北差距和产业链分化，导致发达国家获利，再比如地区差异，内陆和沿海因为政策、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导致区域的失衡。这些都是系统性的原因造成的。

可以说，近代社会虽然超越了家庭，但并没有就此获得了公平。公平之路依然漫长。

参考文献：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