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螺大橋曾被喻為遠東第一大橋。（盧逸峰攝）
李雅容的思親之作，透過家族史的個人書寫呈現時代的殘影。情感濃烈的口述讓一位穿著三件式西裝、腰掛懷錶、手持英式手杖的飄撇歐吉桑躍然紙上。
如果不是在地人，恐怕沒有多少人記得現已成為觀光景點的西螺大橋，曾被譽為「遠東第一大橋」；但就算在地人也未必說得出，當年興建這座橋的重要推手──前西螺鎮長李應鏜。
不僅是因大橋碑記迥異傳統官場文化，不見地方首長名號，更因為大橋建造四方奔波至積勞成疾的李應鏜，臨終時竟囑咐後人「遠離台灣」。於是李家人的厝「像掛輪仔」，說搬就搬。一個在地方有家有業的仕紳家族，為何連根拔起遠離故土？
李應鏜出生、成長在日治時期，留學京都八年，列名一九四三年發行的《台灣人士鑑》，書中提及他的興趣是演說與閱讀。李壯年迎來國民政府，經歷二二八事件風聲鶴唳的氛圍、因遭構陷清晨被保安司令部闖入家中帶走的白色恐怖後，竟使一個喜愛演說的人自此失語，臨終前留下沉痛遺言。
文學與政治都因國民政府來台後而失語。如同作家朱宥勳曾為文指出，客籍文學家鍾肇政對台灣文壇的貢獻，不只是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邀集在日治時期成長、擁有極佳日文讀寫能力，卻在國民政府來台後語言政策下失語的作家世代們，組成切磋文學技藝的團體，相濡以沫。
《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一書鉤沉出一頁鮮為人知的地方史。作者李雅容紀念父親的思親之作，透過家族史的個人書寫，寫進了一個時代的殘影。在家人口述的濃烈情感中，一位穿著三件式西裝、腰掛懷錶、手持英式手杖的飄撇歐吉桑躍然紙上。
這樣的形象在《宮前町九十番地》也可看見，此書說的是另一位「知日」台灣人張超英的故事，與李應鏜相差一個世代。書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代，一個台灣公務員如何在外交困境下創造傳奇。如果想看另一類台灣歐吉桑，《武昌街一段七號》裡，與張超英相差一歲的簡錦錐，相較之下「平民」許多，但因緣際會經營的「明星咖啡廳」，卻是當代知名文學家匯聚之地。
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
作者：李雅容
出版：印刻，20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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