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这种局势，为确保日本利益线的安全，山县主张充实陆海军力量，同时邀请英、德等与朝鲜中立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在东洋共同利益的范围内联合行动”，并预言，大概需要二十年时间才能让朝鲜“独立”。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战略论》，山县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是对“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制定和保护。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认为，海洋国家的基本生存方式是以贸易为中心的商业活动，领土扩大并不是其生存的基本。

日本作为一个傍海而生的岛国，在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虽也大力发展海上力量来抵御外敌，推进通商贸易活动来富国安民，但在其意识深处却始终蕴藏着向大陆发展、成为世界帝国的观念，这一观念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渐趋上升为基本国策，对日本的对外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富国强兵，但这一国策不仅仅只是为了抵抗外侵、保护日本独立，对于刚刚打开国门认识世界的日本来说，在传统神国思想的影响下，它更有“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勃勃野心。

这一野心使得日本后来确立了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

明治政府想要拓展大陆，其实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思想渊源的。

日本的神国观念。

日本的神国观念起源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主要体现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对日本国家起源的描述之中。

神国观念的基本思想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国家，因而是世界万国的本源，是最优秀的，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的权威高于一切，反抗“皇统”则是逆天行事，为天威所不容。

这一观念成为后世许多思想的根本来源。

丰臣秀吉的“大日本”构想。

早在追随织田信长进行统一日本的战争之时，丰臣秀吉便对织田信长说：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全国后，他的“大日本”构想不仅要先占朝鲜、再征中国，还要入侵台湾、东南亚及印度，试图建立一个取代中国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

在这种意图的指导下，丰臣秀吉两次派兵入侵朝鲜，虽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其要将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充到亚洲大陆的构想，却在日本历代统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德川时代的“统治宇内”思想。

德川幕府时期，思想家佐藤信渊在他的《宇内混同秘策》著作中，提出了征服支那、统一万国的“海外雄飞” 论。佐藤认为，

他认为，日本要称霸世界，必先吞并中国，而要吞并中国则首先要征服满蒙，“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

佐藤从地缘的角度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日本“统一万国”的操作方略，他的思想也成为后来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战略的蓝本。

此时期的日本，国内“扩张大陆”思想浓重，但多是以标榜自己制度优秀，意欲广施海外，散播“皇国之威名”，说白了，其实就是自我陶醉。真正对日本政府起到重要影响的是山县有朋的“两线论”。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战略论》，山县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是对“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制定和保护。

所谓“主权线”是指日本的领土，“利益线”则指与日本本土的安危紧密相关的近邻区域。为了确保主权线的安全，山县强调：

有关“利益线”的定义，山县说得很模糊。在当时，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来讲，山县认为日本“利益线”的关键点在朝鲜，朝鲜作为陆权和海权的分水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其实早在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对朝鲜就有了明确的认识和态度，把维持朝鲜的“独立”看作是日本生存独立的关键。

山县有朋此时特别宣扬“朝鲜之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因为此时俄国正在着手筹建西伯利亚铁路，这一建设一旦完成将直接威胁朝鲜的独立，成为悬在日本对马群岛（与朝鲜半岛大约只有50公里的距离）主权线上的一把利剑。

对于这一可预见的未来，山县分析指出：

而对于这一阶段中国的变化，山县认为这些年中国政府急于扩增军备、造舰船，与欧洲强国“订立”盟约，使得不久之后的东洋局势必将错综复杂，届时，日本将很难保持一个和平地位。

面对这种局势，为确保日本利益线的安全，山县主张充实陆海军力量，同时邀请英、德等与朝鲜中立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在东洋共同利益的范围内联合行动”，并预言，大概需要二十年时间才能让朝鲜“独立”。

山县的意见书明确了遏制俄国陆权扩张，并保证边缘地带稳定的战略部署。 当他的意见被日本内阁采纳后，山县将以“利益线论”为核心的大陆政策定为国策。

这标志着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家意识中的向大陆扩张领土的地缘政治观念，最终上升为日本的国家意志，并成为日本的对外战略被不断实践。

从这个时期开始，到日俄战争（1904年）爆发的十几年时间里，日本的对外政策一直以山县有朋的“利益线”——确保朝鲜为中心，并且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日本确保“利益线”的目标。

日本不仅获得了对朝鲜的支配权，而且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占领了台湾和周边岛屿，势力直指进中国的福建省。至此日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日本借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扩大在中国大陆的利权，日本陆相桂太郎判断：参加镇压义和团的联合行动，将是日本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端。

由于俄国也同样怀着趁机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对此，山县指出，当前日本还未与俄国协商“经营”北方的策略，不如先经营南方，等待时机在与俄国协商经营北方之事：

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山县正式提出了日本实行的“北守南进”政策。该政策的具体实施是日本出兵厦门，但因遭到英、美、德三国的抗议，最终迫使日本打消了占领厦门的念头，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南进”政策也不得不暂时取消。

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日本的势力侵入“满蒙”，开始了“满洲经营体制”的构建，日本向中国大陆入侵的思想愈加狂热。这样的认识使得日本更加迫切地要在中国不断扩大势力范围。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成立，田中在施政演说中着力强调中国问题对日本帝国的重要性，进一步推进了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展开。

虽然对于田中奏折的真伪，中日两国一直存有争论，但从日本的战争实践来看，他的侵略步伐正是以奏折中的安排而行进的。

1927—1928 年日本三次出兵中国山东，1931年攫取中国东北，1937年爆发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就是这样步步为营，逐步扩大了它在东亚的陆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