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麗·格雷厄姆生於1950年，是“二戰”後美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同時也是一位複雜、難懂的詩人。其複雜的要點之一，在於詩中的意象無比繁富，讀來像進入一個比現實世界更爲色彩斑斕、龐雜多變的異樣世界。此外，其詩歌的另一個一望即知的特點是智性寫作。作爲曾在巴黎神學院學習哲學的詩人，這一寫作特點的顯著並不稀奇。

格雷厄姆用詩歌思考問題，不僅是她自己的人生境遇，而且是整個世界：“我的嘴裏有一架梯子/爬下去/世界的在場/不可逾越的空隙”。詩人還說：“你看，重要的不是她活着從裏面/出來，對吧？重要的是她問了。”她問關於慾望、自我、存在、物質的問題，關注歐美平權運動、“水門事件”等重大現實事件。評論家卡爾文·貝丁特（Calvin Bedient）因此說，格雷厄姆是“提出重大問題的世界冠軍”。問題在於，這些智性思考如何融入詩歌？與詩人天然的、燃燒的激情並行不悖？又如何讓詩人與讀者進行聯結（這是格雷厄姆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對此，其詩集《衆多未來》的譯者金雯說：“格雷厄姆一直在考慮如何傳遞一個場景、一個生活片段給她帶來的感受，什麼是傳遞這種感受的最佳方式。她最終找到的方法就是進行細緻的敘述和描寫，讓思考和情感彼此浸潤，雖然經驗的內核無法傳遞，但或許她詩歌中自然聲音的流淌可以在一首詩緩慢的進程中幫助讀者打開世界的花蕊。”在敘事性細節的流淌中，讀者跟隨詩人的思考和感知軌跡慢慢進入她正在探究的這個世界，感受這個世界，也許還可以認知這個世界。

喬麗·格雷厄姆（Jorie Graham, 1950—），美國當代詩壇重要詩人。她出生於美國紐約，在意大利和法國接受教育，曾經學習哲學和電影製作。格雷厄姆曾是麥克阿瑟獎金的獲得者，也是衆多詩歌獎項的得主，包括懷丁作家獎（1985）、普利策詩歌獎（1996）、華萊士·史蒂文斯獎（2017）。她在1997年—2003年任美國詩人學會會長，現任哈佛大學博伊斯頓修辭學講席教授。

1.用意象構築思辨和情感的精神世界

新京報：喬麗·格雷厄姆的詩有智性寫作的特點，同時又含有相當繁富的意象、強烈的激情（以及直覺性的因素），二者似乎是一種矛盾又協調的存在，共同指向詩人對所觀察之物的困惑與思考。你認爲智性和激情在格雷厄姆的詩歌中的關係是怎樣的？二者在格雷厄姆對主題的表現上，分別起到怎樣的作用？

金雯：智性與具象思維和敏銳的情感從來是不矛盾的，從經驗細節或語言細節中發掘哲學思辨是許多詩人和小說家的共通之處，也可能是20世紀以來進行哲學性思考的唯一方式。思考如何用具體而微的意象構築包括思辨和情感在內的精神世界，不僅是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詩歌的關注焦點，不僅是龐德、H.D.（Hilda Doolittle）所代表的意象主義詩歌或喜歡堆積名詞的語言派詩歌（L-a-n-g-u-a-g-e poetry，如Susan Howe的作品）的任務，也可以說是所有詩歌藝術的核心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分解爲許多問題，比如：如何用形象化和音樂化的文字來勾勒或展示詩人的主觀感受和情感？如何通過簡短的敘述和細節描寫來傳遞情感? 被書寫和傳遞的情感是否必然與依託語言的思辨之間發生關聯，發生什麼關聯？西方抒情詩歷史中不同的詩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19世紀的大詩人布朗寧在《房子》一詩中說：“外部就是證據：/若想要更深地/潛入,只能在精神上進行/任何時刻都不能如（窺視者）般窺視”。這也就是說，最爲深沉的情感應該以藉助意象和隱喻的外部書寫來傳遞，不能也不應該直接抒發，強大的情感可以在詩歌與讀者之間流動，但它不屬於任何個人，也會隨着不同的閱讀和想象主體而變化。

19世紀末以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詩歌受同時代的藝術文化影響，更明確地主張詩歌無法準確完整地通過外部書寫來展現個體的精神世界，詩歌開始以描寫世界的局部細節和破碎的心靈爲志業，隨後又通過各種改造語言的努力來開啓在修補表徵與真實之間裂痕的漫長道路。最理想的詩歌可能是那些既能“照亮表面”，也能照亮“在岩石中爬行的一個自我”(史蒂文斯語）的作品，但這個理想似乎只能偶爾、不完整地實現。

最高明的詩人正如最高明的哲學家一樣，被心靈、經驗、身體和語言之間關聯的問題不斷困擾和激發着。詩歌和哲學一樣，從來就不僅僅是情感是否充沛和敏銳的問題，也依賴對於情感進行分析和思辨的能力，這種分析思辨只能通過語言來落實，需要文字上的控制和技巧。格雷厄姆就是在這個詩歌傳統中寫作，仍然在思索着情感和感受如何與語言相連的重要問題，並做出自己的推進。她知道詩歌創作不僅僅需要敏銳地捕捉自身所有的感官和情感體驗，也需要不斷用語言來反思和推敲這些體驗。用格雷厄姆在《巴黎評論》訪談中的話來說：詩人在記錄自己感受的時候，會“感到思維——或某種大腦運動——應該被關閉。不過當然它只是變得更爲敏銳清醒。”

新京報：除智性寫作特點外，格雷厄姆的詩歌還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點，以及創新之處？

金雯：她最大的特點是超強的敘事能力和描寫能力。格雷厄姆能夠從任何微小的生活事件中找到詩意，可以稱得上是詩人中的故事家。從懸崖上俯瞰大海、聆聽鄰家女孩彈奏鋼琴，被街上工人的對話吵醒這樣的小事與重大歷史事件和神話、宗教故事一併出現在詩人作品中，推動詩思的聚集和飛躍。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成就，在20世紀以來的英語詩歌中是獨樹一幟的。如果說意象派詩人發現了用文字模仿寫意畫的藝術，瑪麗安·摩爾發現了精確而剋制的描寫藝術，狄蘭·托馬斯發現了用標誌性意象表達強烈情感的方法，奧登和弗羅斯特發現了用最爲新穎的語言表達通俗智慧和政治寓意的方法，我們的詩人格雷厄姆摸索出瞭如何寫好敘事詩的路徑。在她之前，史蒂文斯和畢肖普等詩人也已經大量使用、藉助敘事，但格雷厄姆的敘事更爲詳細寫實，也更爲揮灑自如，在寫實和哲思之間製造了更多張力。

我以前也翻譯過翁達傑的敘事詩，對翁達傑的小說我是有偏愛的，但他的敘事詩似乎欠缺了一點深層的意味。格雷厄姆敘事詩的戲劇震撼力和思辨深度要高出許多，是一位大詩人。

《衆多未來》，作者：（美）喬麗·格雷厄姆，譯者：金雯，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2.用盡量自然的語言讓詩歌敘事伸展開來

新京報：T·S·艾略特和自白派、紐約派的代表詩人，對格雷厄姆的詩歌寫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金雯：由羅伯特·洛威爾《生活研究》所開創的“自白派”詩歌的影響深遠，可以說是對現代主義詩歌使用意象和戲劇獨白來重啓間接抒情這種傳統的反撥。詩人不需要再掩蓋自身經歷，營造一個巧妙的意象，而是可以沉溺於自身過往，從生平和日常瑣事中提煉出情感歷程。格雷厄姆寫過懷孕和撫育女兒的經歷，無助祈禱的經歷，罹患癌症後接受醫學檢查的經歷等等，這些題材都是標準的自白詩題材，都可以在《衆多未來》中讀到。但當然她也有本事寫曲折迂迴地表露內心的詩歌，比如《美的意義》這一部分幾首借聖經和古希臘神話人物的故事來爲詩人自己繪畫“自畫像”的詩歌。

同時，格雷厄姆中後期的詩歌喜歡將每行詩句拉長，囊括好幾個短的自然句，讓思緒和情感擺脫格律詩的狹小空間，這種形式創新也應該與美國詩歌傳統有關。從惠特曼到後現代詩人約翰·阿什貝利無羈隨意的散文化語言都在格雷厄姆的筆下湧現。黑山派詩人查爾斯·奧爾森曾提出“外射詩體”（projective verse）的概念,提倡將詩行拉長，讓詩行的結尾（即“換行”enjambment）與詩句自然的停頓轉折相符合，這種理念雖然與格雷厄姆的長詩句不盡相同，但也同樣主張在詩歌中吸納自然句式的元素，也可能影響過格雷厄姆的寫作實踐。格雷厄姆喜歡將長詩行和短詩行突兀地交織在一起，好似模擬從流暢的敘事中分離出一星半點情感和思緒的過程。她也喜歡在詩句中添加一些看似不相關的內容，放在括號裏，這也同樣使得詩句能夠自由伸展，模擬頭腦中的複數狀態。

羅伯特·洛威爾（1917-1977）美國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被譽爲“我們時代的詩人歷史學家”，“美國最後一位聲名卓著的公衆詩人”。1960年，詩集《生活研究》出版，被認爲是美國“自白派”詩歌運動的開創性作品。

新京報：格雷厄姆有複雜的文化背景，長於意大利，在巴黎學哲學，後在紐約大學讀電影研究專業，跨地域的文化背景對格雷厄姆的詩歌寫作有哪些影響？她從其他藝術形式中借鑑了哪些因素？如詩集中有《馬薩喬的放逐》《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的兩幅畫作》等與畫家有關的詩。

金雯：格雷厄姆在意大利語、法語和英語的三語環境中長大，到紐約繼續大學學業後纔開始用英語寫作，但自從開始用英語發表詩歌之後就基本不再使用其他語言進行寫作。即便如此，在她的詩歌裏還是可以看到很多跨國經歷的影響。《衆多未來》裏《非相似性之域》這部分包含她書寫自己在法國參加1968年學生運動經歷的詩歌，非常有震撼力。她在《巴黎評論》的訪談中也提到，塔可夫斯基的電影《懷舊》和卡拉瓦喬的繪畫對她的詩歌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懷舊》通過對於電影敘事時間的玩味，讓熒幕上的時間與觀衆的時間重合，讓詩人領悟到可以使用盡量自然的語言讓敘事伸展開來，讓詩歌的世界接近讀者的世界，更有效地邀請讀者的參與。

另外，格雷厄姆對全球文化也有不少思考，《衆多未來》裏有些詩歌與美國底層人羣窘境和國際事件(如北愛爾蘭暴力襲擊事件)有關。在《進化》這首詩中，詩人應媒體的邀請寫詩，將報紙上民意調查結果中體現出來的普通人對自己生存境遇的不滿與全球性生態災難並置在一起，暗示兩者之間的關聯和張力，由此形成了微妙而強烈的戲劇性。詩人都是對世界感興趣的，格雷厄姆也不例外。

3.讓思考和情感彼此浸潤

新京報：從主題上看，格雷厄姆關注着世界上的各種問題，如慾望（《我觀察過一條蛇》）、存在（《關於自我真實性的筆記》）、自我（幾首以自畫像爲標題之一部分的幾首詩）等，並通過對藝術、希臘神話、歷史和當下的“觀察”展現出來。她似乎在用詩歌不斷提出問題。格雷厄姆關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她怎樣通過詩的形式實現對這些問題的探究的展現？

金雯：作爲詩人的格雷厄姆關注所有問題，我覺得用具體主題劃分她的詩作可能不是最有意義的。石黑一雄在一個訪談中曾說自己一生都在書寫回憶這件事，那麼我們可以說，格雷厄姆一直在考慮如何傳遞一個場景、一個生活片段給她帶來的感受，什麼是傳遞這種感受的最佳方式。她最終找到的方法就是進行細緻的敘述和描寫，讓思考和情感彼此浸潤，雖然經驗的內核無法傳遞，但或許她詩歌中自然聲音的流淌可以在一首詩緩慢的進程中幫助讀者打開世界的花蕊。

新京報：有評價說，喬麗·格雷厄姆的長句子是“抽象的、僞哲學的”，你怎麼看？

金雯：格雷厄姆的詩歌具有思辨性，但並不是哲學。她的詩歌很具體，有很多細節，也能從這些細節突然向上或向下行進，如懸崖邊向上飛躍的小鳥和從懸崖上向下張望的靈魂出竅的身體。

《打破風格》，作者：(美)海倫·文德勒，譯者：李博婷，版本：廣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本書有評格雷厄姆寫作風格的長文《喬麗·格雷厄姆：過分時刻》

）

新京報：大致看來，格雷厄姆詩的詩行越來越長。評論家海倫·文德勒非常看重她在這一點上的“打破風格”。詩行長度的變化，對格雷厄姆意味着什麼？是什麼原因促使她用更長的詩行寫作（探索）？

金雯：這個話題在回答前面問題的時候已經有所提及，這裏可以補充一下。有小說研究者指出，狄更斯寫《荒涼山莊》這樣的鴻篇鉅製當然很勞累，但隨後寫短小的《艱難時世》反而感到壓力，有限的空間排除了全景敘事的可能。同理，詩句很短的話，也會讓詩人筆下的空間顯得刻意不自然。如前面提到的，阿什貝利等當代詩人的散文化詩歌實驗也說明詩人需要有更寬廣的書寫空間，需要像小說邀請詩歌進入一樣邀請散文敘事語言的進入。格雷厄姆從《從不》這個詩集裏就已經有不少詩行長、句式富有實驗性的詩作，對於詩行長度和句式結構的實驗到了《滄海鉅變》之後就更爲普遍。

新京報：據言格雷厄姆對語言的運用極爲精微，多歧義，在翻譯過程中這是不是極大的障礙？你是如何克服的？

金雯：她的詩歌最難譯好的是句式。比如《鮭魚》這首詩裏頻繁出現的很長的詞組就只能改成動賓結構來表達，還有很多詩歌的詩句中有很多不傳統的空格，在中文翻譯中爲了便於讀者理解，只能用逗號來替代。詞語的多義性也是一個突出的現象，比如詩集名稱《美的意義》對應的原文爲“The End of Beauty,”這裏的end不僅僅有終結的意思，也有“終點”和“意義”的意思，暗含着美的意義何在這個問題。另外，格雷厄姆的詩歌中經常出現 minutes一詞,當然與時間上的分秒有關，估計也與微小的事件(minutiae是小細節的意思)有關，這點我也沒有完全想透。另外，我在序言裏比較着重分析了“它”、“形體”、“嘶嘶叫喚”這些詞的各種意味，這些小詞也給翻譯帶來了一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