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字化、智能化爲特徵的新技術變革正在發生，隨着工作場所自動化發展趨勢愈加明顯，“機器會奪走我的工作嗎”之類焦慮逐漸引發社會共鳴。

在新技術變革背景下，美國華盛頓新興技術政策中心主席奈傑爾·卡梅倫新作《機器會奪走你的工作嗎》中譯本的出版恰逢其時，爲我們理解自動化升級的時代提供了思路與啓發。在不長的篇幅中，通過梳理最新相關研究的不同觀點，作者清晰呈現了我們面臨的是怎樣的一種前所未有的技術變革，並在最後提出瞭解決方案。

「歷史重演抑或嶄新世界」

以人工智能技術爲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到來似乎成爲共識，而每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重大技術變革都通過重塑生產方式而深刻影響我們的生活，例如蒸汽動力的應用、計算機的普及等。幾乎每次新技術的應用都會重塑人類勞動社會，部分傳統勞動方式消失的同時，新的勞動方式出現，在這種更替過程中，各種資源得到重新優化配置，生產效率大幅提升，而這正是經濟學家經常聲稱的“技術進步”。

與經濟學家的關注點不同，社會學家往往更關注更替過程中人的境況，所謂技術進步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效率提升，更是社會意義上的勞動者境況的改善。對此，儘管不同學科之間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息，但是從宏觀歷史發展來看，正如多數經濟學家的分析，無論是看工資福利待遇還是看勞動強度和時長，勞動者都是技術變革的受益者，而非相反。那麼，當下正在發生的新技術變革還會如此嗎？作者卡梅倫警惕地提醒我們“別再天真了”，而比爾·蓋茨的回應則更加直接：“從今往後的20年，很多技術對勞動的需求都將減少，而我並不認爲人們在認知層面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根據牛津大學經濟學家弗雷和奧斯本的分析，今後，人工智能會讓許多非常規化任務被自動化，美國現有職業中有47%的工作屬於“高風險”類別，可能會很快實現自動化。儘管後來在經合組織（OECD）的更加複雜的分析中，考慮到倫理和法律因素的制約，只有9%的工作會被機器接管，但不能否認的是，現在機器可以做的工作越來越多，而我們也越來越習慣並放心將一些工作交給機器來完成，並且我們還在努力爭取讓機器完成更多的工作。

自動駕駛已經在全球多個國家進行實驗，我國也是積極的探索者之一。與傳統駕駛相比，儘管自動駕駛可能還存在不足，但其充分說明以前只存在於科幻電影中的“奇思妙想”已經開始變爲現實，而這背後是新技術對我們關於傳統汽車認知的顛覆，也許除了外形，我們對現代汽車知之甚少。如作者卡梅倫所指出的，“我們中很少有人知道汽車在多大程度上已經變成了輪子上的電腦”，我們不會知道一輛福特F150汽車安裝了15億條代碼。也許我們會說，這些並不影響我們乘坐汽車出行，而這就如比爾·蓋茨的判斷，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變化對我們的長遠影響。卡梅倫在書中介紹了自動駕駛可能會產生的一系列變化，比如汽車保險的降低、汽車保有量的銳減，以及汽車利用率的提高（華爾街分析師認爲，目前汽車的一般利用率是4%，每天只用一小時）。如果我們可以讓自己喜歡的汽車在需要的時候立即就出現，那我們爲什麼還要花一大筆錢去買一輛很快就會貶值，且大部分時間都閒置在車庫或在路邊停止不動的汽車？

2019年，“智慧島5G智能公交項目”的自動駕駛巴士在鄭州市智慧島的公開道路上試運行。

新技術對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習慣的重塑比我們認爲要更快速更徹底，甚至更意想不到，有多少人能想到傳統用車習慣會被互聯網平臺公司所改變？除了汽車行業外，卡梅倫還介紹了新技術在法律、金融、計算機服務與管理、教育、老年人照顧與護理、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等領域的深刻影響。所有這些均清晰地表明，“機器人/人工智能革命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低技能任務的範圍”，一個不同於過往的嶄新世界正在被創造。

「凱恩斯的歷史迴響」

20世紀初，面對經濟大蕭條，凱恩斯發表了著名的《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他在分析革命性技術變革的影響時提到，“我們正遭受一種新疾病的折磨……即技術性失業，意味着失業是由於我們發現節約勞動力方法的速度，超過了我們發現勞動力新用途的速度。”近百年後，凱恩斯關於技術革命與失業關係的分析仍然令人警醒。當前，隨着新技術革命的快速應用，機器可以完成的工作清單越來越長，工作被機器替代的話題引發了諸多分析討論與預測。

關於技術與就業問題的討論，自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就沒有停止過，尤其當每次工業革命發生的初期，討論尤其激烈，一直以來都存在着兩種相互對立的代表性觀點：樂觀者認爲，我們無須擔心新技術對就業的負面影響，因爲機器替代人工勞動的同時也會出現新工作；悲觀者認爲，新技術將會帶來大量失業，甚至“機器智能化的崛起將極有可能導致人類就業的崩潰”。其他諸多觀點都在這兩種極端觀點之間變化。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大衛·亞瑟在自動化與工作方面有諸多研究，其中《爲什麼還有那麼多工作？———工作場所自動化的歷史和未來》一文被廣泛關注，文章認爲自動化確實代替了人類勞動，但其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並沒有消滅大部分工作崗位，在許多情況下，機器既能代替人類勞動，又能補充人類勞動，機器與人類在比較優勢之間相互作用，調整着勞動力的數量和技能需求。我們往往誇大了機器代替人類勞動的程度，忽略了自動化影響勞動力需求的核心經濟機制：提升勞動者獨特地完成工作的價值。儘管亞瑟承認自動化的發展使勞動力市場發生了“兩極分化”，工資增長不成比例地流向了收入分配和技能供給的頂層和底層，而非中產階級，但他樂觀地認爲這種兩極分化不可能持久。

2020年美國拉斯維加斯電子消費展。

另兩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同樣給出了樂觀的分析。布萊恩·約弗森和麥卡菲在《與機器賽跑》中提出，數字技術對人類技能的侵蝕，其速度和規模幾乎前所未有，對就業產生變革性影響，成爲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我們正經受着“大重構”的初期陣痛，而我們需要做的是跑贏機器，從而駕馭機器。在後來出版的《第二次機器革命》中，兩位學者進一步指出，以蒸汽技術爲標誌的“第一次機器革命”時代已經開始向以數字技術爲代表的“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過渡。在“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不是以增強肌肉力量的機器爲特徵，相反，它是以增強人類思維能力爲特徵”，數字化機器已經掌握了很多過去只有人類才能掌握的技能，而這種“進步”的結果是普遍“紅利”的產生，越來越多的新產品和服務將免費。

當然，兩位學者也同時指出，“技術進步”帶來“紅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分化，例如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動者之間、資本和勞動力的回報之間、超級明星和其他勞動者之間，以及一系列社會後果，例如中產階級財富的大幅縮水、社會流動性凝固、最富有階層和其他階層差距越來越大等。如同大衛·亞瑟，兩位學者也清楚地認識到技術對就業的巨大負面影響，而他們也同樣樂觀，技術的發展能夠解決其所產生的問題。

儘管樂觀者的樂觀來自謹慎而嚴密的分析，且似乎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卡梅倫仍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事物真的能改變”，我們需要“清晰地思考未來”。基於兩方面的考慮，卡梅倫認爲，若要以既有經驗或“傳統智慧”來預測未來，我們將會錯誤地估計我們將要面臨的風險。首先，技術可能會帶來新的工作以維持充分就業模式，但也可能帶來實質性的動盪，引發充分就業模式崩潰，職業和工業被全面瓦解。其次，凱恩斯的判斷依然準確，資本和技術取代人類勞動的速度遠遠快於新工作的出現。更爲重要的是，技術變革的影響已經突破了地理限制和產業界限，互聯網服務公司對汽車產業的顛覆就是最好的案例。

「將技術嵌入社會」

當第一次工業革命將機器廣泛應用於生產後，引發了“勒德分子”的暴力抗議，紡織機器被砸毀，後來，“勒德分子”成爲阻礙“技術進步”的代名詞，人人避而遠之。人們往往將“勒德分子”的行爲歸因於機器所造成的失業，但這種解釋並不深刻，機器生產造成工人失業，只是引發工人打砸機器的導火索，“勒德分子”憤怒的是當機器生產取代了他們工作之後，他們的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變得越來越差。先進技術能帶來社會進步的期望和想象並沒有成爲現實，或者說，普通勞動者並沒有享受到技術帶來的進步。面對日益糟糕的生活狀況，“勒德分子”打砸機器的行爲實際上是一種本能的原始的社會自我保護方式，反抗的是卡爾·波蘭尼所說的“脫嵌”現象，即技術脫嵌於社會，最終目的自然是將技術嵌入社會。然而，就像突破人們的“傳統智慧”一樣，正在發生的新技術變革對工作影響是全方位的，傳統保障工作的基本組織與制度正在式微。用卡梅倫的話說就是，“無論事情最後如何解決，呈現在我們視野中的都是破壞性景象”。對此我們要如何應對？卡梅倫的回答是，構建政策共識，時刻做好準備。

卡梅倫提出，共識的構建既需要我們聚焦未來可能發生的動盪並有所準備，又需要我們接受這種可能，即消失的工作比創造的工作更多，並會在長期內產生劇烈的累積性影響。準備工作應該在四個方面進行：公衆做好準備，政府領導人必須首先爲公衆釐清問題所在，建構公共討論的框架，使公衆在清晰認識到新技術變革帶來的正負影響後做好相應準備；政府做好準備，政府需要對每項政策進行反思，從而做好應對勞動力市場會面臨動盪、破壞的情形，政策制定基礎要改變傳統的“充分就業”假設；勞動力做好準備，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培訓領域，針對日益智能化的機器，我們需要培養人類獨特的能力，包括直覺、推理能力和創造性；自我準備，我們需要在智能機器將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基礎上，進行教育和職業選擇，同時還需要接受將來會有更多的休閒時間。儘管卡梅倫提出這些政策建議仍然是原則性的，但其實質是要告訴我們，新技術變革帶來的影響在各個維度上都是不確定的，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探究這種不確定性是什麼，而是要管控不確定性，做好戰略準備，迎接可能發生的動盪。

技術與社會的關係遠比卡梅倫在書中所呈現和分析的要複雜。此外，即使進入最先進的汽車組裝車間，我們也會發現，儘管工人不多，但機器的自動化生產離不開工人的輔助，而卡梅倫和大多數人一樣，只關注了機器替代勞動者工作這一種情況，無意識地排除了人與機器協作生產的可能性。對各種可能性的全面關注與分析，會產生不同的分析思維與結果。埃爾斯特在《解釋技術變革》中分析到，技術演進遠不是完全隨機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向性；在對技術的篩選機制中，人的意圖性發揮着決定性作用。指向性和意向性說明，我們不應該把勞動者僅僅視爲技術應用結果的被動承受者，社會對技術的影響和干預也應當被考慮。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讓技術始終服務於人類，最大程度將技術變革轉化爲社會進步，爲普通人或受技術變革影響的勞動者提供保護，進而徹底平息“勒德分子”的憤怒，同時消除彌散於社會的自動化焦慮。儘管卡梅倫的分析存在以上不足，但這並不影響這本書作爲一本介紹機器如何影響我們工作的普及型讀物所具有的閱讀價值，具有很強的啓發性。

《機器會奪走你的工作嗎》

[美]奈傑爾·卡梅倫 著

魏倩 王麗陶　譯

中國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