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的神奇“分水嶺”：爲什麼東晉之後兩個字的名字漸漸變多了？
我們在看《三國演義》時常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劇中的人物幾乎全部是單名，僅有的三字名也都是複姓，比如諸葛亮、司馬懿、太史慈等等；但到《隋唐演義》時卻完全不同，從虛構的宇文成都、裴元慶，到真實存在的單雄信、徐世勣，雙名大量出現。這並不是我們的錯覺。據統計，《後漢書》、《三國志》記載的人物中單名的比例高達98%和99%，而《隋書》和兩《唐書》中的比例卻降到了59%和43%，有相當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怎麼產生的，古人在起名時又都考慮哪些因素呢？
在中國古代，名和字是兩個相關又不同的概念，在稱呼時有嚴格的規則。《禮記·檀弓》記載說：“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意思是士人在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要使用不同的稱呼，幼年稱“名”，行冠禮之後稱“字”，五十歲以後稱“行第”，死後稱“諡號”。行冠禮代表着成年，要由父母或長輩賜予“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此後除了國君、父母、長輩等以外，其他人要稱呼其“字”以表示尊敬。古人的名與字之間往往有密切的關。比如《三國志》記載關羽本字長生，後改字雲長。羽指“羽人”，是漢代一種具有廣泛羣衆基礎的仙人信仰，其核心就是長生，其後所改的“雲長”同樣與此有關；唐代茶聖陸羽，字鴻漸，取自《周易》的“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陸羽的名字來源於《周易》的“鴻漸於陸，羽可用爲儀”士人成年之後，名對其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可以用來確認交往雙方的地位尊卑高下，另一方面也與人的安全、命運有密切關係。比如春秋以來的“策名委質”之禮，就是將自己的名寫到國君的載書之上，來表明君臣關係的確定；先秦盛行的巫術，則要以木刻爲人像，寫名於上來進行詛咒，人名在其中起到代表被詛者媒介的作用。對名的重視在許多文化中都存在，人們常常以爲名字和它們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間不僅是概念上的聯繫，還有實在的物質聯繫，因此巫術可以通過名字，猶如通過頭髮、指甲及人身上其他部分一樣，來爲害於人。現在的影視作品中偶然還能看到這樣的現象。電視劇《甄嬛傳》中安陵容一邊念着華妃的名字一邊扎小人詛咒對方，被皇后發現後斥責爲行“巫蠱之術”
因爲這些原因，我國很早就產生了避諱制度，凡君主和尊長的名均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加以迴避，這也使先秦時期在起名時就有很多的要求。《左傳》記載申繻爲桓公之子起名時強調“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幣”，因爲“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牲畜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先秦時期的人口還比較少，且僅避死諱（死後方避其名諱），不會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單雙字之名都很常見，比如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鄭莊公名寤生等。
秦代開始避生人名諱，比如秦始皇名嬴政，故諱“政、正”，稱“正月”爲“端月”。兩漢以來避諱制度越來越嚴格，不僅帝王名諱有專門的用字，比如高祖劉邦“諱邦之字曰國”，武帝劉徹“諱徹之字曰通”，而且避諱的範圍也逐漸擴大，包括了皇族和外戚之諱。這導致需要回避和更改的文字越來越多，漢律中又有觸犯諱法的規定，引發了實際生活的種種混亂。漢宣帝曾經因此下詔：“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下令免除百姓之罪。爲了克服這些弊端，兩漢以來的皇帝大多采用單名，以減少所諱之字，比如漢昭帝一開始名“弗陵”，後來改成單名“弗”，就是“以二名難諱故”。士人等精英階層在帝王名諱之外還需要避父祖等家諱，因此單名很快形成一種文化習慣，風靡全國。除了避諱這種實際考慮，漢武帝之後儒學理念的滲透也是單名化普及的重要原因。兩漢時期佔據經學主流的《公羊傳》中有“二名非禮也”，“《春秋》譏二名”的說法，這對於當時的士大夫們有深遠的影響。著名的時空穿越者·理想改革家·新朝皇帝王莽，就是嚴格遵循儒家古禮的典型。他在即位之後大搞復古改革，除了改易官名、地名、國名外，還頒佈“令中國不得有二名”的詔書，甚至還勸說匈奴單于改爲單名。史稱“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遵從了王莽的改制。這也進一步加強了單名觀念，姓、單名、字所構成的人名成爲此時期的官吏、儒生一般的制名習慣。
漢晉時期流行數百年的單名傳統，在東晉以後開始發生改變，雙名逐漸增多，並與單名呈並駕齊驅之勢。這種變化，主要是受到宗教和民間風俗的影響。經過漢末的“黃巾之亂”和西晉的“五胡亂華”，兩漢以來的儒學傳統逐漸被破壞，以竹林七賢爲代表的魏晉名士開始引領潮流。他們遵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原則，嘗試衝破禮教的限制，追求自由平等。與此同時，東漢末年形成的道教和自印度東傳的佛教影響逐漸增大，除了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它們也影響了漢晉時期制名的慣例。東晉後期社會上層興起的雙名中，“單名+之”是一種常見的姓名構成方式。這種例子非常多，比如“名師大將莫自牢，千軍萬馬避白袍”的名將陳慶之，南朝著名數學家祖沖之，爲《三國志》作注的史學家裴松之，著名畫家顧愷之等。當然最爲典型的當屬“天下第一行書”王羲之的家族。王羲之屬於琅琊王氏，是僑居南朝的北方大族，與其平輩的六世有晏之、允之、頤之、胡之等；七世有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等；八世有陋之、裕之、靜之、鎮之等；九世有悅之、標之、唯之等；十世有秀之、延之、輿之。青玉王羲之愛鵝圖意山子，故宮館藏
單純從文字的角度來說，“之”只是一個虛詞，並沒有實質性的字義。根據陳寅恪先生的研究，“之”進入名是天師道徒的習慣，具有信仰標識的內涵。天師道的前身是漢末張陵所創建的“五斗米道”，主要在下層民衆中傳播，西晉後由寇謙之和陸修靜進行改造，並在士大夫階層中逐步普及。天師道宣揚長生不死觀念，鼓勵採藥煉丹，深受門閥士族的喜愛。根據史籍的記載，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誠，以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他任會稽內史時，恰逢孫恩之亂，當叛軍包圍會稽城時，他不僅不派兵防守，還篤定地祈禱天師相助，最後城破身亡，死的不明不白。除了“之”字，同樣帶有宗教性質的“道”、“曇”、“靈”、“僧”等虛字也大量成爲人名的用字。比如南朝書法家王詢的孫子輩有僧達、僧謙、僧綽、僧虔，曾孫輩有僧亮、僧衍、僧佑。南北朝門閥士族勢力強大，尤其重視避父祖之家諱，但“之”、“道”這一類虛字主要是作爲雙名中的信仰點綴，不具有實際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諱。我們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五代中人名帶“之”字者多達數十人，不僅從姓名中完全看不出輩分，而且父子、祖孫等均“同名不諱”，這也使雙名成爲一時風尚。宗教對中國古代人名的影響很大，除了改變單名的傳統，很多人名都直接採用宗教中的名號或者術語。北朝時期人們多以神將爲名，比如北魏北地王世子名叫鍾葵，元義的本名爲夜叉，他的弟弟元羅，本名爲羅剎。這種傳統也延續到了唐朝，哪吒父親託塔李天王的原型李靖，原名李藥師，就是源於佛教中的藥師佛，後來金庸《射鵰英雄傳》東邪黃藥師的名字，很有可能就是借鑑了李靖的本名；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殺掉的隱太子李建成，小名爲毗沙門，是佛教中四方位天王之一的“北方天王”，在中國內地多以戰神的面貌出現。
除了宗教，雙名的興起也受到民間文化習慣的影響。漢晉時期許多底層民衆既無冠禮也沒有字，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以名相稱。民間所起的人名不求典雅，多帶俚俗色彩，又因語言習慣常以雙字出現，所以在單名流行的漢晉時期下層也有許多雙名者。上層的士族雖然有單字的雅名，但同樣也有非常隨意的小名，比如曹操小名阿瞞，劉禪小名阿斗。南北朝時期，士族的小名也頗有民間色彩，西晉齊王司馬攸小名爲“桃符”，司馬昭非常喜歡他，常稱呼他的小字“此桃符座也”；辛棄疾的名句“人道寄奴曾住”中的寄奴，就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此外梁武帝蕭衍小名爲“練兒”，他的兒子蕭子卿小名“烏熊”，都是俚俗之名。南朝爲寒人政權，處於精英和基層之間，經常變動階層，他們的存在使精英階層受到了民間習慣的影響，逐步突破了單名觀念的限制。同時，雙名相對於單名多出一個字，也能表達更豐富的內涵。比如東晉時期桓豁聽聞前秦苻堅國中有讖言“誰謂爾堅石打碎”，於是其子名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等，以應讖言；唐高祖李淵有嫡子四人，分別名爲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合其名首字爲“建世玄元”，寄託了李淵對諸子的殷切期待。出於表意需求和審美需要，門閥士族人名中的虛詞逐漸超出了信仰層面，開始普遍出現，這又反過來推動了雙名化的進程。《步輦圖》（局部）所繪是祿東贊朝見唐太宗時的場景
現在中國南方的許多地區還保持着相當濃厚的宗族文化。有的宗族人數頗多，而且散落在全國各地，不能參加例行的宗族活動，但族譜卻能成爲他們聯繫和認同的重要紐帶。魏晉南北朝還是世家大族佔據統治地位的時期。高門士族尚門第、重婚婭，他們爲了保持血統的純正和庶族的界限，編撰了大量的公私譜牒。譜牒的修撰講究世次系統，大宗譜例一線貫通，雖數十代而不絕，而隨着宗族人數的擴大，必然有明世次、分經緯的要求。在單名流行的時代，這種要求主要通過排行字，或者共用部首等方式來實現。排行字就是在字中以“伯仲叔季”進行排列，一般同父兄弟間用此方式。比如我們熟悉的三國時的孫策，字伯符；他的弟弟孫權，字仲謀；三弟孫翊，字叔弼；四弟孫匡，字季佐。還有單名中用同一部首之字來表明輩分的，比如南朝宋沈懷文三子分別名爲沈淡、沈淵、沈沖，均爲“氵”旁。
隨着人口的不斷增加，宗族的規模總是越來越大的，遠房宗親之間相見常常需要排清輩分。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就說，當時的“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這樣大規模的宗族，不管是追尋父祖還是查閱譜牒來排輩都不方便，從人名上來做標誌就成爲流行的選擇。但是偏旁數量有限，而且可供選擇的字也有限，隨着輩分的增多難免會出現重複，造成混亂。隨着民間私修譜牒之風的盛行，很多家族開始以雙字來取名，用一個共用字來標識輩分。比如出自清河房氏的唐初名相房玄齡，他的家族世系：隋唐以後這種現象進一步發展，出現了稱呼行第的風尚。行第是同曾祖父兄弟的長幼次序來排定的，唐代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以行第相稱。比如詩仙李白又稱李十二，白居易又名白二十二，劉禹錫又名劉十九。杜甫曾經有一首詩《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指的就是李白。唐睿宗執政時期，每次遇到宰相奏事，就問“曾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這裏面“太平”指的是太平公主，“三郎”指的是後來的唐玄宗李隆基，他排行第三。當時正是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爭權的時期，他曾因爲睿宗偏向太平公主，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李隆基排行第三，他是沒有四哥的，這裏的四哥指的是他的父親睿宗李旦。李旦是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小兒子，排行第四，所以稱之爲“四哥”，並沒有平輩的意思。宋代還延續了這種風俗，比如歐陽修又稱歐九，秦少游又名秦七。宗族中排輩的需要，也進一步推進了雙名化的趨勢，成爲宋代以後按照“字輩譜”取名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