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是我军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也是罕见的军政兼优、多谋善断、有胆有识的全才。在朝鲜战场，他率领部队顽强抗击美军的狂轰滥炸，建立起了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夺取抗美援朝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洪学智创造性的后勤指挥艺术，深得中央的嘉许，毛泽东要求“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朱德总司令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后勤起一半的作用”。廖仲恺夫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女士欣然为洪学智作画《富贵长寿图》，以嘉勉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55年9月第一次授衔，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 1988年9月，中央军委举行上将军官授衔仪式。在这次授衔仪式上，再次被授予将官军衔的共有12人，占原将官人数的0.75%，人们称他们为“二度将军”。其中原少将授上将的9人，原中将授上将的2人，原上将授上将的1人（洪学智）。在第二次授衔时，中央军委已经取消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上将成为新时期的最高军衔。在17名上将中，洪学智名列第一，这反映了洪学智在军内的地位。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洪学智并非是一帆风顺、福气应身的，他曾经三次被贬、三次被提升，经历坎坷。第一次低谷是在1937年6月，洪学智参加红军抗日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学习期间，他在讨论张国焘祸党的事情时，不同意一些人的极“左”看法，他说：“张国焘是有功有过，他在鄂豫皖和后来的用康边也还是做了好事的，否则你怎么解释四方面军壮大到八万人的事实?”这件事被人反映了上去。不久，许世友建议大家拉起部队回大别山，让中央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孬种时，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等人都是响应者，这就是后来轰动延安的所谓的“张国焘余孽武装集团有阴谋有组织反抗党中央的活动”的由来。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洪学智被释放了，然而，他不改他的看法，说：“评价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切忌一刀切。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唯物主义，这样一刀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二次是在1959年，因“彭德怀问题”受牵连。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洪学智不同意林彪的看法，林彪说：“邓华这个人看来是阳奉阴违的，是反对毛主席路线的。”毛泽东亲口交待：“开一个会，让林彪同志主持一下，给邓华提一提意见，有什么说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会开得很艰难，林彪说：“邓华是高饶集团的余孽，也是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调子已经定了的情况之下，洪学智站起来了，他说：“我不大同意林总的看法。”这一句话让所有的包括邓华在内的人都惊住了。稍后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大会上，群情激愤，而洪学智则说：

    “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得晚，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彭总执行得很好，总术能也说错吧，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

     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洪学智就被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从总后部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任上一下子被贬到吉林担任省农机厅厅长。用洪学智的话说：“在吉林是鬼都不上门。”而只有当时担任吉林省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赵南起（后来的总后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常去看望这位朝鲜战场上的首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洪学智又一次受到冲击，被造反派长时间的批斗和关押。1970年12月，他被下放到吉林省通辽金宝屯胜利农场（今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时年57岁。在这期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两次过问、干预，洪学智才于1973年被任命为吉林省重工业厅厅长。

     心底无私天地宽。洪学智朗豁达，宽容大度，想得开，看得穿，拿得起，放得下。这种良好的心态，使他能从容面对厄运。1977年8月，洪学智重新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并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80年1月，洪学智再一次担任总后勤部长，这是他20年后重掌总后帅印。

     1936年5月30日，红四方面军翻越了两座大雪山后，在草地上开了全军运动会，洪学智坐在主席台。体育比赛结束后，又表演文娱节目。张文（原名张熙泽）带着供给部一班的女兵走上台来，唱了一曲《打骑兵》。歌声铿锵有力，引得台下战士们阵阵喝彩。张文的表演让坐在主席台上的洪学智怦然心动。几十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唱完后，她们羞得不行，低着头跑回队伍中去”。后来，在军长王宏坤等人的“撮合”下，洪学智和张文喜结良缘。结婚刚一个月，洪学智便到“红大”（“抗大”前身）学习，一别三年，杳无音信。

     这年初夏，张文也来到“抗大”学习。一天，她正在窑洞里看书，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她，推开窗一看，见到洪学智正站在坡下冲她微笑。后来她才知道，洪学智是受！“张国焘路线”的牵连而“失踪”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洪学智和张文倍加珍惜在一起的岁月，他们彼此心心相印，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携手度过风风雨雨。直到晚年，他们依旧恩爱如初，这让许多军政领导干部羡慕不已。

     人们常说，结婚50年是金婚。洪学智与张文一起革命、奋斗70载，比金婚还要长20年，这是绵长深厚的情感！

    

多子多福：个个是精英

     洪学智总共有8个孩子（3男5女），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这8个子女。

     1939年，长女在延安蟠龙出世。洪学智给孩子取名“醒华”。孩子出生不久，洪学智率“抗大”向敌后转移。队伍需要在夜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最危险的时刻，年幼的孩子啼哭不止。洪学智怕被敌人发现，连累战士们的生命，忍痛决定把孩子留下。没有时间物色合适的家庭，洪学智跑进路边最近的一所小草房，向里面的一对夫妻匆忙解释说，我们是八路军，不能照顾孩子了，“如果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你们就把孩子当成亲生女儿吧”！说完，便把孩子交给了他们，连姓名都没顾上问。张文哭着打听到当时的地名叫“东西房山”，而且记着与孩子分离的那一刻所有的信息：孩子左手臂上的胎记，身上

    包的红布。解放后的1951年，张文开始尝试寻找长女。时隔那么久了，有用的信息又极其有限，找到孩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奇迹发生了，女儿终于在12年后找到了。夫妻俩欣喜不已，相拥而泣。

     洪学智另一个女儿也留在老百姓家里，4年后才找回来。

     在战争环境下抚养子女很不容易，张文说：“送人的孩子，虽然跟我们离别了很长时间，但因为老百姓对她们非常好倒是没吃过什么苦头。而在战争中一直跟着我们的孩子，其实更可怜！”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又是战争环境，儿童死亡率很高，然而洪学智的8个子女没有一个天折，都健健康康地活了下来。

     洪学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也很见成效。虽然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孩子们没有消沉，个个争气，刻苦学习，凭着自己的努力，都考取了北京的知名大学，而且事业有成。

     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走完了他人生历程，享年94岁。在吊嘻期间，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无数的花圈把院子都摆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近万名干部群众参加了遗体告别式，将军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的老领导、老战友、老同志、老房东、老乡亲通过各种方式悼念他们心中最尊敬的领导人。从长春赶来的市民拉起横幅，上写“老将军一路走好，给您磕头了”；一位从山东骑车而来的志愿军后代，跪在洪学智的遗像前连磕3个响头；在冬日的寒风中，上万人到八宝山为他送行…

     郑国良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他驾驶着一台苏制嘎斯67吉普车，载着洪学智越过条条险路、穿越枪林弹雨。洪学智去世时，郑国良也79岁了，患有严重的脑血栓和老年痴呆后遗症，几乎忘记了一切，不认得老伴和儿女，甚至5年不曾说过一句话。但当他得知“老首长不在了”的消息后，竟然老泪纵横，呜鸣地哭了起来。郑国良的老伴赵大娘说，老首长在长春住的时候，老郑每周都要到老首长那坐坐。后来，郑老每次去北京，必去探望。老首长也惦记他的这个部下。2003年，洪学智特意让家人从北京送来一本刚出版的《洪学智回忆录》。

     洪学智在病重期间曾留下遗言：“去世后，一不开追悼会，二不搞遗体告别，三把骨灰送回安徽金寨老家。”他特别嘱咐：“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产，唯一能被称为遗产的就是我的那3枚勋章（即1955年荣获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把它作为遗产留给我的孙子洪恺吧，让他记住爷爷的过去。”2008年10月2日，按照洪学智的遗愿，在他的家乡安徽省金寨县举行了庄重而简朴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国著名画家、书法家、金石家黄苗子亲手修订《墓志铭》：

    “洪学智，两膺上将，国之勋臣。出生于双河农家，从戎于商南起义，显赫于南征北战，扬威于抗美援朝，彪炳于现代后勤奠基，辉煌于改革开放创新。艰危屡善谋略，曲折愈显忠贞，勇武而见儒雅，刚直而怀柔肠，权重坚守本色，位高心在百姓。魂归故里，情系乡亲，桑梓立碑，永昭后人。”

     中国的先哲有许多的至理名言：“大德乃得其寿”，“仁者多寿”。洪学智淡泊名利，心胸开阔，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泰山重，这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天下第一大德。（《党史纵横》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