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坐落在意大利北部的山丘上，貝爾加莫離米蘭只有40公里，物價低、環境優美，成爲了很多北方人養老的首選，常駐12萬人口中絕大多是老年人，整個城市都是熟人社會，隨着疫情的惡化，這一點幾乎是致命的——僅僅一個月，有近1萬人確診，尤其是70-80歲感染的老人，幾乎全部在醫院過世了，火葬場每天24小時工作也無法處理完屍體，只得留下成列的棺材在教堂過夜。陳北馬上通知了羅馬華人商會這個消息，當時爲了支援國內疫情，華人商會在意大利採購了大批的口罩等防護用品，前3批已經捐給了家鄉福建的醫院，但第4批的8噸物資還沒運出去。

原標題：意大利生死場

物質社會中一切都明碼標價

但在疫情中，也有免費的午餐與關懷

中國留學生Emi的志願者團隊捐贈到意大利貝爾加莫的物資被成功簽收。

在意大利，對一個人最常見的誇讚是“tranquillo”，意思是“淡定，遇事不慌”。而那些動不動就大驚小怪的人，常常會讓意大利人看不上。

事實上，很少能有讓意大利人真正慌張起來的事——這裏緊鄰地中海，空氣新鮮、食物無污染、景色優美，居民平均壽命達到87歲，並且有着世界上一流的醫療條件……即便病毒剛剛闖入的那幾天，意大利人還是保持住了“tranquillo”。

只是，隨着疫情的惡化，恐懼開始打破這種平衡。

衛生部裏的華人接線員

“最誇張的一次，我一天接了7個來自同一個人的電話”。

作爲在意大利長大的華人，陳北是最早入駐意大利衛生部的志願者之一。他的工作職責是接聽來自華人羣體的電話，然後把意大利衛生部的回覆翻譯過去。

1月底的時候，打來電話最多的是華人羣體，他們像夾心麪包一樣，同時收到祖國和意大利“一熱一冷”的消息，“國內一直叫人們提高警惕，不要出門，必須戴口罩。而意大利衛生部給的統一回復則是不要慌張，保持冷靜，沒有確診就不需要戴口罩，更不要過度防疫。”另一位志願者劉楠說。

這兩種相反建議夾雜在一起，讓有些華人慌了神，反覆打1500專線，就爲確認一條消息。“那個人來回打了7次電話，我都聽出他聲音了。”陳北笑着回憶，“他估計想着，如果接電話的是不同的接線員，也許能聽到點不同的回答。但其實內容是一樣的，在我們的培訓手冊上寫得清清楚楚——沒有發燒或者呼吸困難等明顯症狀的話，無需去醫院，也無需戴口罩。”

陳北有自己的生意，原本在羅馬開有門店，意大利封城後也隨之關閉了。1月22日武漢疫情暴發後，衛生部爲了給華人羣體提供新冠病毒的諮詢，首先聯繫了陳北所在的華人商會，希望找到一些志願者做翻譯。“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個病毒是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防禦，大家都很恐慌，所以報名的人比較少。”陳北迴憶說。

米蘭白十字會隊員在疫情期間執行社區任務。

最後，有14名不同職業的華人加入了意大利衛生部，陳北和劉楠就在其中，他們與其他40名意大利接線員一起，在羅馬一個200平米的開間辦公室裏，每人守着一部電話，開始了每天至少7小時的志願工作。

14人被分成了4批輪流上崗，最早的一班從早8點一直工作到下午3點，中間有半小時喫午飯；最晚的一班則從晚上8點到次日早8點，常常需要趴在桌子上過夜，保證了24小時都有華人值班。

“電話一直會打到凌晨2點，在那之後就少了，如果有，打來的一般都是爲了小孩子，突然發燒了，大哭不止，家長沒辦法了，多晚都會打過來試試。”陳北說，“我們按照意大利這邊給的流程，首先家長要保持冷靜，給孩子測體溫，如果高於37.5度，我們會幫他查找附近的醫務救濟點，提醒他需要戴的證件，再給他一份單詞表——有些華人的意語不熟練，像‘呼吸困難’ ‘胸悶’‘咳嗽’ ‘腹瀉’這些醫學名詞，得提前讓他抄下來，念好，好跟醫生溝通。”

一個月以後的2月21日，意大利北部暴發疫情。當天，因爲在衛生部值班，陳北比外面的民衆提前3小時得到了消息。

“當天下午6點的時候，衛生部內部報告，在北部發現了‘1號病人’，但他出現症狀已經15天了，現在才確診，接下來北部肯定會控制不住的。”

陳北馬上通知了羅馬華人商會這個消息，當時爲了支援國內疫情，華人商會在意大利採購了大批的口罩等防護用品，前3批已經捐給了家鄉福建的醫院，但第4批的8噸物資還沒運出去。

“我們當時決定，攔下來這批物資，留在羅馬，照這個情形，誰知道意大利會發展成什麼樣子？留下這些物資給華人做個應急吧。”

3小時後的晚上9點，意大利所有新聞媒體都開始播報衛生部的這條消息——“我們於北部倫巴第省的科多尼奧（Codogno）鎮發現了第一個境內確診的病例。”

緊接着公佈的信息讓觀衆倒吸一口氣：在確診前的兩週，這位38歲的男性已經出現了發燒等症狀，但由於症狀不嚴重，家庭醫生並沒有聯想到新冠病毒，只是讓他回家休息。

接下來幾天，他參加了兩場馬拉松、孩子學校的家長會，以及若干次朋友的聚餐，直接或間接接觸了5萬餘人。

封鎮、封城、封省，直到兩個星期後，封鎖全國。

意大利採用了整個歐洲最嚴格的措施，但仍然沒有止住病毒的飛速傳播。在武漢發生過的一幕幕，接連又在意大利北部重演——醫護人員物資不足、人手不足，再加上民衆的恐慌情緒，甚至讓人來不及去想，究竟是哪一步落下了，導致一錯再錯？

意大利人本來對本國的醫療體系一直充滿自信，這份信心不是憑空產生的。

2019年，醫學界權威雜誌《柳葉刀（Lancet）》發佈的“全球醫療可及性和醫療質量”（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榜單中，意大利排名第8，緊隨瑞士、瑞典等一衆北歐國家之後，遠遠超過排名第48的中國，也超過了鄰居德國（第18名）和法國（第20名）不止一個身位。

這份報告從全世界最常見的32種疾病（肺結核、腫瘤、心血管疾病、消化道、腎臟系統等）中，計算了各國居民每一千人可分配到的醫生和牀位資源，以及各類疾病治癒的百分比，加權而成。而意大利在新冠病毒所屬的“呼吸道感染”這一項，是100分的滿分。

但最終疫情的發展顯示，抗疫的好壞和《柳葉刀》上的排名沒有太大關係——上述排名體現的只是每個國家在單個疾病上的治癒水平。而一次大規模傳染性疫情，考驗的則是整個國家調度資源的能力。能否及時封鎖，派遣外部醫生入駐疫區；能否提供足夠物資、牀位；能否勸說民衆遵守章程……

說起這些，陳北感慨萬千。作爲志願者，他唯一感到慶幸的是當時及時攔下來了最後的8噸物資。很快，和武漢一樣，意大利就陷入了物資緊缺的階段。商會留下了少部分口罩給華人羣體，其餘則都捐贈給了羅馬最需要的醫院、警察局等部門。

一切都安頓好後，陳北又回到了電話機旁。

小機構的大情懷

物資短缺的嚴重性很快在疫情暴發一週後顯露了出來。

這是意大利之前沒預想到的一塊短板。事實上，整個歐洲國家有大規模口罩生產線的，只有捷克、法國和德國。於是從3月初，歐洲各國都在海關內攔截醫用物資訂單，甚至已經準備好發車的物資，都會被裝甲車扣押、明搶。

3月初剛剛從意大利“逃回”中國的羅馬一大留學生Emi，看到新聞中貝爾加莫（Bergamo）城也淪陷了的消息，心中一緊，她曾在那讀過一年語言學校，對那裏再熟悉不過了——既是旅遊城市、又是養老之城，兩個最受疫情影響的選項，貝爾加莫全佔了。

　Emi曾經在貝爾加莫讀過一年語言學校，對當地非常熟悉。

“那個城市小到只有一家麥當勞，兩條公交路線，特別乾淨、安靜，人也很好。”Emi回憶，“有一堵15世紀的防禦古牆還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在山頂上還有一個奇觀：一個天主教教堂和一個基督教教堂，面對面、門對門地建立，你在其它地方都看不到。”

坐落在意大利北部的山丘上，貝爾加莫離米蘭只有40公里，物價低、環境優美，成爲了很多北方人養老的首選，常駐12萬人口中絕大多是老年人，整個城市都是熟人社會，隨着疫情的惡化，這一點幾乎是致命的——僅僅一個月，有近1萬人確診，尤其是70-80歲感染的老人，幾乎全部在醫院過世了，火葬場每天24小時工作也無法處理完屍體，只得留下成列的棺材在教堂過夜。

“整整一代人，就那麼沒了！”Emi馬上想做點什麼。

3月21日，她聯繫了另外3個在中國的校友，準備開始籌款，爲貝爾加莫的醫院、養老院捐贈口罩；22日設計好了宣傳海報、微博文案，開始公開籌款。5天內，“貝爾加莫+1”慈善小組籌集到了1萬元善款。

作爲一個從零開始的慈善團體，Emi和她的團隊經歷了初創慈善團體最常見的難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難以獲取的民衆信任。

“當時很多組織在籌款，包括意大利的教堂、教會、華人學校等官方組織，我們一個臨時團體，不太能取得的別人的信任。”Emi說。“加上那時候，中國也經歷了一輪對湖北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人們對慈善組織或多或少有一些恐牴觸的心理。我們在微博上找大V幫忙宣傳時，都被要求出示公益組織的證明；發到微信羣裏，也會被質疑是騙子。所以我們很小心翼翼，一開始，每收到一筆捐贈都公示，後來才改爲一天一更新。”

第二個問題是，小機構在採購物資時的議價能力。

“我們算了下，如果買N95口罩，1萬塊只能買幾百個，作用不大。但醫用口罩可以買上千個，至少可以讓貝爾加莫一個醫院撐一星期。”

“即便這樣，和其他上萬個口罩的大訂單相比，我們也很難議價，最低砍到兩塊多。我們接洽了十多個廠家，很多聽說是募捐，還願意多送我們幾千個，但寄往歐盟的口罩，又要對比廠家出口資質，又要考慮價格，滿足條件的很少”。

團隊裏的其他3人白天都有工作，4人只能下班後再開會，“我在河南，發現洛陽剛好有一家資質很全面的廠，就直接去廠裏考察，最後定了這一家。”

　Emi克服重重困難採購並運送到意大利的物資。

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最難的物流問題。

“我們接觸到了一個可以免費幫忙運送的公益組織，所以這1萬多全部用來買了口罩，沒有留給運費的餘地。”沒想到航空管制開始了，能飛意大利的航班越來越少，連意大利本地的快遞公司也開始關門，“SDA停了，UPS也停了，只剩下DHL還能下單，誰知道哪天就停了。”

每公斤的運費卻以每天20元的速度在飛漲，而公益組織遲遲無法排班次，Emi團隊決定不等了，4個人墊了3000多塊，趕緊去郵局填了單子。

“從河南的倉庫，經上海、香港、米蘭，再轉運到貝爾加莫。中間因爲要等待海關排倉，用了7天才到。”這期間，Emi也摸清了“出關單”“報關平臺”“捐贈免稅申請”等以前從來沒碰過的事，等到貝爾加莫醫院傳來收到物資的消息，她才放心下來。

“經歷這次捐贈，還是體會到像我們這樣自發的組織，光靠個體的力量是很有限的。長期經營下去，必須要得到公益組織認證，擴大規模。”最後，Emi團隊把給貝爾加莫的第二次募捐轉移到了騰訊公益旗下。

5月中旬，貝爾加莫和大部分意大利城市一樣，已經開始了第一階段的復工，小鎮恢復了往日的生氣。

“已經過去一個月了，一想到發貨那天，我和媽媽在河南的郵局裏，兩個人蹲着一片一片地數，把4600個口罩分裝成兩箱寄出去，到最後收到意大利那邊的感謝信和照片……想想還是覺得很欣慰，很滿足。”Emi說。

　　午餐與關懷同樣免費

當恐懼已經滲入到每個社會角落時，在羅馬的梵蒂岡天主教Caritas食堂，志願者們卻在試圖減弱這種氛圍。

來喫飯的大多是移民和難民，也有意大利本地有低收入證明的人。封城令一出，這些原本流落在街頭的人不得不“消失”了，沒有人來得及問他們去了哪裏——窮人在這場疫情中是最不穩定，也最容易被遺忘的羣體。

“看着我們志願者分餐時候戴着口罩，原本能坐4個人的桌子現在只能坐兩個，他們也能感受到氣氛變了，所以我們儘量不弄得太壓抑，至少他們進來，會覺得這裏和往常一樣。”志願者Giulia說。

成爲Caritas的志願者後，Giulia本想把這個消息告訴家長，“想探探他們的口氣，但爸媽太擔心了，怕我會感染上，我只好騙他們說我不當志願者了，然後揹着他們偷偷來幫忙。”Giulia笑着說，“其實我想過的，我現在年輕，身體很好，而且一個人住羅馬，就算感染上了，也不會影響到家人。如果現在不幫，什麼時候站出來呢？”

　米蘭白十字會成員正在整理急救物資。

Caritas食堂提供免費的午餐和晚餐，每天平均有400人前來，也就是800次用餐。志願者每天需要工作至少5小時。從入口處和用餐者覈對身份，到分盤、分餐，最後進行垃圾分類——除了炒菜，其餘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志願者完成的。

提供的飲食非常全面，有一道主食、一道肉菜、一道素菜、水果、甜品。“雖然不可以續盤，但如果有人想多喫，可以拿一些水果或者奶酪，我們也準備了一些他們可以帶走的麪包。他們很有責任心，不會拿太多。”

平時不忙時，Giulia會和來用餐的人聊天，瞭解他們的處境，“有些人的想法仍然很草率，覺得病毒根本不存在，是外界編纂出來的。但我不會去刻意糾正他，因爲他的精神生活已經受到影響了，如果再去刺激，反而會讓他感到糟糕。也許，恰恰是這種想法，讓他堅持到現在，沒有被打倒呢。”

“其實爲了避免傳染，我們提供打包外帶，但還是有很多人選擇來這裏堂食。”Giulia說，“我想他們應該是感到了孤獨，渴望和別人接觸，渴望人羣中的陪伴，這也是這個食堂在疫情之中沒有關門的原因吧。”

急救員鑄就抗疫第一道防線

和人們想象中不太一樣的是，在意大利醫療體系中，“去醫院”是看病的最後一步。

意大利醫院沒有門診，居民如果覺得不舒服，需要先去小區內的家庭醫生辦公室做初步診斷。如果認爲病情嚴重，需要進一步拍片、化驗，纔會幫你安排進醫院的專科門診。

到了醫院也不是馬上就能看病。

醫生會根據病情的嚴重程度，發放“紅、黃、綠、白”的四種小條，紅色代表患者有生命危險，需要馬上得到治療；黃色代表患者情況比較嚴重，但暫時不會危及生命，醫生在治療完紅色等級的病人後，會馬上接受這類病人；綠色代表患者患有普通的疾病，需要排隊等待醫治；白色代表患者並無大礙，甚至沒必要上醫院看病，只要在家庭醫生處開藥，或是回家休息就能痊癒。

這樣的流程保證了嚴重病患的手術不會積壓，同時不嚴重的患者在家庭醫生這一關就被分流，減小了醫院的壓力。

在疫情暴發前，這套系統已經運行了很多年，取得了國民非常高的滿意度。但疫情打破了這個完美的醫療系統——新冠肺炎的重症比率爲13.8%，危重症爲4.7%，這也就意味着在每5個確診病例中，就至少有1個需要住院。

而在重災區米蘭省，所有的醫生、護士已幾乎住在醫院了，每日上千名新增的確診病人將醫院的走廊都擠得擁擠不堪，擔架車都難以通過。

醫院之外，困在家的羣衆也有着極大的醫護和需求，由於無法外出看家庭醫生，患者只得求助於急救電話，於是隨救護車前來的急救員成爲了接觸病患的第一道防線。

由此，意大利的醫療體系非常依賴志願者的力量，但不是所有志願者都能成爲急救隊員——新人至少要經過120小時的初級培訓，加上長達一到兩年的學習、培訓、實習等流程，測試通過了，才能夠擔任急救員。所以真正堅持下來的人並不多。

　米蘭白十字會隊員在疫情期間幫助不便出行市民購買生活用品。

這就讓Fabio和Silvia這樣有5年經驗的隊員格外寶貴。

Silvia和Fabio已經在米蘭“白十字會”（Croce Bianca）工作了5年，作爲急救組的隊員，他們曾帶着擔架、輪椅走進過米蘭大大小小的人家，但他們都感覺到，這次的疫情明顯和以往都不一樣。

“我做了快30年志願者了，以前病人打電話來求助的時候，雖然病人也會慌張，但80%情況下，都知道自己有什麼病症，該怎樣處理，而這次的病毒是完全未知的，連我們急救隊員一開始也不知道要如何跟人們解釋——一開始都說是一種流感，後來又改說不是。”Fabio回憶。

“你會看到，每一次進一個病人家的時候，她們眼神中都充滿恐懼，尤其是獨自在家的老人。”Silvia說，“這讓我們很難受，因爲戴着口罩，甚至沒辦法給她們一個微笑。”

“如果說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患病，那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孤獨地患病。”1978年，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這樣寫道。

從3月開始，急救隊每半個小時就會接到電話，如果對方已經出現新冠病毒的症狀，就需要馬上出車。爲了節省時間，志願者的防護服、手套、眼睛和口罩都是在車上穿戴。

“以前出任務，一輛車裏會有3-4個隊員，一個負責問疾病史，一個測體溫和血壓，一個準備擔架或者輪椅。現在人手緊缺，有時一輛車上除了司機，只有一個隊員，她要一個人搞定全部流程。”

隨着倫巴第大區疫情在3月底達到高峯，有些醫生因爲醫院的嚴峻形勢當場大哭，無法給予每個病人所需的照顧讓他們心如刀割。

“當你看到病人那麼難受的時候，你很容易受到影響，尤其是新來的志願者，每天執行完任務，都沒辦法排解，自己窩在心裏難受很久。我做急救隊員這麼多年，也面對過不少死亡，我的經驗是，要在志願工作找到一種平衡——你要假裝這個病毒不嚴重，不能讓它影響到你。這很難，但要試着去做。”

直到今天，Silvia還清晰記得她第一次前往新冠患者家的情形：“那是一個6個月大的小嬰兒，發燒了，他父親也有新冠症狀，懷疑是自己傳染給孩子的，很是自責，母親也在一旁哭個不停。”

她格外小心地給孩子測體溫，“她那麼小，我真怕哪個步驟沒做好，讓她疼了。”

但嬰兒並不是整個疫情中最脆弱的一環。調查顯示，在意大利所有確診患者中，13%爲醫護人員。截止至5月12日，共有163名醫護人員因感染病毒去世。

“我們白十字會也有一個成員確診了，嚴重到了需要插管治療的地步。”Silvia說，“到現在都沒辦法確認他是怎麼感染上的，執行任務的時候，我們都戴了N95口罩、護目鏡、兩層手套和防護服。”

她猜測，“有可能摘口罩、手套的時候他漏掉了哪一環？還是更早感染上的？畢竟疫情在1月底就已經在倫巴第地區出現了，但坦白說，那時我們還沒準備好。”

這種不確定感也影響着急救隊員的心情，“我每次回家時，都在門外換了衣服再進去，然後把當天的衣服放洗衣機裏，去洗澡，再和家人一起喫飯。”Silvia說。

“因爲擔心傳染，我已經4個月沒見我父母了。”Fabio說。

　意大利志願者Fabio及Silvia。

5月4日，意大利疫情管控進入第一階段，允許市民可以出門遛彎；5月18日，進入更寬鬆的第二階段，可以前往餐廳喫飯。意大利的街道上慢慢恢復了往日的熱鬧，不再是隻有救護車的鳴笛。

“我們在爲10月做準備，冬天是急救電話最多的季節，很多死亡是流感造成的，今年再加上新冠病毒，急救組的工作量不會小。”Fabio說“但有了這次經驗，我們會準備得更好。”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北、劉楠爲化名）

來源：中國慈善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