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神仙家、古医家、道家对养生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只讲人的社会价值，不讲人的生命价值，所以在养生学上没有什么建树。这种看法，纯粹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孔子说“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当正义与生命两者不能兼得时，应毫不犹豫地为了正义而牺牲生命。这里是把正义放在第一位，生命放在第二位，其中没有任何否定生命价值的含义。

儒家创始人孔子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仁者寿”(《论语·雍也》)，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理论形态的养生学命题。这个命题的特点是从“仁”与“寿”的辩证统一上全面思考养生问题。他在这里所说的“仁”有其特定的含义。

东汉包咸的解释是“性静”，唐孔颖达的解释是“少思寡欲，性常安静”，这个意义类似北宋苏轼所说的心平气和”(《菜羹赋》)。在孔子看来，心平气和，才能延年益寿。

这里，既讲了人的修养，又讲了人的健康，并把人的修养水平、精神状态作为健康的首要因素。这种“仁者寿”的思想，以及他关于心性修养的论述，奠定了中华养生学史上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继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人都提出了许多与养生问题有关的论述，他们的著作是中华养生学史上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理论篇章，其中，孟子是中华养生学史上最早提出“养生”范畴的两位(另一位是庄子)学者之一。

他在《孟子·离娄下》把“养生”与“送死”作为人生所面临的两个问题。他认为“养生”就是侍奉父母，使其身心健康，颐养天年；而人人都是父母，人人也都将成为父母，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把养生的这种学术思想给予了平民化的概念，使养生的理论从士大夫阶层往普通老百姓中下移。

早期儒家养生文化的学术内容包括养心与养身两个方面。养心就是进行心理建设，以便从中产生出延缓衰老的积极效果。养心的具体要求很多，其中与养身有密切联系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项。

孔子说“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品德(《论语·雍也》)，它的含义就是要信守其“中”(《论语·尧曰》)，“过”与“不及”都是错误的(《论语·先进》)。

他认为具备了这种品德，在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就能符合物理人情，无过无不及，就不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烦恼，从而使“天禄永终”(《论语·尧曰》) 。

子思则进一步把“中庸”与人的情感相联系。他在《中庸》中说：人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无论这些情感是潜藏在心里，还是表现出来，都应使其适当适度，这就叫“中”“和”，凡是能以“中和”规范自己的人，就不会喜怒无常，哀乐失控，从而创造出一种使人与人、人与物相互统一的和谐气氛。

这种和谐气氛下的心态平衡，对健康是极其有益的。西汉董仲舒曾经评论说：“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孔子在《论语》中讲“无怨”、“不怨”、“远怨”、“匿怨”、“又何怨”、“又谁怨”的文字，见于《里仁》、《公冶长》、《述而》、《颜渊》、《宪问》、《卫灵公》、《尧曰》等7篇，共12处。可见，孔子对“无怨”的重视程度。

他要求在基本利益相一致的条件下，对家、国，对上下，对父母兄弟，对朋友，以至对不同性别的人和不同修养的人，都“无怨”，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人人都培养出“坦荡荡”（《论语·述而》）的宽恕的胸怀。

此，曾子赞叹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他并根据孔子的上述思想在《大学》中提出了一个千古传颂的名言叫“心广体胖”。这句名言，既有伦理学上的意义，更有养生学上的意义，可以说是一句养生名言。它向人们揭示出一条养生的真理：人的胸怀舒坦宽广，身体就安泰健壮。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里，根据人生的不同阶段和生理的不同特征，总结出处理各种欲望的具体经验，把好色、好胜、好贪作为有碍身心健康的三个因素。

所以，早期儒家不主张无欲养生，他们所考虑的是怎样合理地“给人之欲”“养人之求”，他们希望确定人们欲望正当不正当的界限。

孔子认为，迷恋富贵是贪，生活无节、追求享乐是贪，不以义取也是贪。对贪欲的危害，孔子说了两个字：损矣。这是自损之道，自己走上了损害自己的道路。《左传》把贪欲的人形象而又辛辣地比喻为“封豕”（即大猪），越是贪婪越为自身准备了灭亡的条件。

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说明贪欲伤生，甚至会遭致杀身的后果。所以，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里的寡欲是针对多欲而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欲望超出正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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