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甘曉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發展社會研發機構”受到重視。

顧名思義,社會研發機構強調了“社會”的維度。

那麼,它到底應該“社會”在哪兒?和新型研發機構有什麼區別?最好由誰來建?

日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梁正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表示:“社會研發機構更強調科研中的社會化力量,應改變當前的創新範式,最終實現對國家創新體系的有益補充和完善。”

“具體來講,由產業聯盟創建社會研發機構最合適。”梁正指出。

升級版“四不像”?


提到社會研發機構,很容易想到的是,其與“新型研發機構”有什麼區別?是不是後者的“升級版”?

梁正指出,二者並不是簡單的“原版”和“升級版”的關係。

新型研發機構中的“新”更多地體現在體制方面,相對的是高校、科研院所等傳統研發機構,社會研發機構則強調由社會力量興辦。

實地調研多家大學、研究所後,梁正發現:“無論怎麼改,這些傳統研發機構仍然要按照事業單位的體制來運作,人員編制、經費來源等問題都會受到約束,脫離市場、欠缺靈活性。”

新型研發機構的提出正是針對這個問題。

深圳市政府與清華大學聯合成立的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早在1996年就開始試水研究機構的企業化運作方式。

作爲全國首個新型科研機構,研究院還摸索出“四不像”理論——既不像大學又不像科研院所,既不像企業也不像事業單位。

如今,“四不像”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各地出現,已形成相當規模。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中科院院士劉忠範批評了這一現狀:“如果是單純地再建一兩所研究機構,在機制上理念上與現有的高校研究院所沒有差別,那是在‘1000’的基礎上再加‘1’,對現有科研格局不會帶來任何改變,也不會產生切實意義。”

“新型研發機構變成一個大筐,什麼都往裏面裝。”梁正也指出,“社會研發機構不應當被視爲新型研發機構的升級版,而應當更加強調創新範式的改變。”

產業聯盟最有希望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梁正認爲產業聯盟最有希望成爲社會研發機構的載體。

產業聯盟通常是多家相關行業企業聯合組成,通過籌集社會資源,以解決產業中的共性技術問題。

美國半導體產業聯盟Sematech、日本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聯盟都是通過產業聯盟支持共性技術研發的成功典範,在明確目標的指引下,通過行業龍頭企業共同投入和聯合研發攻克了行業關鍵技術。

而德國弗朗霍夫學會、臺灣工研院等則是主要服務於產業需求、致力於應用技術研發的社會化研究機構。

“例如,德國弗朗霍夫學會只有大約1/3的經費來源於聯邦和各州政府,其他都是來自於產業界,但並不一定專門爲某一家企業服務。”梁正介紹。

例如,目前被廣泛使用的視頻編解碼MPEG格式標準便是其成果之一。

在梁正看來,產業聯盟的獨立性應當高度重視,其區別於企業自辦的研發機構。

“產業聯盟仍然應當堅持以新技術的研發作爲牽引,用技術去孵化產業,而不是去開發某項產品。”他表示。

具體而言,產業聯盟應着眼於未來,識別能夠促進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完成前端研究後,再由企業轉化爲產品。

走訪多家研究機構後,梁正發現,由中國科學院、深圳市及香港中文大學三方於2006年共建的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以及2014年由13所大學聯合創辦的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等機構已經開始具有上述創新範式的特點。

“只有真正對創新範式進行改革,我們纔有希望對標國際上成熟的社會研發機構,並且讓它真正發揮作用。”梁正強調。

豐富國家創新體系

從結果上看,社會研發機構是國家創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直以來,我國科學研究主要有兩股力量。一是高校、科研院所等體制內機構。

自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印發以來,企業作爲創新主體的角色越來越受到重視,形成科研的第二股力量。

這兩股力量也形成了科學研究兩極化的景觀,一極是政府主導的研究,另一極則是企業和市場主導的研究,二者的中間地帶——社會主導的研究被忽視。

這令中國科技對經濟的支撐乏力,導致科技、經濟“兩張皮”問題長久得不到解決。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社會研發機構,則是希望把社會的研發力量納入進來,完善和豐富國家創新體系,進一步與先進國家創新體系接軌。”梁正判斷。

《中國科學報》 (2020-06-02 第4版 綜合)
編輯 | 趙路
排版 | 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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