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仇英本《清明上河圖》不是張擇端的重複，背後藏着哪些信息？

創作於九百多年前的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和創作於近五百年前的仇英《清明上河圖》，究竟存在着什麼樣的關聯？兩圖所描繪的場景、事物和風俗制度是歷史真實的反映還是藝術的虛構？對兩圖中存在的疑惑問題如何進行合理的解讀？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是舉世聞名的北宋社會風俗畫鉅作，其後摹本、仿本、別體本和再創作本層出不窮，其中尤以明仇英《清明上河圖》最爲著稱，摹本之多，難以計數，各《清明上河圖》版本流傳於國內及世界各地，傳播之廣，影響之深遠，在中國繪畫史乃至世界藝術史上是罕見的。

《清明上河圖》局部 中段 故宮博物院藏

對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研究工作，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現以來，經久不衰，發表論文和專著多達百餘篇，取得頗有價值的成果。然而《清明上河圖》圖中仍有諸多問題未曾取得共識，對其內容的解讀各抒己見。因此於《清明上河圖》的理解和解讀仍存在着頗大空間，有待於繼續探究。相比之下，仇英《清明上河圖》之研究就顯得薄弱。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現的仇英《清明上河圖》（《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本，現藏遼寧博物館），曾經發表過一些研究論文。然而2000年發現仇英《清明上河圖》（吳榮光《辛丑銷夏記》著錄本，簡稱“辛丑本”）之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諸多專家學者就此發表了研究論文，並與2015年和2017年先後出版了《仇英模清明上河圖鑑賞》和《大明古城蘇州之繁華·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研究論文集》兩部專集。不少專家學者對此圖進行了精細的藝術分析和縝密的資料考證，證明此圖爲仇英創作之真跡。

《清明上河圖》仇英 （辛丑本）

創作於九百多年前的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和創作於近五百年前的仇英《清明上河圖》，究竟存在着什麼樣的關聯？兩圖所描繪的場景、事物和風俗制度是歷史真實的反映還是藝術的虛構？對兩圖中存在的疑惑問題如何進行合理的解讀？這些問題縈迴在我的腦海裏，於是乘着退休之後有暇的時間，作了一番爬梳考辨工作，查詢了大量有關的文獻資料和實跡，析義探微，得到一些新的認識，遂撰寫了本書。

《清明上河圖》（局部）橋頭 仇英

其中一個重點議題爲《清明上河圖》創作時間的考證，根據圖後金代張著題跋內容，考辨此圖應創作北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之前，描繪的是神宗（1064-1085）、哲宗（1086-1100）朝的社會生活狀況。而不是後世一些人認爲的描繪徽宗朝（1101-1119）社會風貌。由此爲解讀圖中事物確立了基點。另一觀點是同意現存《清明上河圖》爲“殘卷”，現存南宋摹張擇端《金明池爭標圖》（藏天津市博物館）的母本應是《清明上河圖》結尾的宮苑部分，中間缺失了街市和官宅情景。此外，對《清明上河圖》是否含有“畫諫”的用意？《清明上河圖》遞藏流程中是否存在“虛構”的情節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同時以比較大的篇幅對《清明上河圖》中描繪的場景、事物、當時市井生活面貌等，逐一作了解讀。我沒有新的研究方法，仍是運用傳統的資料考證、實跡對比等方法，來剖析疑惑問題，力求言之有據，邏輯縝密，推斷成理。

《清明上河圖》（局部）張擇端 故宮博物院藏

《清明上河圖》仇英（辛丑本〉（局部）拱橋集市

首先對作者仇英的生卒年作了考證。依據對一些畫跡和史料的考辨，提出新的意見，即仇英生於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卒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後。享年約六十九歲。另一個論題是對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的收藏鑑賞印做了詳盡的考釋，論證明人收藏鑑賞印的可信性，爲鑑定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爲真跡的論斷補充了翔實的證據。

仇英《東林圖》唐寅、張靈題跋

對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的賞析，筆者力圖從明代蘇州的地域和時代背景切入，對圖中描繪的各種事物，各項活動，各類行當，各種設施，運用歷史材料進行分析，以解開其圖像背後深藏的歷史信息。同時對圖中一些特殊細節，如“臥守空宅”、“宮苑詭祕氣氛”等景象試圖索解其背後隱藏的當時政治風雲事件，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牧笛遊春

清明時節是蘇州踏青賞春的好時光。人們紛紛出遊，享受春天帶來的愜意。圖中一牧童坐騎牛背，牧笛吹起，響聲繚繞，與潺潺水聲，綠柳桃花相伴。幾位富家千金、公子出遊，文人侍童踏橋過溪，人景合一，青綠山水，美不勝收。猶如唐張九齡《感遇》詩所道：“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爲佳節。”

圖中的有些情節如射彈，茶壺店、大學士官船等，聯繫當時的道德崇尚、紫砂器的歷史和蘇州官員形跡等歷史背景進行釋讀，以使讀者能對圖像有更生動形象的理解。總體而言，經過細細的剖析，筆者認爲此圖中描繪的事物景象都有歷史事實依據可尋，並非憑空虛構，這是一幅有很強寫實性的創作。

商旅趕路

青山溪水，綠柳桃花，景色宜人，一支商旅山間趕路，主人騎淺棕馬紅墊，衆僕擔挑、背囊、抱裹，穿梭在山谷之間，神態各異，動態十足。

通過兩圖的比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仇英本不是張擇端本的簡單重複，兩圖是各自獨立的原創作品。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在總體構圖經營上，沿襲了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模式，即郊外--虹橋--城外--城內大街的模式，但增加了宮苑部分，這也許原本就是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應有的結尾。

春臺戲、南戲《白兔記》

圖中春臺戲場面熱鬧非凡。戲棚講究，木樁席頂，圍欄幔帳，樂隊整齊。隸書“古今奇觀”匾額橫掛檐下，這“今古奇觀”四字，是指南戲四大名戲：《白兔記》《殺狗記》《拜月亭記》《金釵記》。

臺上演出的正是南戲《白兔記》“咬臍郎井邊遇母”一場。身穿紅袍的當是後漢帝劉知遠的公子咬臍郎率衆將外出打獵，追逐一隻白兔時，在一井旁偶遇離別十五年之久的母親李三娘，李三娘向咬臍郎訴說自己的身世，此段最爲精彩動人。臺下戲迷神態各異，如癡如醉，有的指指點點，有的交頭接耳，有的舉手叫好，場面極爲生動。

清顧祿《清嘉錄·春臺戲》：“二三月間，里豪士俠，搭臺曠野，聚錢演戲，男婦聚觀，謂之春臺戲，以祈農祥。”清詩人蔡雲曾對春臺戲有過描述：“寶炬千家風不寒，香塵十里雨還幹。落燈便演春臺戲，又引閒人野外看”。

貨船

明代漕運貨船之一，又稱沙船。它的特點是，船底平，阻力小，適合內陸航道航行。有三桅船帆，此帆不是布制的，而是用竹子編制的席帆。船艙甲板上明快簡潔，沒有宋船那樣繁雜。所在貨物均在甲板下面的船艙裏，重量集中在船的底部，使船在航行中保持平穩，不會因高大的三桅風帆受風力之後傾覆，這是典型的內河運輸船。畫卷中有多種船，如擺渡船，圍篷船、官船等，均可以圖像史料進行研究。

兩圖有不少內容情節相同，反映了歷史的傳承性，但藝術表現手法有所不同；手工業、商業的行當在仇英本有許多增加，反映了歷史的發展演變和蘇州地區特具的繁榮經濟形態。有關社會風俗和生活方式細節的描寫，兩圖各具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特徵。

論辯

岸邊有“論辯”人羣，雖然觀者不知他們在論辯什麼，但從他們的表情可以看出一定是發生糾紛而爭執。仇英在論辯人羣背後繪有一處鄉紳院落，茅舍內有一鄉紳和一位白髮老人談話，這便告訴觀者，論辯事件與鄉紳、老者正在解決論辯的事件，這便是明代民間的一種“調解”機制。

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四月詔諭：“命有司擇高年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鬥毆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戶部教民榜文更明確規定：“民間戶婚、田土、鬥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輕便告官，務要經本管裏甲老人理斷。若不經由者，不問虛實，先將告人杖斷六十，仍發裏甲老人理斷。”所謂年高公正之人和里老之輩，絕大多數是地方上的豪紳和族長，他們之間的會決。

街頭打鬥

街頭打架是歷朝歷代最常見的社會現象，然而仇英筆下的這一打鬥場面將打架者、勸架者、起鬨者、漠視者、傳播者等各種心態表現得淋漓盡致。

原圖人物高2.2 釐米，放大後五官神態清晰可見，可謂神來之筆，非仇英莫屬。

精裱名公書畫，手卷冊頁單條

這是一家“字畫裝裱”店。明代蘇州的字畫裝裱（裝潢）手藝高超，號稱吳裝。有“裝潢能事，普天下之，獨遜吳中”之說。店內有一張“大紅案”，這是字畫裝裱必備的裝裱臺。老式“案子”的製作相當講究。爲了確保案子常年不變形，必須選用不宜變形的板料（胎板），經幾十道繁雜的“披麻瀝粉”（披麻掛灰）和“漆飾”工藝製作而成。明代宮廷所用“大紅案”一般由蘇州的古建築木工師製作，與古建築的硃紅大門和硃紅柱子的製作方法一樣，甚至更加嚴格。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和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是中國繪畫史上兩件現實主義社會風俗畫的典範作品。對兩件作品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解讀其內含的歷史信息，深入挖掘其內涵的認識價值、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是一件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有意義的工作。本書的撰寫希望於《清明上河圖》的深化研究有所裨益，書中的見識是筆者一己之見，若有差誤，冀望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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