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稻作水田生产劳动为题材的农民画

松江区位于上海市的西南部,早在明清时期,松江一带的田山歌已十分盛行。作为稻作文化的产物,明末清初的田山歌不仅是劳动人民创作的文学样式,更因具有着鲜明的音乐特性,而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上海松江区作为其重要的历史发展舞台,是研究田山歌的一面重要的“镜子”。

田山歌,产生和流传于稻作水田生产劳动之中,主要是以表现稻作生产和水乡生活风情为内容的山歌形式,曾广泛流传于长江三角洲部分水稻耕作地区,是江南地方文化中极具个性色彩的优秀民歌品种,清亮优美。田山歌与其说是歌,更恰当的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记录了历史文化、婚姻爱情、民情风俗,反映人文语言心理、宗教等大量内容,有着江南稻作文化区域民歌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上海田山歌的历史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太湖流域开始有原始的栽培水稻农业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江南就已经产生田山歌的原始形态。作为我国典型的稻作农业区,太湖流域雨量充沛,河湖众多,气候温适,自然条件十分有利。因此,这种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为当地人民创作、传承田山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明代时期,松江一带的田山歌已十分盛行,如在《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录了多首松江一带的田山歌;松江新滨、泖田等乡镇中广泛流行的《刘二姐》《撩郎》等山歌,在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山歌》中都可见到它们的影子。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具有稻作文化特点和乡土文化气息的田山歌形式,早在明代时期已在上海民间地区广泛流传。及至清末,上海地区田山歌的创作与传播更是达到了鼎盛阶段,作为上海西南部的松江地处太湖流域,所辖区域河渠众多,池塘密布,松江地区诸多的田山歌,正是在这片蕴藏着丰富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2008年,田山歌作为吴歌的扩展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

在历史上,松江地区的艺术传统与江南地区的整体文化发展,就有着深厚的渊源;江南音乐文化对松江地区的民间音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使其既融于江南地区整体的音乐语境,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

作为江南音乐的中心地带,太湖流域和上海地区大部分方言属于吴语系,古称吴地。这一地域“从历史到现在,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大致是现在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和嘉兴地区的一部分,以及上海地区,即原江苏的松江地区。这一带的民歌称之为吴歌。所谓吴歌,便是流转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

也许是江南自然条件、生活方式所酿成的人民的性格、气质、方言、爱好等方面缘故,吴歌的风格比较温柔敦厚,婉约轻扬,从语言、表现手法、局势发展、结构特点等方面看,均与今日上海松江的“田山歌”很相似,有不少曲目、唱词在近代民歌集里还能见到,更有的流传于民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的海派文化历经城市七百多年的发源历史和一百六十余年的开埠岁月,在传统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别具一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田山歌”正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融汇古今,并深深地融入人民的精神血脉之中。

从体裁上来说,按照当地群众对它的传统分类习惯,大致将田山歌分为“小山歌”和“大山歌”。“小山歌”与“大山歌”性质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唱的“形式”:小——人数少、旋律平稳、乐句小;大——集体性、多起伏、多乐句。从题材方面看,其歌词内容主要来自当地民众现实生活,多以表现当地民主、劳动、生活、思想、爱情等内容为主,无论是描绘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还是表现劳动技术和劳动态度,都带有稻作文化的印记,与稻作农业生产的特点密切相关。

松江泖田、新浜地区早在清初就已经是著名的田山歌之乡,山歌班经常活跃于田地间及演出舞台。但限于农民多半不识字,田山歌的传唱基本流于口头,且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稻作生产方式的日益减少,松江的田山歌逐渐走向了衰落,其生存环境和传承人群均渐流逝,田野间原生态的田山歌已不多见,有些则在不断面临着消亡或失传的可能。近年来,当地加强了对山歌的保护与传承,使其正在逐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是: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下,单一的传统的艺术体裁如何薪火相传,走进大众视野,去符合年轻化的文化需求及审美,进而拉近“非遗”与现代的距离?

中国有成千上万种民间传统技艺,它们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消失,还有的正在重新复苏。松江田山歌只是其中的一种。“从娃娃抓起”是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我想传承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我们的传统艺术,让娃娃们进一步了解、走近、爱上传统艺术;一方面要保护传承人,为传统艺术搭建平台载体,并激发二度创作,这也是对于田山歌的保护与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丰富田山歌的展演活动,以原带创,以始带新,结合时代特征,在吸收西方社会文化艺术的同时,保留多一点民族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将不断滋养社会审美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保留传统音乐生存的土壤,在新时代重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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