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情况来看，南京这个地方似乎并不适合作为国都。历史上但凡是定都南京的，不是国运不长久就是偏安一隅，都不能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可是让人不解的是，深受传统文化思想浸染的蒋介石为何也将国都定在南京呢？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一路势如破竹，连战皆捷，眼看就要饮马长江，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驻地远在广州，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确定新的政治中心。于是，迁都问题被提上了重要日程，蒋介石最终提出了迁都武汉的意见。

根据蒋介石的意见，1926年11月16日，鲍罗廷、宋庆龄、孙科、徐谦、陈友仁、宋子文6人率卫队500人，由广州前往武汉。这天，蒋介石接见了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他谈到迁都武汉的看法：

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1927年1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并决定以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

定都武汉不无道理，武汉地处华中，为“九省通衢”之地，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战略地位异常重要，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然而蒋介石建议定都武汉，有他自己的目的：一是为了控制唐生智。唐生智实力雄厚，且具有政治野心，其势力范围在两湖地区，对蒋介石构成了潜在威胁。定都武汉，就等于看住了唐生智；二是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削弱其影响力。

但是，蒋介石到武汉转了一圈后，又突然变卦。12月31日，他在南昌与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密谋，借口“为政治与军事发展起见”，又主张改都南昌，并将部分中央委员截留在南昌，强迫他们表态，由此挑起“迁都之争”。

蒋介石之所以变卦，有两个原因：一是武汉克复后，工农运动发展很快，“赤化”程度比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利于他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二是武汉和湖北都是唐生智的驻军，蒋介石难以指挥，不能发挥其总司令的个人权威。如果迁都南昌，便可大权独揽，为所欲为。

不过迁都南昌的建议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何香凝、宋庆龄、邓演达等人，武汉各机关团体也纷纷举行集会和发表通电反对迁都南昌。为此，宋子文还扣了蒋介石1200万元的军费，无奈之下，蒋介石被迫同意迁都武汉。

这场“迁都之争”，以蒋介石退让而结束。蒋是个倔强之人，不甘心失败，他的退让只是一种策略，更大的争执还在后头。恰在这时，他又遇到一次打击，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被免除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部长等职，仅保留了总司令一职。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蒋介石有了新的立足之地，国民党就此形成了南京北伐司令部和武汉国民政府两大对垒阵营。蒋介石兵权在握，他决定与武汉方面决裂，另起炉灶，定都于南京。

蒋介石向来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这一次他又打起了孙中山的旗帜，以完成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为由，选择南京为首都，这很容易为国民党内大多数人所接受。再加上他手里握有一支现代化军队，能够一一制服其他军阀，实行独裁的条件已经具备，所以蒋介石坚定不移地在南京定都。

虽然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首都，但在武汉还有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与之对峙。不久，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还存有别的军阀，南京政府面临统一的巨大难题。

经过软硬兼施，蒋介石将冯玉祥、阎锡山和新疆总督杨增新等实力派人物收服在麾下，国民党各反蒋势力也达成妥协。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三个国民党中央的混乱局面。同年6月，蒋介石继续进行以北京为主要目标的北伐，张学良宣布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然而，此时南京的首都地位并不稳定。

北京换旗后，就发生了一场重新定都的争论。北方派在阎锡山、冯玉祥的授意下，极力主张迁都北京。其理由是，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自古为短命小朝廷所喜爱，是世人皆知的亡国之都，国民政府不宜在此定都。而北京龙脉兴旺，凡在此建都的朝代，均兴旺发达，国运长久，因而国民政府也应建都于此。

蒋介石的一帮御用文人也不示弱，称南京是中山先生生前确定的首都，总理的遗志自当继承，首都是国家的心脏，万万不能改变，谁要是主张迁都，就是别有用心，是反对政府的“贰臣”。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漫天飞舞，北方派文人只好沉默了下来。

显然，不管是定都武汉、南昌、南京还是北京，实际上都是权力之争。对此蒋介石岂能不知，又岂能拱手相让？他利用手中的大权，随即把北京改为北平，至此，定都之争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