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學生到"後浪"青年 中國青年世代變遷的背後
從六四學生到"後浪"青年 中國青年世代變遷的背後
1989年4月27日，33歲的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郭於華與同學們在北京的街頭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直到自己腳上的舊傷復發。但是，她依然覺得很振奮，充滿了希望。
“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振奮，覺得有希望。覺得哪怕是一個人，哪怕學生的力量很弱，但是也覺得我們盡力了，在儘自己的力量。” 六四”31週年後，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擔任教授的郭於華回顧當年的自己，這樣告訴美國之音。
郭於華參加的就是後來被稱爲“4.27”大遊行的行動。此前一天，1989年4月26日，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將學生們4月17日以來的抗議活動定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曾經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擔任常委的周鋒鎖31年後回憶起1989年5月17日在天安門廣場的21歲的自己時，說的最多的也是“振奮和希望”。
5月17日，是天安門抗議活動的高潮日。那一天，大量外地高校學生進入北京和北京各界人士一起，舉行百萬人大遊行，支持在廣場上絕食抗議的學生，其中包括黨內人士，甚至還有穿制服的警察。
他說：“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安門廣場那麼多人，非常興奮，充滿希望，有很多的聲音發出來那種自由的滋味。……在天安門廣場你就感覺，哇，這麼多人，跟你有同樣的夢想，而且敢於在青天白日之下說出來。那種激動是非常令人難忘的。…… 非常激動，充滿希望的。”
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孟捷慕（James Mann）曾在經1980年代中後期擔任《洛杉磯(專題)時報》北京分社社長。1989年6月4日當晚，在中共當局出動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及周圍地區抗議腐敗和要求民主的學生和市民的時候，他正在長安街的寓所裏趕寫有關抗議的稿件。
充滿希望，銳意改革
孟捷慕告訴美國之音，1989年的中國與現在的中國完全不同，無論從政府層面還是學生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和銳意改革的年代。
他說：“中國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而且，他們也得到了高層領導的鼓勵，以適應新的變化。雖然這（變化）非常模糊，但是，人們認爲中國在變，中國應該變。其中的一個改變途徑就是對外開放。這意味着對西方開放，同時也意味着很多其他的東西。變革就是他們的想法，雖然沒有人知道應該走多遠。”
孟捷慕說，那個時候，中國年輕人渴望瞭解中國之外的世界、瞭解西方。哪怕美國的普通人的生活也讓他們驚奇。
他說：“我記得我給兩個中國朋友播放了《克萊默夫婦》的電影。他們全程睜大了眼睛。他們之前從來沒有看到這些。我是說，他們看了一小部分類似的電影后，還希望看到更多。他們對能夠了解西方的普通人的生活感到驚奇。”
事實上，上個世紀的80年代，在經歷十年文革(專題)的禁錮後，中國剛剛開始打開國門。中國人除了開闊了眼界之外，思想上更是呈現出一派活躍、開放之勢。那個時候，不僅是學生和知識分子，甚至是市民都積極參與國家大事以及中國未來道路的辯論，有時侯，這樣的辯論是針鋒相對的。這也是“六四”後三十一年間再也沒有出現過的現象。
具有理想主義和愛國情懷
參加“4.27”大遊行的郭於華說，其實當時大家心中只有一個簡單的訴求：“我們是希望這個國家好，希望這個國家能走向一個正常的，民主共和的體制。人人有權利，人人有自由，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訴求。”
1989年學生抗議活動爆發的時候，24歲的張毅在武漢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法律。31年後，他告訴美國之音自己參與“八九六四”的初衷也是希望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他說：“因爲我學的是法律。學法律的人都有一種家國情懷，希望這個國家越來越好，希望我們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幸福，希望我們一切運行在法制的軌道上，所以參與了反官倒、反腐敗的（89民運），因爲腐敗和官倒和法制是格格不入的……作爲一個有正義感的年輕人，既然我選擇了學法律， 那麼我就要選擇用法律來武裝自己，在自己的言行中體現出來， 所以我參與89年的民運，我希望這個國家越來越好。”
張毅1989年6月4日當天在武漢的長江大橋上被當局抓捕，後來他的兩隻耳朵在刑訊逼供中重度致殘。
前駐華記者孟捷慕說，“六四”學生充滿着理想主義和愛國情懷。他說：“愛國主義應該是一個更好的表述。他們覺得他們想提升自己的國家……他們認爲自己是理想主義的，也是愛國的。……他們認爲自己是在採取必要的行動來使得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使得它走向現代化的世界。我想，他們應該認爲自己是與五四精神相通的。”
他說，與現在“反美”的中國愛國青年不同，那時候的年輕人的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體現在希望限制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上面。
他說：“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體現在爲共產黨的權力設定新的限制。這也被理解爲是愛國主義。那些孩子以及那些支持他們的或是領導他們的知識分子是這麼認爲的。”
他強調說，這些權力限制談不上是真正擁抱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他說，“六四”時期，被視爲中共黨內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也從來沒有從民主選舉的意義上來談論民主。胡耀邦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認爲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被迫辭職。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學生們對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動被視爲是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開端。
孟捷慕說， “六四”首先是反貪腐、反裙帶關係，反共產黨當時的所作所爲。學生，特別是普通民衆，當時對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雕像也是在抗議的後期才豎立起來的。
雖然如此，對當年的周鋒鎖來說，高高矗立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雕像與毛澤東畫像的對比讓自己至今難以忘懷。他告訴美國之音， 他是1989年5月31日，雕像被豎立起來的第二天看到這個畫面的。他說：“剛剛下過雨，天空被洗刷的很藍很藍。學生們連夜架起的民主女神像在湛藍的天空的襯托下顯得那麼的潔白。她驕傲地聳立着，正對着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畫像。”
31年後，回想自己和同伴們當年爲自由和民主所做的努力，周封鎖無限感慨地告訴美國之音，自由理想與專制的對峙到今天還在中國繼續。
(2) 六四後，中國青年對政治“無感”、“冷漠”、甚至“恐懼”
1989年6月4日那場屠殺中的坦克，碾壓了示威的學生和民衆，也碾碎了中國有限的政治改革。從那以後，民主、羣衆示威以及政治體制改革成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紅線。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致力於發展經濟，以維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愛國主義”洗腦教育
“六四”之後，除了對參加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學生進行最後的“追剿”之外，（周鋒鎖就是當年二十一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排名第五），中國共產黨也立即着手對學生們，特別是此後入校的學生們進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
從1989年到1992年，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這兩所普通高等學校的本科新生都需要參加爲期一年的軍事訓練和愛國主義教育。中國其他地方的大學生們也參加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教育。此後，軍訓在中國高校、甚至高中一直在延續。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90級北大(專題)學生告訴美國之音，她當年和同學們一起被送到了石家莊的一所軍事院校進行軍訓。她說：“每天早上，我們要排隊、踢正步、唱軍歌、進行內務管理，疊被子等。……我想，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聽話、規範化、聽指揮、聽命令吧。”
這位北大的畢業生說，他們當年也受到了思想上的“洗腦”教育，其中應該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
“六四”的記憶被抹殺
另一方面，共產黨也想方設法要讓後來的學生忘掉“六四”的存在。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門大屠殺”是完全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一場受境外敵對勢力蠱惑的“政治風波”。
2018年人教版新版歷史教科書不僅對“六四”隻字未提，中共的前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存在也難覓蹤跡。在香港(專題)，目前中學教科書中對“六四”事件的敘述，也是輕描淡寫。
在澳大利亞留學的中國90後Horror Zoo (化名)告訴美國之音，自己上學的時候， 沒有人告訴她“六四”的事情，書上不會有， 老師也不敢說。她後來看到了大屠殺的畫面，去問父親，可是父親特別輕描淡寫地告訴她，“學生們做錯了事，就應該把他們殺掉。”
至現在，“六四”31年後，中國的網路以及媒體上嚴禁一切帶有“六四”字樣的文字出現。每到“六四”週年紀念的時候，中國境內的一些與“六四”有關的人都會在這個“敏感時期”內“失蹤”。
思想管控加強
2012年 11月，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專題)上臺，中國對異見人士的壓制，對新聞的管控，更加嚴重。對高校學生和老師的思想更是他管控的主要目標。2013年，官方要求高校老師“七不講”，也就是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
2019年12月，中國著名高校之一，上海復旦大學修改學校章程，刪除了“思想自由”，把“學術獨立”換了位置，另加上“愛國奉獻”、“堅持黨領導”和“貫徹黨方針”。
與此同時，高校之外的中國民主和人權的環境也每況愈下，所有主張民主自由的派系和他們的聲音，都遭到嚴重打壓，其中最廣爲人知的是2008年12月的“零八憲章”事件，和2015年7月9日對維權律師的大抓捕。
飛速發展的高科技，例如人臉識別系統，也被中共用來追蹤和掌控民衆的思想和行動。
學生逐漸“安於現狀”
事實上，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與網格化管控體系之下，“六四”以後的31年間，中國再沒有出現過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規模羣衆運動。而中國高校的學生們，或許是出於主動選擇，或許是屬於被動遺忘，已經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熱衷於討論政治和國家前途命運，相反，他們選擇安於現狀。
曾經參加“六四”抗議活動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郭於華認爲，現在的年輕人安於現狀並不奇怪。她說：“如果社會上普遍的是通過這種宣傳、洗腦……在很多人都被這種東西欺騙了矇蔽了，也有很多人不一定是那麼糊塗，但是他也不敢，得小心翼翼地，有些人去了解一些情況，有些人說那樣做不安全，那我乾脆不瞭解，就安於現狀了，我就把自己的事情顧好，年輕人中形成這樣一種普遍的狀況也就不奇怪了。
更爲糟糕的是，中國高校的老師們可能會因爲發表敏感言論 - 對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執政的共產黨有任何不忠跡象，而被“學生信息員”舉報和告發。2019年，中國著名的清華大學就有兩位教授因言論被學生舉報。
郭於華說，學生的舉報得到了校方的鼓勵。而校方這樣的“作惡“是對年輕人，乃至給所有中國人精神上的一種傷害，一種毒害。
在澳大利亞留學的中國90後Horror Zoo說， 她覺得天安門大屠殺給後來的人留下了“白色恐怖”，學生逐漸把賺錢當作第一要著。
她說： “89年那一代是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會上街的，但是有了這次大屠殺後，剩下的就是一種白色的恐怖氛圍。現在的同齡人，正常工作的人， 如果你不把賺錢作爲第一標準，所有人都會嘲笑你。”
她說，其實她的同齡人不少人也知道‘六四’，但是，如果有人提“六四”的話，卻會被嘲諷。
在共產黨的生態系統下努力生存
戴三才（Zak Dychatwald）是美國的一名90後， 也是《年輕的中國：不安分的一代將如何改變中國和世界？》(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一書的作者。爲了完成自己的書，2011年起，他在中國生活了差不多7年時間，此後，每年大約三分之二的時間呆在中國。
戴三才告訴美國之音，寫書之前，他走訪了中國大部分地區，與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數百名同齡人交談。他說，他和中國朋友交談時，並沒有迴避“六四”，但是，他常常會因此與他們陷入爭執之中。
他說，在中國，其實還是有數量不少的年輕人知道“六四”，也有人對“六四”表示同情，但是，或許是因爲年代久遠，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多年來的“教育”，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站在政府的角度爲其辯護。
他說： “我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也就是西方對六四的描述不被接受。他們認爲這不只是屠殺那麼簡單。這種政府說法當然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是政府的宣傳。（他們認爲）當年年輕人進行了暴力抗議，後來這些暴力抗議被暴力鎮壓了。但是，中國政府是非常剋制的，比世界其他地方在發生同類事件時要顯得更爲剋制。”
戴三才還說，他的整體感覺是在他遇到的中國青年中，大約75%的人對政治無感。
他說：“和我聊天的大部分年輕人，這裏不僅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也包括工廠的工人。大多數人是把政治當作天氣來應對的。他們可以跟着它的改變而換衣，可以做好準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預測，也可以抱怨，很多人都這麼做。但是，他們也意識到他們不可以改變它。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只是試圖找到在政府創造的生態系統下生活的辦法而已。”
他說，在中國“90後”和“00後”心中，有些人對政府有抱怨，但是是非常謹慎的抱怨；也有人有這樣的想法，既然改變不了，爲什麼要抱怨呢？
前《洛杉磯時報》駐華記者孟捷慕說，反抗自己的政府及現行秩序幾乎是全世界年輕人的傳統。他能想到的中國年輕人不反對政府的唯一答案是“政治高壓和恐懼”，而且，他說，“在中國，只要你不參與政治行動總是有就業機會的”。
孟捷慕提到的就業與政治行動的關係在西方被看作是中國政府領導層和老百姓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契約：你們別涉足政治，我們負責振興經濟，這樣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
“小粉紅”現象
《年輕的中國》一書的作者戴三才在採訪中還提到自己的一個觀察，他認爲中國這一代的青年是中國最能平視西方的一代。由於成長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年代，看着中國從一個貧弱的國家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也親歷過西方國家的不完美，中國的年輕世代比中國以往的世代更爲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甚至更能接受自己國家的不完美。他說，這應該與近幾年西方社會沒有能夠提供“榜樣“的力量有關。
在中國，的確也有這樣的一羣年輕人，在“大國崛起”的心態下，幾乎是“逢中必贊”。在網絡上，他們以“小粉紅”著稱。有人認爲“小粉紅”“愚蠢、無知、幼稚、被洗腦、狂熱、容易被煽動、不理智”。但是，在中國官媒上“小粉紅”們具有“樸素的愛國情感”，本質上是愛國主義的、有正確歷史觀的、正能量的。在涉及臺灣(專題)、香港、西藏和新疆問題上， “小粉紅”們與中國政府的觀點出奇地一致。
2019年，香港青年爲“反送中”舉行大遊行，香港抗議學生的領袖羅冠聰甚至遭到“小粉紅”們的人身攻擊，甚至死亡威脅。
當新冠疫情在中國稍有緩解，在世界其他地方爆發的時候，“小粉紅”們嘲笑其他國家從中國“抄作業”都不會。
“小粉紅”們的這些反應讓戴三才認爲，有關香港青年的抗議會蔓延到中國，從而引發中國青年同樣的抗議活動的擔憂是多麼的荒誕。他認爲，在現在的中國，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會讓中國青年再次走上街頭抗議，雖然他本來以爲2019年底的新冠病毒疫情會是個契機。
(3) 後疫情時代，“後浪”青年是否還會對政治冷漠？
2019年底，在中國武漢首先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讓一直試圖適應政府或是順從政府的年輕人首次感到了憤怒。他們憤怒於疫情初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疫情的隱瞞和淡化，他們也對政府試圖掩蓋失誤作出反擊。
“吹哨人”李文亮之死引發數百萬中國網民大聲疾呼言論自由，其中就有許多憤怒不安的年輕人，這應該是“六四”以來首次。一些人公開站出來討論政府隱瞞疫情以及訓誡“吹哨人”的代價；一些人冒險親自前往武漢，試圖找出真相；另一些人通過組織志願捐贈活動，來考驗中國共產黨對民間獨立團體的容忍度。
《年輕的中國：不安分的一代將如何改變中國和世界？》一書的作者戴三才說： “過去三四個月以來，由於疫情的爆發，在疫情開始的時候，特別在武漢爆發的時候，我看到了年輕人與政府間關係變得緊張，特別是紀念李文亮醫生的時候。我看到了十年間政府與民衆關係最緊張的一次。”
覺醒後的青年遭到打壓
95後中國公民記者李澤華就是這憤怒的年輕人中的一員。在武漢封城後，李澤華前往武漢試圖尋找疫情真相，但是，很快就遭到中國當局的抓捕。他在記錄自己被中國國安人員抓捕過程的視頻中說，自己再也“不願吞炭爲啞，我也不願意閉目塞聽。”
他在視頻中特別提到了1989年的往事。他說：“我知道理想主義在當年的春夏之交（六四事件）已經破滅。靜坐已經沒有任何作用。……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什麼。”
生活在美國的政治評論人士陳破空當年是天安門民運的領袖之一，他告訴美國之音，他認爲，中國爲疫情而發出的呼籲只是在底線上最微弱的呼聲。
他告訴美國之音： “這次民間對言論自由的呼籲可以說是最低程度的呼籲，是在‘六四’之後三十年政治高壓之後，人們非常膽怯、膽小，在底線上的一個微弱的呼聲。”
然而，即便是這樣爲了維護生存權而發出的小心翼翼的微弱呼聲也遭到了打壓。李澤華被“消失”前，試圖披露武漢疫情真相的85後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也被失蹤。李澤華在失蹤兩個月後現身視頻，但是被疑似監視居住。陳秋實和方斌至今下落不明。
另外，網上紀念李文亮的帖子被大量刪除；李文亮醫生自己被“烈士”，官方一再強調，李文亮不是“對抗體制的英雄”和“覺醒者”。
5月份的時候，新冠疫情還在全球肆虐，但是在中國，青年們的呼聲已經歸於沉寂……
被中國官方蓋章認證的“後浪”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可
在5月，中國政府還推出了自己蓋章認證的中國青年形象。他們的生活是去遙遠的地方旅行和高空跳傘，是穿着漢服在鬧市中肆意舞蹈，是憑着興趣愛好自由探索，盡情享用文明的成果……。
這其實是中國商業視頻網站嗶哩嗶哩(B站)在五四青年節期間推出的一個3分52秒的短視頻《後浪：獻給新一代的演講》裏描述的一切。該短片表示，要和“1.3億B站年輕人一起表達自我，擁抱世界。”
雖然是商業頻道推出的廣告，但是，中國官方的央視新聞、《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環球時報》、《新京報》、澎湃新聞、觀察者網等重要媒體，都發布了這個視頻，給與背書。
視頻意圖通過展示中國現代青年的風貌和多元化的富足生活的圖景，批評“一代不如一代”的說法。 視頻強調，這代年輕人生逢盛世，且擁有了選擇自由，他們“心裏有火，眼裏有光”，這令人羨慕，也讓人滿懷感激。
一位在中國高校任職的老師告訴美國之音：“學生們討論過， 有些分歧。這個宣傳腔比較濃，給領導看的。” 她說，許多學生看着視頻廣告裏那個富足、快樂的年輕人形象，並不認爲是自己。
中國左派的一個網站激流網這樣評論這個視頻說，“五四運動的風雷激盪（電視劇）至今已一百零一年，百年前的五四青年們運用批判的武器懷疑質問身處的周遭，用武器的批判爲社會的困境尋找出路。而在今天的演講之中卻再看不到批判的身影，青年蓬勃的生命力被刪減到只剩下被資本邏輯捆紮的精緻文化產品。”
後疫情世代，青年是否還會繼續順應政府？
在後浪視頻推出前幾天，武漢大學一名叫“磊磊學長”的大四學生4月28日在微博上對自己的前途表達了很大的困惑：“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工作還沒着落，還有資格談詩和遠方嗎？”
他在微博中寫道：“這幾天，學校統計畢業去向。往年這時候， 讀研、工作、中國，大家基本都找到了歸宿。可如今，統計表示仍有許多留白。”
“磊磊學長”的這篇微博後來頻頻被媒體拿出來與《後浪》視頻對比，被當成當代年輕人焦慮的縮影。2020年，像“磊磊學長”這樣的應屆高校畢業生有874萬，比去年同期增長40萬人，而他們將面臨因疫情而萎縮的就業市場。
事實上，疫情對中國的影響可能會更爲深遠。疫情後，中國將面臨更爲複雜的國際和國內的環境：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許多國家支持產業鏈“去中國化”。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高達偉（ Daniel Kao ）告訴美國之音，目前國際上廣泛談論的產業鏈去中國化“會產生骨牌效應，促使各國企業撤出中國，無可避免地會導致中國供應鏈上的公司大量倒閉，千百萬人失業，生存艱難。
他還說：“從歷世上來看，若當政者無法讓百姓溫飽，則民心思變，進而批評現有的體制。”
高達偉的觀察，早在1990年3月，天安門大屠殺的9個月之後，當時的中國實際領導人鄧小平就擔心過。他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歷程時指出，中國人民擁護共產黨，就是因爲共產黨帶來了經濟的發展。這也是西方所說的中國共產黨與民衆之間的那筆心照不宣的交易的由來。
鄧小平當年問道：“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
不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 Hal Brands）認爲目前還很難說中國青年就一定會走到政府的對立面。他認爲，共產黨一定會利用這樣的困境來煽動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和所謂的愛國主義。
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利用外國對中國的批評來掀起國內的民族主義思潮，在某種意義上，這會更加鞏固自己的統治。”
不過，他也認爲， “去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一定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增長，繼而影響到共產黨與民衆之間達成的經濟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