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五年（1082年），吕惠卿路过江宁，给王安石写了封信，欲释前嫌，信上说：“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据说他在江宁等了五天，希望和老王见上一面。

王安石没有见他，而是回了一封《答吕吉甫书》：“趋舍异路，则相煦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老王的意思是大家不再是同路人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两年后，“人在贬途”的苏轼途经江宁，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两人一同游山玩水，流连燕语，相得甚欢，成就了一段佳话。

其实说起来，苏轼才是王安石所说的“异路”之人，曾因反对新法，身陷“文字狱”，差点因此丢掉性命。而吕惠卿曾是王安石的最佳拍档，为新法做出了诸多贡献，人称“护法善神”。

为何王安石对苏轼骑驴相迎，而对吕惠卿拒之门外？

从他们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人之间应该存在着比较深的嫌隙，才导致曾经的“亲密战友”甚至都比不上“敌人”受欢迎。

王安石变法之时，吕惠卿是他最忠实的伙伴和最坚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曾说：“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惠卿与布（曾布）终始不易，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 在信中也说：“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对此，王安石是心怀感激的。

吕惠卿是嘉佑二年进士，这一榜号称“千古科举第一榜”，榜上有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王韶、章惇、曾布等人，可谓是群星璀璨，光耀整个大宋。

吕惠卿能够名列此榜，自然不是俗物。主考官欧阳修就对其非常赏识，曾写信向王安石推荐：“吕惠卿，学者罕能及。更与切磨之，无所不至也。”王、吕两人结识正是缘于欧阳修的介绍。

两人初见交心，引为知己。《宋史》说两人“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吕惠卿自己也说：“合乃相从，疑有殊于天属？”意思是说他们俩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好基友。

在王安石眼中，吕惠卿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学以致用，所以他向宋神宗推荐了这个人才：“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吕惠卿对王安石更是佩服地五体投地，四处对人说：“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

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王安石和吕惠卿交恶的原因，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因为立场问题，一些史料更乐意把他们的矛盾归结为私人恩怨，看成是一出大佬和细佬之间互相争权，相互倾轨的戏码。如苏辙在《乞诛窜吕惠卿状》中说：

“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尼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

以苏辙的人品，当然不是造谣之人。不过小苏当时是谏官，有“风闻奏事”之权。（宋仁宗“发明”了这个“风闻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说谏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二苏可谓是新法的“受害者”，自然不会浪费时间帮他们去求证。不过此事后来被有心人利用，比如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说：

“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书，有曰：“无使齐年知。”谓冯公京，盖荆公与冯公皆辛酉人。又曰：“无使上知。”神宗始不悦荆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狱，事连李士宁；士宁者，蓬州人，有道术，荆公居丧金陵，与之同处数年，意欲并中荆公也，又起郑侠狱，事连荆公之弟安国，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荆公者无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辞，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陈州。李逢之狱遂解，其党数人皆诛死，李士宁止于编配。呜呼！荆公非神宗保全则危矣。”

邵氏的记载很详细，不过可信度不高。不过此事后来被《宋史》采信，列入王安石本传：“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吕惠卿因此被称为忘恩负义的反骨仔。

《宋史》中关于王安石的资料主要来自《邵氏闻见录》，而邵伯温其人是最坚定的保守派，对于新法和变法人士几乎没有好话，甚至制造了大量谎言来攻击和诽谤新法。如“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就如小说家之言。

熙宁七年（1074年），郑侠上《流民图》，此事引发了一连串的化学反应。一是宋神宗对新法的态度产生了动摇，反对派因此抬头，新法的形势一片紧张。二是王安石被迫罢相，吕惠卿虽然积极发动台谏为王安石造势，但在压力面前，宋神宗还是选择对旧党进行妥协，老王只能做个背锅侠。

吕惠卿上台后，借郑侠案打击反对派，重新稳定变法形势，坚定了宋神宗的态度。可以说，吕惠卿为老王的复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王安石还朝后，宋神宗对他说：“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说：“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把这一切归功于吕惠卿。

王安国虽是老王的亲弟弟，但是他并不支持新法，反而和一些旧党走的比较近。郑侠上《流民图》时，他不仅不阻止，反而大声叫好。所以王安国之事只能说是殃及池鱼，不能全然说是吕惠卿挟公器而报私仇，至少他确实和郑侠有所牵连。至于王安国之死，更和吕惠卿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王安石复相之后，也没对此事有什么说法。

李士宁案起于有人告发余姚县主薄李逢谋反一案，虽然此事和王安石无关，但李士宁曾为其座上客，而且事关谋反，王安石也不得不上书请罪。《邵氏闻见录》所说的吕惠卿“意欲并中荆公”之言，则是个人的揣测之语，并无实际根据。

有点脑子都知道，扳倒王安石对吕惠卿没有半点好处。王安石是变法的精神支柱，如果他陷进谋反案了，反对派自可拿来大做文章，新法根本就不可能再推行下去，除非吕惠卿“弃暗投明”投靠旧党。而且王安石复相之后，两人关系依然密切，也说明了此事不大可能。

对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认为邵伯温的说法不可靠：“皆云吕惠卿起李逢狱，捕李士宁以撼安石,考日期，似不然，今不取。司马光《纪闻》亦载李士宁事，独不云惠卿欲以撼安石也。”

可见，王安石和吕惠卿的矛盾并不是源于上述之事。他们两人的矛盾是发生在王安石复相之后，两人因在政见和学术等方面产生分歧，从而渐行渐远。但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吕惠卿，都认为他们的矛盾都是因为国事，并非出于私情。如王安石在信中所言：“与公同心，以致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

一是王安石首度罢相之后，吕惠卿曾推行手实法和给田募差役法，但王安石不支持这两项新法，复相之后，都予以废除。而吕惠卿对于王安石“欲添盐钞而废交子,罢河北运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表示不赞同。

二是在用人方面，两人都觉得对方用人有问题，一方觉得对方用人唯亲，另一方觉得对方所用非人。例如吕惠卿欲重用曾旼，而王安石厌恶曾旼，不予重用。又如练亨甫，吕惠卿认为是“小人”，曾对他们兄弟进行陷害，但王安石却有不同意见。

三是王安石对吕惠卿编撰的《三经新义》的一些内容不满意，因此爆发了正面冲突，两人的矛盾也因此表面化。《三经新义》是新法的重要理论工具，此事也可以说是两人政见不同的表现。

这些分歧也导致两人无法再好好共事，吕惠卿因此多次向皇帝打报告，请求辞职，不过宋神宗多次婉拒，后来因为华亭“借钱买田”一事被罢参知政事“守本官，知陈州”。此事有说乃王雱所为。

不过大佬不合，下面人就开始站队，这是经常之事。吕惠卿被贬之后，有的人以为他失势，便落井下石，欲置之于死地。比如练亨甫、邓纶等人，其中练亨甫被认为是王雱的人，所以吕惠卿以为此事乃王安石所为，便上书跟皇帝投诉，指责老王和台谏勾结，并说老王“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诉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犯命矫令，罔上要君。”

这话说的比较狠，宋神宗心里也犯嘀咕，因此向王安石求证。老王心中委屈，我可没干过这事啊。回家后，问了儿子王雱才知道真相。“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此事虽没给王安石带来实际伤害，但也让宋神宗起了猜忌之心。

此事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决裂。而不久后，王雱病死，王安石心灰意冷，力请去职。熙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后来吕惠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所以专门写信道歉求和，王安石回信谢之，所以才有开头的元丰五年之事。

在信中，吕惠卿道歉之情溢于言表，他回顾了两人往日的友情，信中还引用了一个禅门的典故“关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辞亦已”，借此说明当年并非有意，而是误伤。王安石表示理解“考实论情，则公宜昭其如此。”

虽然当时，两人并没有马上握手言好，而且一直到王安石去世，两人也没有见面，但是两人曾多次书信往来。元丰六年，王安石有一封《再答吕吉甫书》，从信中可以看到两人聊得还是蛮开心的，还互赠礼物。

晚年王安石还有一封《与吕参政书》，内有“承累幅勤勤，为礼过当，非敢望于故人也”之语，可见二人来信颇勤，已经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了。

这一对曾经的大宋“好基友”，也发展成了“好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