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五年（1082年），呂惠卿路過江寧，給王安石寫了封信，欲釋前嫌，信上說：“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據說他在江寧等了五天，希望和老王見上一面。

王安石沒有見他，而是回了一封《答呂吉甫書》：“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溼，不如相忘之愈也。”老王的意思是大家不再是同路人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兩年後，“人在貶途”的蘇軾途經江寧，王安石“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兩人一同遊山玩水，流連燕語，相得甚歡，成就了一段佳話。

其實說起來，蘇軾纔是王安石所說的“異路”之人，曾因反對新法，身陷“文字獄”，差點因此丟掉性命。而呂惠卿曾是王安石的最佳拍檔，爲新法做出了諸多貢獻，人稱“護法善神”。

爲何王安石對蘇軾騎驢相迎，而對呂惠卿拒之門外？

從他們的信中，我們不難看出，兩人之間應該存在着比較深的嫌隙，才導致曾經的“親密戰友”甚至都比不上“敵人”受歡迎。

王安石變法之時，呂惠卿是他最忠實的夥伴和最堅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曾說：“法之初行，議論紛紛，獨惠卿與布（曾布）終始不易，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 在信中也說：“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對此，王安石是心懷感激的。

呂惠卿是嘉佑二年進士，這一榜號稱“千古科舉第一榜”，榜上有蘇軾、蘇轍、曾鞏、程顥、張載、王韶、章惇、曾布等人，可謂是羣星璀璨，光耀整個大宋。

呂惠卿能夠名列此榜，自然不是俗物。主考官歐陽修就對其非常賞識，曾寫信向王安石推薦：“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王、呂兩人結識正是緣於歐陽修的介紹。

兩人初見交心，引爲知己。《宋史》說兩人“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呂惠卿自己也說：“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意思是說他們倆是一對志同道合的好基友。

在王安石眼中，呂惠卿學識淵博，才華橫溢，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夠學以致用，所以他向宋神宗推薦了這個人才：“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

呂惠卿對王安石更是佩服地五體投地，四處對人說：“惠卿讀儒書,只知仲尼之可尊。讀外典,只知佛之可貴。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師。”

兩人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王安石和呂惠卿交惡的原因，歷來也是衆說紛紜。因爲立場問題，一些史料更樂意把他們的矛盾歸結爲私人恩怨，看成是一出大佬和細佬之間互相爭權，相互傾軌的戲碼。如蘇轍在《乞誅竄呂惠卿狀》中說：

“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複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

以蘇轍的人品，當然不是造謠之人。不過小蘇當時是諫官，有“風聞奏事”之權。（宋仁宗“發明”了這個“風聞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說諫官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二蘇可謂是新法的“受害者”，自然不會浪費時間幫他們去求證。不過此事後來被有心人利用，比如北宋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中說：

“惠卿既得位，遂叛荊公，出平日荊公移書，有曰：“無使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荊公與馮公皆辛酉人。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荊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者，蓬州人，有道術，荊公居喪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並中荊公也，又起鄭俠獄，事連荊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荊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荊公。公不辭，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士寧止於編配。嗚呼！荊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

邵氏的記載很詳細，不過可信度不高。不過此事後來被《宋史》採信，列入王安石本傳：“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呂惠卿因此被稱爲忘恩負義的反骨仔。

《宋史》中關於王安石的資料主要來自《邵氏聞見錄》，而邵伯溫其人是最堅定的保守派，對於新法和變法人士幾乎沒有好話，甚至製造了大量謊言來攻擊和誹謗新法。如“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闕”就如小說家之言。

熙寧七年（1074年），鄭俠上《流民圖》，此事引發了一連串的化學反應。一是宋神宗對新法的態度產生了動搖，反對派因此抬頭，新法的形勢一片緊張。二是王安石被迫罷相，呂惠卿雖然積極發動臺諫爲王安石造勢，但在壓力面前，宋神宗還是選擇對舊党進行妥協，老王只能做個背鍋俠。

呂惠卿上臺後，借鄭俠案打擊反對派，重新穩定變法形勢，堅定了宋神宗的態度。可以說，呂惠卿爲老王的復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所以王安石還朝後，宋神宗對他說：“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爲。”又說：“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把這一切歸功於呂惠卿。

王安國雖是老王的親弟弟，但是他並不支持新法，反而和一些舊黨走的比較近。鄭俠上《流民圖》時，他不僅不阻止，反而大聲叫好。所以王安國之事只能說是殃及池魚，不能全然說是呂惠卿挾公器而報私仇，至少他確實和鄭俠有所牽連。至於王安國之死，更和呂惠卿沒有半毛錢關係，所以王安石復相之後，也沒對此事有什麼說法。

李士寧案起於有人告發餘姚縣主薄李逢謀反一案，雖然此事和王安石無關，但李士寧曾爲其座上客，而且事關謀反，王安石也不得不上書請罪。《邵氏聞見錄》所說的呂惠卿“意欲並中荊公”之言，則是個人的揣測之語，並無實際根據。

有點腦子都知道，扳倒王安石對呂惠卿沒有半點好處。王安石是變法的精神支柱，如果他陷進謀反案了，反對派自可拿來大做文章，新法根本就不可能再推行下去，除非呂惠卿“棄暗投明”投靠舊黨。而且王安石復相之後，兩人關係依然密切，也說明了此事不大可能。

對此，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就認爲邵伯溫的說法不可靠：“皆雲呂惠卿起李逢獄，捕李士寧以撼安石,考日期，似不然，今不取。司馬光《紀聞》亦載李士寧事，獨不雲惠卿欲以撼安石也。”

可見，王安石和呂惠卿的矛盾並不是源於上述之事。他們兩人的矛盾是發生在王安石復相之後，兩人因在政見和學術等方面產生分歧，從而漸行漸遠。但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呂惠卿，都認爲他們的矛盾都是因爲國事，並非出於私情。如王安石在信中所言：“與公同心，以致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

一是王安石首度罷相之後，呂惠卿曾推行手實法和給田募差役法，但王安石不支持這兩項新法，復相之後，都予以廢除。而呂惠卿對於王安石“欲添鹽鈔而廢交子,罷河北運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表示不贊同。

二是在用人方面，兩人都覺得對方用人有問題，一方覺得對方用人唯親，另一方覺得對方所用非人。例如呂惠卿欲重用曾旼，而王安石厭惡曾旼，不予重用。又如練亨甫，呂惠卿認爲是“小人”，曾對他們兄弟進行陷害，但王安石卻有不同意見。

三是王安石對呂惠卿編撰的《三經新義》的一些內容不滿意，因此爆發了正面衝突，兩人的矛盾也因此表面化。《三經新義》是新法的重要理論工具，此事也可以說是兩人政見不同的表現。

這些分歧也導致兩人無法再好好共事，呂惠卿因此多次向皇帝打報告，請求辭職，不過宋神宗多次婉拒，後來因爲華亭“借錢買田”一事被罷參知政事“守本官，知陳州”。此事有說乃王雱所爲。

不過大佬不合，下面人就開始站隊，這是經常之事。呂惠卿被貶之後，有的人以爲他失勢，便落井下石，欲置之於死地。比如練亨甫、鄧綸等人，其中練亨甫被認爲是王雱的人，所以呂惠卿以爲此事乃王安石所爲，便上書跟皇帝投訴，指責老王和臺諫勾結，並說老王“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訴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犯命矯令，罔上要君。”

這話說的比較狠，宋神宗心裏也犯嘀咕，因此向王安石求證。老王心中委屈，我可沒幹過這事啊。回家後，問了兒子王雱才知道真相。“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此事雖沒給王安石帶來實際傷害，但也讓宋神宗起了猜忌之心。

此事也標誌着兩人正式決裂。而不久後，王雱病死，王安石心灰意冷，力請去職。熙寧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罷相，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後來呂惠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所以專門寫信道歉求和，王安石回信謝之，所以纔有開頭的元豐五年之事。

在信中，呂惠卿道歉之情溢於言表，他回顧了兩人往日的友情，信中還引用了一個禪門的典故“關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辭亦已”，藉此說明當年並非有意，而是誤傷。王安石表示理解“考實論情，則公宜昭其如此。”

雖然當時，兩人並沒有馬上握手言好，而且一直到王安石去世，兩人也沒有見面，但是兩人曾多次書信往來。元豐六年，王安石有一封《再答呂吉甫書》，從信中可以看到兩人聊得還是蠻開心的，還互贈禮物。

晚年王安石還有一封《與呂參政書》，內有“承累幅勤勤，爲禮過當，非敢望於故人也”之語，可見二人來信頗勤，已經捐棄前嫌，重歸於好了。

這一對曾經的大宋“好基友”，也發展成了“好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