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幾經波折，終於在崇禎十七年攻入北京。這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推翻了統治達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明王朝。

三股勢力形成了“三方博弈”的局面

我們都知道，當時中國的大地上，有三股勢力：一是在關外慾入主中原久矣的滿清政權；二是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三是明王朝殘存的勢力。李自成的起義軍進入北京後，便形成了一個“三方博弈”的局面。

明王朝的殘存勢力，包括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和江南地區的南明政權。從表面上看，他們是佔有優勢的，但實際上，其內部是派別林立、鬥志渙散，說他們是“一盤散沙”一點都不過分。其中，只有吳三桂這四五萬人的軍隊，還算是具有一戰之力。

正因如此，此時真正有實力逐鹿中原的，只有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和在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在這個時期，就整個社會的結構而言，占主導地位的仍舊是封建主義。無論是李自成還是滿清貴族，想要在這場鬥爭中取勝，不僅要靠軍事力量，還要取得地主階級的支持。

基於這一點，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作爲一個農民政權，想要長期存在下去，必須要向封建階級轉化，短時間之內轉化不了，只能尋求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

由此看來，風雲變幻之迷霧籠罩下的核心，便是——滿清和大順，誰能得到漢族地主階級的心，誰就有取得勝利的希望。我們都知道，李自成農民軍的起義口號是“均田免糧”。這不僅僅是一個口號，更是李自成的政治綱領。

當時有民謠唱得好：“穿他娘，喫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此言雖然粗俗，但卻點明瞭大順政權的內核，即“平均主義”。從好的方面來看，這在客觀上滿足了人民對土地的渴望；從壞的方面來說，這是打擊、排斥漢族地主階級的政策。

正因如此，滿清貴族多了一份助力。他們比大順政權高明得多，拉攏、聯合了大部分的北方地主階級。吳三桂便是典型的例子。

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吳三桂，他的優先選擇是歸順於大順

吳三桂擁有明王朝的精銳部隊，這一支部隊戰鬥力強，素有“鐵騎”之稱。我們都知道，吳三桂在明朝末期，並沒有向滿清政權投降的意圖，他依然積極部署兵力，堅持捍衛山海關的前線寧遠。

吳三桂在大勢已去，獨自很難存活的情況下，接到來自於大順政權和滿清政權兩方面的招降。初始他並沒有輕易表態，但從文獻中的記載可以看出，在明朝大勢已去之時，哪怕清太宗數次寫信招降，吳三桂也並無向清朝投降之意。他的優先選擇是歸順於大順政權，而且相當有誠意。

從吳三桂把自己唯一的根據地山海關，輕易地交給大順軍代守，以及文獻中他的種種表現，便可以證明這一點。遺憾的是，李自成的權將軍劉宗敏卻籍沒了吳襄之家，吳三桂聽聞此消息後“不勝發豎”，認爲“此誘我”，遂立即改變了態度，向清軍投降。

作爲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吳三桂，哪還管什麼國家利益！至此，吳三桂便由降順變爲了降清，去享他“如山河之永”的富貴去了。

李自成雖然“責劉宗敏”，但爲時已晚。正所謂“成王敗寇”，李自成失敗之後，便被一些人評價爲“流賊”，更有甚者將他評價爲“民族罪人”。事實上，這些評價都是有失公允的。民間還有一則更加過分的故事，醜化了李自成的形象。

被盜出土的明朝石碑，碑文重塑了李自成的形象

野史之中記載，李自成曾“煮殺”了福王朱常洵，將他的肉和鹿肉混合，賜給起義軍分而食之，美其名曰：“福鹿宴”。

那麼，福王朱常洵真的是被煮而死嗎？答案是否定的。1924年被盜出土的《明福王朱常洵壙志》上，明確地記載了福王朱常洵的生卒、冊封，以及李自成攻克洛陽的具體日期，其中的內容顛覆了我們對李自成的認知。

石碑上記載，“突有流賊數萬攻陷府城”，此即是李自成攻陷洛陽。福王“挺身抗節，指賊大罵”，最終“與城俱亡”。隨後，石碑上又記錄了福王的屍體之所在：“ 葬邙山之原”。

由此可見，福王被李自成起義軍殺害後，屍體仍存，並不像故事中記敘的那樣被煮殺，這也重塑了李自成的形象。而所謂的“福鹿宴”，也是對李自成的污衊，純粹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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