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胡桑看來,詩歌至少有兩種功用,一種承擔的是社會認知與傳播功用,在這種功用下人們想要理解的可能不是詩歌本身的價值,而是詩歌能夠給他們帶來什麼——比如標籤可以簡化詩人的東西,但是更容易傳播,讓讀者覺得“我可以理解詩人”。”胡桑表示,所以有些時候很多人喜歡那種直覺式的消費性閱讀,在一瞬間讀兩三行,可是慢慢也可能會轉變他的閱讀方式,去嘗試大部頭的作品,去鑽研一首詩的結構,探索一首詩內在的邏輯和它背後的精神世界。

近來不少“詩歌現象”頗受關注。比如英國BBC關於詩人杜甫的紀錄片受到熱議;某出版公司出版《大山裏的小詩人》,推薦留守兒童的詩歌……“詩歌熱”正在發生嗎?與此同時,詩歌在互聯網上以金句的形式廣爲傳播,“轉發”就是“讀懂”了嗎?6月3日,同濟大學中文系教師、詩人胡桑和詩人絲絨隕做客“跳島FM”第十期,就詩歌的認知、傳播與閱讀啓示暢所欲言。

“我們經常在哪裏會看到詩歌?除了去買一本詩集,我們只能在朋友圈、微博上看到從一首詩裏被摘出來的兩段,或者一個單句,它似乎成了我們這個時代可有可無的裝飾性的東西,就像一枚胸針,或者一對耳墜。”在絲絨隕看來,如今詩歌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已具有了一定的裝飾性。

比如他發現自己的一句詩現在常被用來向雪花表白——“遇見你,而後有懸崖,而後有夜晚與夜晚之分別,有燭火惺忪和萬物生長,又凋落”,不少人還會在這句詩後再加一下“絲絨隕”。“他也不知道這三個字是作者名字還是什麼,反正跟在後頭了。我覺得這個現象還蠻有意思的。他把詩歌複製粘貼在他的社交媒體中,虛擬生活中,讓詩歌真的很像一枚胸針、一對耳墜。”

胡桑

“這種流轉過程本身是有意思的。”胡桑說,從前大家一直預設一首詩就屬於一個詩人,但這個社會還設想另一種狀態,即“作者不重要”,隔絕了作者的絕對權威,“文本本身是一個不斷在流轉的東西,金句的流轉就是這樣。允許我用個學術概念叫 ‘可寫性’,它是一個不斷可以被改寫的東西,哪怕這個改寫只是多了 ‘絲絨隕’三個字。在被流轉的時候,文本就像錢幣一樣印上了我們手指的痕跡,這是一個讓文本越來越豐富的過程。”

“標籤化”詩人更易傳播,但詩人也被簡化了

在互聯網時代,許多詩人在進入公共視野時常被貼上了某一標籤,比如陳年喜,就有“礦工詩人”一說。

“我去看陳年喜的文本時,已經有了 ‘礦工詩人’這樣的代入,我知道他是一位礦工同時也是一位詩人,他的詩歌血液中必定溶有礦工色彩的東西。因此他用的詞語,包括他推進節奏的方式都非常具有曠工的紀律性力量,它的秩序是非常緊密的,和他的身份也連接得非常緊密。”

絲絨隕

絲絨隕說,“礦工”這個標籤可能更多來自於經驗,而不是來自於身份,但是標籤傳播出去後,很多本身可能沒有詩歌寫作經驗的人會很窄地從陳年喜的礦工身份進行認知。

“中國很多詩人會被貼上標籤,比如 ‘打工詩人’、 ‘礦工詩人’,甚至像餘秀華在很早期的傳播中會被貼上 ‘腦癱詩人’的標籤。難道詩人總歸要貼上一個地位相對卑下,或者說來自社會底層,或者說身體有某部分缺陷的標籤,纔會得到大家的關注嗎?而不是說因爲我的文本和我的角色本身有一個很完美的結合,我的詩傳遞出去,能讓大家看到來自礦工的經驗,來自大地深處的經驗。”絲絨隕感慨,“我作爲一個文本的傳播力量被削弱了,而我作爲在傳播中需要拎出來的一個標籤被放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通過那個標籤進來的人能夠真正認識到他詩歌中和他個人獨有經驗結合得非常緊密的那部分力量。”

在胡桑看來,詩歌至少有兩種功用,一種承擔的是社會認知與傳播功用,在這種功用下人們想要理解的可能不是詩歌本身的價值,而是詩歌能夠給他們帶來什麼——比如標籤可以簡化詩人的東西,但是更容易傳播,讓讀者覺得“我可以理解詩人”。另一種功用就是文學性的功用,會強調文本是否站得住腳,是否具有技術含量,或者具有精神的傳統、對話的能力。

他認爲,這兩個功用不衝突,我們也不需要貶低普通讀者的認知,說通過標籤去讀一定是誤讀。“我覺得可以寬容一點。因爲對他來說,讀詩可能就是激活身上的一點點經驗,哪怕是個標籤經驗,我覺得也可以,至少他的生命還是在被閱讀過程中被打開的。”

“我也不認爲這兩種是衝突的關係,但我還是希望,在標籤提供了一個通道後,有更多人能夠真正去看一看詩人內心的東西。誤讀肯定是存在的,只要有詩歌就會有誤讀,或者說只要有文本就會有誤讀。但作爲詩人個體,我還是希望詩人被大衆看到的是他真正的那部分,而不是說去曲解他,歪曲他,甚至造成一些很扭曲的事件。”絲絨隕說。

快速的“金句式閱讀”也是重要的當代經驗

“寫作方式有兩種,就像愛爾蘭詩人希尼說的,詩人有兩種,一種是火成岩式的,像岩漿一樣突然爆發,另外一種就是水成岩式的,像沉積岩一樣慢慢沉積然後成形了一塊石頭。”胡桑的寫作方式偏於後者,“這種方式在這個時代其實不討好,因爲這個時代是個快速的碎片化時代。金句爲什麼能流行?就是因爲時代的碎片化經驗要求這種金句的傳播。金句可以激活你一瞬間的感受。”

他說:“我沒有貶低這個時代,我覺得這個時代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們把它確定下來,可貴的經驗需要書寫出來。我現在的寫作方式越來越傳統。以前我經常被稱爲新銳詩人,我現在常說 ‘新銳’兩個字不能加,一方面我覺得自己也不年輕了,另一方面我的寫作方式好像不那麼追求新銳了。我不是說新銳不好,絲絨隕的詩還是很新銳的,是我覺得可以看到這個時代年輕人生存境遇的詩,是很可貴的。”

絲絨隕認爲胡桑的詩歌最終是以一個確定性的東西給到讀者,而他自己的詩可能更多呈現出來的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東西,“其實我也有沉澱,但我的沉澱可能不會有一個確定性的東西出來,它依然是一條流動的河。比如說我第二次又撿到一塊閃光的碎片,我會發現它是我上一次扔進水裏的那一塊,也會喚起一些經驗的重複、重疊、交疊、演化,最終它也有疊加的部分,也有確定性的部分,但它往往是在一個不確定性的狀態下被召喚出來的。”

“我現在越來越寬容,就是中年心態,我覺得什麼詩都能寫,什麼樣的詩人都是可貴的,什麼樣的閱讀都有它的合理性,問題在於你怎麼認識閱讀本身。”胡桑認爲,哪怕有些人在幾秒時間裏讀完金句,然後就把詩歌扔開了,也不能說那就是褻瀆了詩歌。

“這種閱讀本身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當代經驗。在這樣一種快速閱讀中,我們恰恰看到這個時代是一個極速流轉的時代,是一個碎片的時代,或者說它是一個倦怠社會。大家無力於花大量時間在一個作品上,在一次閱讀中。時間被很多工作和人情交際耗費着,我沒有時間在寫作、閱讀上花那麼多精力。我就是看一個金句,在這一瞬間我好像獲得了某種安慰。但是這本身於文學無所損失。”

胡桑試圖去命名這樣的閱讀方式,“可能它是這個時代的某種原型,我們生活方式的原型。原型就是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相對穩定的一個精神內核。這些精神內核其實都是隨着歷史變化而變化的。我們不能拿北島那個時代的歷史經驗來衡量我們這個時代,說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卑微的時代。我們這時代有自己的時代精神,這個精神就是我剛纔說的,可能是倦怠的,可能是破碎的,可能是急速流轉的,可能是一次性消費的。”

文學的意義在於每個人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最近BBC的杜甫紀錄片也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

胡桑的很多朋友提到這個片子拍得不好,因爲片中用英語講述杜甫的詩時,用的是英語譯文。但胡桑認爲杜甫既然是一個重要的詩人,是一個經典性的詩人,那麼他就應該被不斷地翻譯、變形。

“我想起來溫伯格有一本小書叫《觀看王維的十九種方式》。一個好的詩歌作品,就是它永遠處在不斷被翻譯和變形中,哪怕變形了,它的精神質地依然存在。它在英文譯本中依然是有魅力的,你不能說它跟漢語表達不一樣就是不好,我們應該去關心的是它在一種新的形式中,新的語言質感是什麼。然後這種質感跟它背後那種沉鬱頓挫的精神之間什麼關係。”胡桑說。

兩人還談到對於杜甫詩的理解。絲絨隕坦言自己年輕時讀杜甫的詩,確實覺得有點難嚼,不會去細細品嚐它沉鬱頓挫的滋味,但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後再去讀,就會有豁然開朗的狀態。“我年輕的時候確實是更喜歡李白的詩。但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你讓我去讀李白和讀杜甫,一定是杜甫更有滋味,你在讀的時候能讀出更多的層次和節奏的東西。再反過去看李白的那種偏激情式的東西,反而會覺得不如杜甫的。也不是說有高下之別,就是說現在的我更能夠理解杜甫了。”

“既然生命是發展的,那麼閱讀也是發展的。”胡桑表示,所以有些時候很多人喜歡那種直覺式的消費性閱讀,在一瞬間讀兩三行,可是慢慢也可能會轉變他的閱讀方式,去嘗試大部頭的作品,去鑽研一首詩的結構,探索一首詩內在的邏輯和它背後的精神世界。

“因爲世界太豐富了,它是個叢林,裏面有喬木,也有灌木,甚至也有小草,每一個存在都有活下去的權利,有生命的要求。如果有些人讀不懂或者不想讀杜甫也沒事。杜甫不是唯一的詩人。也不是說到了中年就一定說李白就不好,其實有些人可能越到後面越覺得李白好,因爲他不沉重。所以人生有不同的選擇,不同階段你有不同的選擇,還有你在同一時刻你也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這都是開放的。”胡桑稱,“如果文學能夠一直是人類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在於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他自己在文學裏面的位置,這是文學的意義。如果我們在文學中找不到位置,這個時候文學真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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